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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从徐州战场撤到湖北襄阳、樊城整补的川军第22集团军所属第45军接到命令，要其立即开赴豫南信阳、罗山一线阻敌西进。
第22集团军原本下辖第41军第45军和第47军，之所以只派第45军北上，是因为川军内部出现了问题。
由于刘湘在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所留职务被蒋氏一分为四，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被调回四川接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一职，所留职务由孙震接任。
第22集团军本就是拼凑而成的，邓锡侯、孙震是大股东，李家钰和田颂尧是小股东。
在第22集团军奉调到徐州战场时，李家钰的第47军留在了山西。
在徐州会战结束后，第47军也不肯归建，让本就不强的实力第22集团军的更是雪上加霜。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邓锡侯调离后，接任的是孙震，而非李家钰。李家钰只捞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
41军和45军都是下辖3个师的甲种军。可在徐州会战时41军损失过大，其主力122师在滕县一战中几乎伤亡殆尽，124师也损失过半。
此次接到命令，孙震也只能调在川中的123师急赴战场。
可川军出川靠的全是两条腿，是需要时间的。而命令已经下达，若贻误战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没办法，孙震只能对41军和45军进行重组。
从41军122师抽调一个团，从124师抽调2个团，重组124师，由曾甦元担任师长。
从45军125师抽调2个团，从127师抽调1个团，重组125师，由王学姜担任师长。
然后新编成的124师和125师合编为第45军，由陈鼎勋担任军长，率部向信阳集中。
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
一是川军内部上层不团结，为了权力勾心斗角。
二是川军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过大，每师从原来的两旅四团的乙种师变成了每师下辖3个团的丙种师。
即使是丙种师，还是第22集团军好不容易拼凑而成的。
但曾甦元和王学姜这两个师长却很兴奋。
因为在信阳，他们见到了一支过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装备精良的部队，那就是胡宗南的17军团。
17军团不仅有炮兵11团、高射炮兵，甚至连第200师的机械化部队都上来了配属作战。
可曾甦元和王学姜这两位师长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就被17军团来的一个将领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按照这两位师长的想法，既然来了这么多精锐部队，那还不应该配属在一线作战？
以川军的实力，充其量在周边起到策应，敲敲边鼓的作用。
可胡宗南的命令是，第45军立即在罗山以东的竹竿铺地区布防，阻止日军西进，以掩护其主力1军的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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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下达后，第45军军长陈鼎勋虽然知道这次是被胡宗南当成了“下驷”，但也无可奈何，只能亲率124师向罗山方向前进。
可还没等到罗山县城，前方传来消息，说日军已经出现在罗山以东的竹竿铺，正在与董钊的第28师激战。
陈鼎勋下令军部就地设立指挥所，124师继续前进，限于当日挺进到罗山县城及其以东地区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日军。
这一天是1938年10月2日。
10月3日，已经突破董钊第28师防线的日军对罗山以东的任岗发起进攻，仍然是炮火开路，步兵冲锋的传统套路。
见此，曾甦元立即要求后方炮兵开火支援。不料，原本布置在阵地之后的17军团炮兵早就撤到信阳去了。
失去了炮兵支援，这个仗不好打了。
10月下午3时许，罗山城南的小罗山高地失守。
小罗山高地失守，日军的机关枪火力已经覆盖到罗山南关汽车站。
当时，124师师部所在地就在南关汽车站，师长曾甦元被日军的火力堵在房间内出不来。
好在急中生智，众人把墙壁打破了一个洞，这才突围而出。
好在胡宗南虽然把重炮撤走，但200师的战防炮营尚在。
在战防炮营的支援下，124师派出一个营的预备队收复了小罗山高地。
这次遇险让曾甦元犯了愁。
他考虑到，日军既然能派出一支先遣队在124师的右翼迂回到小罗山，那么，日军的主力难道就不能继续沿用这个办法吗？
如果日军主力采用向右迂回的战术绕到小罗山高地附近，或者干脆切断小罗山高地与任岗之间的联络，那么，驻守在任岗的两个团很有可能会被日军包围，到时即使想撤，恐怕也撤不下来。
若这两个团覆灭，那么，仅有1个团防守的罗山城和小罗山高地也守不住。
那时，整个124师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
曾甦元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与陈鼎勋商量，决定放弃罗山县城与任岗，转移到罗山城西南方向的子路河以西与栏杆铺的山地上进行防御。
曾甦元之所以想要这么做，是因为在息县布防的125师已经调回，正沿着罗山汽车站以西子路河桥西地区进行防御。
可曾甦元的想法遭到了陈鼎勋的拒绝。
由于担忧曾甦元战场抗命，陈鼎勋还特意派员到124师去督战。
因为陈鼎勋知道，125师之所以从息县撤退，其目的就在于为了掩护124师罗山防线的侧翼，其作用在于以罗山县城为防御支点，两翼配合阻敌西进。
若124师从罗山县城撤退，这个防御支点就不存在了。
而曾甦元的看法则与陈鼎勋不同。
除了上文所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曾甦元认为，在日军炮火猛烈且自身又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要想守住罗山县城，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且，124师的三个团仅留有一个团防守罗山县城，其中一个营还被派到了小罗山高地。
日军要想攻打罗山，必定是采用分割包围的战术先取任岗和小罗山高地。
若任岗和小罗山高地的部队损失，难道仅凭一个师部和两个营的兵力就能守住罗山县城吗？
与其这样，还不如主动撤出县城，防守山地，或许还会把防御时间拖得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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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曾甦元的战术就是错，这个战术很有一些太平军“守险不守陴”的味道在内。
所谓“守险不守陴”，其特点是将精锐兵力用于控制环城四周险地，造成敌军四面受制而无力集中攻城的战法。
可“守险不守陴”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陴”。
也就是说，“守险不守陴”的目的是要守住城而不是要弃城，而曾甦元的做法就是干脆放弃了罗山县城，这无疑是违抗了军令的。
都说蒋系部队“守强攻弱”，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在抗战时期，蒋系部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攻不下城池，不至于军法从事，可要是失守了城池，那大概率难逃一死。这就造成了蒋系部队普遍的“守强攻弱”。
当然，出现这种局面，也跟蒋系部队缺乏重型攻城装备有关。
可曾甦元的战术虽然取巧，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可以率部撤离罗山，而45军军长陈鼎勋接到的命令却可是死守罗山。
哪怕曾甦元有再多的理由，他都是在陈鼎勋派员督战的情况下撤离罗山的，属于典型的战场抗命。
当然，124师从罗山县城、小罗山高地和任岗撤离后并没有溃逃，而是来到了125师的右翼布防。
这一点，是曾甦元在日后得以逃脱被军法严惩的原因之一。
那么，作为陈鼎勋的下级，曾甦元为何敢于战场抗命呢？
原因倒也简单，那就是曾甦元的124师不是陈鼎勋的直系部队。
124师属于孙震41军的部队，而125师则属于邓锡侯第45军的部队。
虽然同属于第22集团军，虽然邓锡侯和孙震二人之间的关系还不错，但45军出身的军长陈鼎勋要想如臂指使的指挥41军的部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124师老兵和125师老兵对这场战事的回忆录中，所记载的内容截然不同。
比如时任124师团长的熊顺义在记载这段战史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曾甦元为了争取主动，即与军长陈书农（陈鼎勋字书农）商量，决定放弃任岗及罗山县城。
这段记载比较有意思，他只提到了“商量”二字，却并没有提及陈鼎勋是否同意。
很显然，这段记载并不是忘了记载陈鼎勋是否同意，而是刻意掩盖了陈鼎勋接下来的反应。
而125师老兵，时任125师团长的陈仕俊的记载则是：
守备罗山的124师师长曾甦元怕敌包围，自行弃城撤退。第45军军长陈鼎勋派员督战，不许弃城后退，但结果无效（因非直属编制部队不听命令），遂使罗山失于敌手。
军长陈鼎勋因124师弃城不守，致使本人受免职留任的处分。
124师弃守罗山县城后，日军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124师弃守罗山城，确实让日军有些始料未及。
若是贸然进攻罗山城，很有可能要面临124师和125师的夹击。
兼之日军兵力不足，也就没敢进入罗山县城，一直任岗、小罗山一带滞留，等待后续援兵。
如此一来，战场上出现了罕见一幕，本来应该正面受敌的罗山县城变成了一座空城，两方都在观望，却谁也不敢先动手。
日军后续援兵到达后，战场局势发生变化。由于没有了罗山县城做支撑点，日军进兵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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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受敌的是125师，在日军的攻势下，125师且战且退至罗山张湾一线占领阵地，与胡宗南部1师1旅衔接，与日军展开了阵地战。
124师则全师转入大别山区，堵住罗山至宣化店的各个山口，防止日军南犯。
在这个时期，124师屡屡派出小部队对日军发起袭扰，多有斩获。
当时，由于水稻收割期已过，稻田重新翻耕、犁耙、灌水不久，道路泥泞不堪，除田埂外，无路可行。
日军步兵尚可勉强通过，可重型装备只能通过罗宣公路通行。
而124师各团更是有意识地把日军往罗宣公路方向驱赶，并在公路两侧设置机关枪阵地，大量歼敌。
1938年10月13日，124师各部撤至大别山中的青山店。
这个部署很高明。
青山店东北地区地形非常适合防御，向北，可与第45军军部和125师、28师阵地呼应；向东，可与在宣化店的13师联络。
同时还可以扼守槐店、隆光寺、青山店以及九里山、柳林铺等平汉线上的各个战略要点。
只要守住了这几个要点，就可以防止日军迂回至我侧后，切断信阳与武汉之间的联系。
10月15日，陈鼎勋突然转来胡宗南的电报，让124师收拢各部至周党坂。
收拢各部，握紧拳头以利于更好的歼敌自是正确的决策。
可若离开青山店，很有可能会让日军钻了空子。
若日军进了九里山钻到柳林车站，切断信阳和武汉之间的联系，那将会影响整个战局。
于是，曾甦元请示陈鼎勋，请速派友军来接防。待到友军接防后，部队才能开拔。
这是以防万一之举。
可不料，一直到了17号，也没有友军前来接防。
只等来了一道命令，说不必等待友军接替青山店防务。
事后证明，正是由于胡宗南的这个失误，对整个武汉会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938年10月20日，日军以一个骑兵联队为基干，配属一部炮兵，从隆光寺出发，经青山店至柳林车站之间的山间小路钻隙而入，占领了柳林车站，切断了信阳与武汉的联系。
胡宗南得报后大惊，他不顾正在与日军苦战的宋希濂第71军、田镇南第30军的安危下令撤退。
正是这一次仓皇撤退，造成了武汉会战的失利。
武汉会战后，在南岳衡山召开了首届南岳军事会议。
在会议上，一批因作战不力的将领受到了严罚。
紧接着，在1938年12月下旬，由1、5两个战区师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在陕西武功召开。
当谈到罗山失守的问题时，曾甦元虽百般辩解自己弃守庐罗山的意图，但蒋氏一言不发，其阴沉怕人的脸色，冰冷刺人的目光让曾甦元不寒而栗。
若无人出言相救，恐怕曾甦元性命难保。
作为第45军军长，陈鼎勋很清楚，即便是曾甦元担了责，他也是逃脱不了连带责任的。况且作为军长，他知道的事情远比曾甦元为多，胡宗南暗中在蒋氏面前拨弄是非，把罗山和信阳失守的罪责全部推到第45军头上的事情他已经知道。
见曾甦元的辩解没能获得蒋氏认可，陈鼎勋也只能挺身而出进行辩护。
他的辩护既是为曾甦元辩护，也是为自己辩护，更是为在武汉会战中川军的表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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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鼎勋的辩护理由有三。
一是，川军以劣势装备，临时组建之师，在罗山前线与优势日军奋战3个昼夜，已经完成掩护17军团主力向信阳集结的任务。
这岂是作战不力？
二是，17军团已进至罗山以西栏杆铺，但不立即增援罗山前线，反而就地构筑工事。用已经伤亡惨重的川军困守罗山县城，是否得当？
这一条所表达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话里话外透露出的意思就是，胡宗南是要把川军当作“炮灰”。
其三，124师弃守罗山，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其战术自有其精巧之处。
况且124师并不是溃败，而是撤退。
撤至栏杆铺二线阵地后，即在胡宗南部两翼占领阵地，与胡宗南部共进退，岂能说是作战不力？
这段辩护表达的意思更厉害。
如果说与胡宗南部共进退的部队是作战不力，岂不是意味着胡宗南部也是作战不力吗？
既然都是作战不力，那为何只处理川军将领，不处理胡宗南呢？
更何况，胡宗南撤退后，川军仍留在一线节节阻敌，而胡宗南则率部早就跑到了南阳。若说作战不力，还有比胡宗南更加作战不力的吗？
此言一出，会场鸦雀无声，空气都似乎凝固了一般。
可蒋氏的脸色却反而好了很多。
他是个明白人。
若在此时仍然偏袒胡宗南，仍要处罚川军将领，那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闹出如王陵基那般“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厕所文学出来。
因此，曾甦元仅被记大过两次，陈鼎勋被免职留任。
这绝非蒋氏心慈手软，而是他害怕犯了众怒。
毕竟，“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那一幕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已经上演过一次了，他不想在武功再重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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