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提及自己一生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杀了杨宇霆两人，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悔恨。
1929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外部，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内部，东北军内部派系林立，权力斗争激烈。杨宇霆作为东北军中的元老级人物，曾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在东北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然而，随着张学良接掌东北大权，杨宇霆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张学良在接管东北吼，倾向与国民政府合作，希望实现国家统一，而杨宇霆希望用东北自身的力量来抵御外敌，认为没必要“归顺”于国民政府。
并且性格上两人也多有不和。张学良虽年轻，但敏感多疑，杨宇霆却常常以元老自居，经常对张学良的决策指手画脚，甚至多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批评张学良，这让张学良难以忍受。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和常荫槐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求让常荫槐担任督办，这直接惹恼了张学良。因此，张学良下达命令，处决了杨宇霆及其盟友常荫槐。
这一决定震惊了当时整个东北乃至全国。张学良后来坦白，当时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一方面，他对杨宇霆之于东北军的贡献与影响力心知肚明；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杨宇霆的存在已然严重危及自身权威与东北局势。
张学良的悔恨，不仅仅是因为他意识到杨宇霆的死亡对东北军内部造成了巨大的分裂和动荡，更是因为他逐渐明白，杨宇霆的死并未真正解决东北面临的困境，相反，这一事件加剧了东北军内部的矛盾，为日后日本侵略东北埋下了隐患。张学良晚年反思，如果他当时能够以更加宽容和冷静的方式处理与杨宇霆的矛盾，或许历史会有不同的走向。
杨宇霆之死，着实反映了张学良在权力斗争中的局限。作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在接掌东北大权时，年仅28岁，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威望。他处决杨宇霆的行为就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此外，杨宇霆是他的政治对手，更是他父亲张作霖的亲密战友。张学良在回忆中提到，杨宇霆曾多次在他父亲面前为他辩护，甚至在他接掌东北大权的初期，也曾给予他一定的支持。然而，随着权力的更迭，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走向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