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1956年6月出生，197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他的名字前，挂着一长串职务和头衔：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抗战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国家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高校首届名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对于这些身份和名誉，苏智良坦言：“我就是个做学问的人。”
在苏智良教授位于上师大徐汇校区的办公室里，塞满了书。书柜、书桌、沙发、茶几，连地上也堆着各种历史书籍和期刊杂志。他面容清隽，少见古稀之年的沧桑，但从事上海史的研究与教学已历40余年。
2015年苏智良教授在文汇讲坛演讲。
17岁，苏智良作为知青在江西婺源插队，是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批考生。“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我就考上了华东师大。学历史，是当时国家刚经历剧变，我渴望了解更多历史。”
苏智良在上海社会史、城市史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上海抗战史更是他擅长的研究领域。有人觉得抗战史是相对小众的研究方向，但在苏教授眼中却不这么认为，“要知道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非常重要的一段。中国共产党因为抗战得以浴火重生，也是我们国家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一封信，让四行仓库变成国家级抗战纪念馆
今年（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关于上海的抗战，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淞沪会战”，同时近年来“四行仓库”也因为电影《八佰》成为人们热衷参观打卡的抗战地。苏智良就从“淞沪会战”和“四行仓库”这两个上海抗战的标签词汇讲起上海抗战史。
“首先，淞沪会战有两次。第一次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图谋侵占中国东部沿海富庶区域，而在1932年1月28日蓄意发动的侵略事件。当时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闸北、江湾、吴淞、浏河等地带与日军展开多次战役，迫使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5月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淞沪会战规模相对较小。”
“第二次淞沪会战就是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著名的八·一三战役。这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从整个二战来看，八·一三淞沪会战也是第一个百万人级的大战。当时中国投入兵力70多万，伤亡20万余人，日军投入兵力30多万，伤亡5万余人。这次淞沪会战，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也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2015年8月，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四行仓库保卫战便是第二次淞沪会战中知名度最高的一战。苏智良说：“中国军队10月26日从闸北退出，只留了谢晋元率领一个营坚守四行仓库，名义是八百人，实际只有420人。从战略角度来看，保卫战带来的影响不大，但是中外媒体向全世界进行现场战事广播，英勇抗战壮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如今，四行仓库作为抗战历史遗迹，已经成为了一座国家级的纪念馆，矗立在苏州河北岸。殊不知，它的建成正来自于苏教授的推动。2014年，苏智良写信给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希望把四行仓库建成一个抗战纪念馆。当时领导批复了200多字。第二年的8月13日，一座国家级的抗战纪念馆建成了。
希望饶家驹被拍成电影，和《哪吒2》一样火
关于上海的抗战史就这些吗？抗战是不是就只是打仗？苏智良的讲述把上海抗战史放到了更广的维度。
“难民保护、慈善救助算不算抗战历史的一部分？孤岛时期及完全沦陷后的抗日救亡运动，算不算抗战历史的一部分？”苏教授特别提到了当时上海在保护平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上海是二战中难民最多的城市，也是救助难民最出色的城市。战时保护平民是上海贡献给世界的第一个‘上海模式’。”
在纳粹大举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上海对犹太难民敞开大门，上海抗战期间总共庇护过3万多犹太难民，这是被外界熟知的一段历史。但更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则是近两年学术界开始研究的“南市安全区”。“这是由法国天主教饶家驹神父（Jacquinot）倡导建立，其位置为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难民区最多时约有130个收容所，保护难民总数超过30万人。”
法国天主教饶家驹神父，他创立的上海“南市安全区”，拯救难民人数超过30万人。
苏智良说这位比德国商人拉贝更早挽救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一直知者寥寥。他首创了一种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要保护战区平民，是《拉贝日记》主人翁约翰·拉贝学习的母版。最重要的是，这一“上海模式”直接被写入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从此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苏智良拿出自己主编的《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法文版一书，指着他的照片反复说了几次，“这是个英俊的老头”。他还希望未来饶家驹这个角色和上海安全区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能和《哪吒2》一样火！”
“我还是个馆长，苦难的历史更需要记录！”
2016年，苏智良教授被聘为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首任馆长，这是亚洲最大的“慰安妇”主题纪念馆。
1999年2月，苏智良教授撰就了我国第一部全面探讨中国妇女受辱的专著——《慰安妇研究》，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潜心研究“慰安妇”问题，源于一次他与日本教授的偶然交流。1992年3月，36岁的苏智良在日本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一次学者间交流时一位日本教授向他求证，“日军第一家‘慰安所’在上海”这个说法是否真实，这个问题让苏智良吃了一惊。“我研究上海史也有十年了，却从未听说过。”当时的苏智良暗下决心，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从此，就开始了他30多年的漫漫研究之路。
1997年，苏智良教授、陈丽菲教授在崇明岛探望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陆秀珍老人。
“慰安妇制度与上海有特别的关系。”苏智良说，“上海曾经是日本第三舰队的驻扎地，日军考虑为其海军陆战队提供所谓‘可控安全’的性服务。1932年1月，第一批慰安所在上海虹口建成；1932年3月，冈村宁次主导的陆军在宝山建立慰安所；从1932年1月到1945年8月，上海确认有181个慰安所，是亚洲范围最多的。”
三年的南京馆长聘期到后，苏智良依然在“慰安妇”问题研究上探索耕耘。“我还是个馆长。”比起采访开始，苏智良这次特别强调了他的馆长身份。
上海师范大学校园内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诉说着20万中国受害妇女的血泪。
就在上师大文苑楼2楼，也就是苏教授办公室的楼下，低调隐藏着一座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他目前还兼任该博物馆的馆长。这里收藏着慰安所遗址中的各类遗物、研究者捐献的相关文物，以及各地受害者的公证书、证言、照片、调查视频等，这里也展示着苏智良3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寻找“慰安妇”证据的艰难，超出大家的想象，苏智良吃过很多闭门羹，但坚持调查，是为了拒绝遗忘。“苦难的历史更需要记录，也需要记忆！”苏智良坚定地说。
据悉，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今年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将主办一场主题为“战后审判与世界和平”的特展。身为上海抗战研究会会长，苏智良参与了这次特展的策划和编审。“图文资料准备好了，展陈设计也基本好了，大约1000平米。”
2024年10月，苏智良与上海市委外办谈会明先生、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孔祥俊和上海对外友协袁智枫副处长在交流。
为何这次纪念馆的抗战主题是“战后审判”？“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百年近代史上中国唯一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抗战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参与了战后清算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东京审判及其他一系列审判。所以，战后审判也是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苏智良说。
另外，苏教授还给出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上海是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的主要派出地。中国代表团共17人，其中12位在上海成长为专业人士，11位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他们都是当时中国顶尖的法学家，具有良好的法学基础和外语能力，多在上海担任法官、检察官或法学教授。”所以，在苏智良眼里，上海的抗战史，维度是非常广阔丰富的，上海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祥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地，抗战文学、抗战音乐、抗战戏剧的诞生地，上海也是敌我情报战的主战场，值得研究和发掘的历史还有很多很多……
（本文图片均为苏智良教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