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时间刚刚进入“三九”节气,晚上的气温更是冷的要命。
奉天省城内一片凄寒萧瑟,厚重的烟雾笼罩着天空,寥落的街灯下偶尔有三两行人走过,人们大多蜷缩在家里围着炉火取暖。

帅府大青楼的枪声


自从前一年夏天,东北王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被炸身亡后,日本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不时有关东军士兵和身着和服的日本侨民穿街而过,脸上尽是耀武扬威、趾高气昂之色。


民国时期的奉天街头景象


张学良虽然接手了东北政局,但奉系内部尚未完全认可这位年轻的首领。
有的人阳奉阴违,有的人观望迟疑,前路就像这天气一样,烟雾迷蒙让人看不清楚。
张氏帅府的随从属吏,眼见着少主人面沉似水、不苟言笑,也都小心翼翼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张氏帅府大青楼


入夜后,位于帅府北面的大青楼仍然亮着灯,作为奉系集团的枢机重地,这里曾经发出了许多重要政令。
突然,“砰、砰……”东面的老虎厅传出了几声枪响,划破了看似宁静的夜晚。
听到动静的仆从们心肝颤动、面面相觑,又不敢随便打听,心中暗想肯定是出了大事。


杨宇霆和常荫槐


次日清晨,张学良急召相关奉系军政要员入府,宣布总参议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阻挠新政,破坏统一”,已将二人就地处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

杨、常在奉系的地位


杨宇霆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长期在奉军中担任参谋长、总参议等职,督办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
因善于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人称奉系集团的“小诸葛”。在组织两次直奉战争、平定郭松龄叛乱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张作霖长期视为左膀右臂。
常荫槐曾在奉军中担任军法官,后来负责管理铁路交通等事务,在任内严厉整治京奉铁路的运输秩序,拒绝在日本人阴谋策划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合约上签字。
常荫槐与杨宇霆交情甚厚,被当作心腹,唯其马首是瞻。“杨常事件”事件发生前,常荫槐身兼黑龙江省长、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中东铁路督办等要职。


奉系首领张作霖及其部属


郭松龄反奉失败被杀后,“陆大派”(主要是陆军大学、保定军校毕业生)群龙无首,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主要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逐渐做大。
张作霖在位时,这些旧部慑于老帅威严,尚能安分守己、规矩行事。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大刀阔斧起用新人,整顿奉系军政事务,而“士官派”成为威胁其统治的主要势力。

挑战少主权威的后果


同样是奉系集团的最高首领,张学良统御部属的情况与张作霖时代很不一样。
张作霖是带领老兄弟们打天下的,谁见了都要毕恭毕敬道一声"大帅",秉承的是用人不疑、放手开干的原则。
而张学良是少主新立、根基不稳,许多人表面显得很尊重,不过是看在张作霖过去的情分上,有些老家伙干脆就直呼“小六子”长短。
杨宇霆俨然以东北军元老自居,对张学良这个喜欢跳舞,抽过大烟的后辈十分轻视,把自己当成了辅佐成王的周公。
对张学良的为政举措指手划脚、妄加干涉,时常当着众人的面进行训斥。
常荫槐作为杨宇霆的亲信,同样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倨傲无礼,目无长官,甚至擅自在黑龙江编练山林警备队。


奉天兵工厂车间


尽管张学良已经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但杨宇霆和常荫槐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公然表示反对。
事件发生前,杨、常二人未经请示,就自行决定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要求张学良在预先拟定的文件上签字。
加上此前屡屡挑衅长官权威的行为,终于触碰了张学良的忍受底线,断然安排贴身卫兵冲进老虎厅,将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当场击毙。
作为奉系集团的新晋当家人,张学良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一方面要与国民政府沟通协调,另一方面要日本关东军周旋应对,急于在各位大佬面前树立自己的权威。
杀人立威,也许是最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

杨、常已成众矢之的


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的下场,是各方势力推波助澜的结果。不仅是张学良想要除掉他们,日本关东军、南京的老蒋,都想搬开这两块绊脚石。


民国前期东北区域及铁路地图


由于杨宇霆坚决反对东北易帜,反而主张拉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一起倒蒋,因此常凯申必欲除之而后快。
杨宇霆率军驻守滦州时,与桂系军阀白崇禧有过私下接触。常凯申探知情况后给张学良发电报,称白崇禧劝告杨宇霆:“何不推翻张学良取而代之!”
就这样,在张学良的心里种下了一根尖利的刺。


张学良和蒋介石


嗅觉灵敏的日本人发现了奉系高层的裂痕,想把这里的水搅得更浑。
据说极端民族主义者大川周明,给张学良寄来《日本外史》,用红笔划了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记述,隐喻少主被逆臣篡位的故事。
张学良很难不把自己的境遇,与书中的历史事件进行对比。如若一招不慎,就会落得身死族灭的结局。


《日本外史》书册


杨宇霆为人跋扈,四面树敌,许多人不敢当面得罪,但仍心怀忌恨、伺机报复。杨、常二人死后,张学良让人将尸体暂存风雨坛姜庙。
在杨宇霆家人收尸前,竟然有人将其脑袋割了下来,杨家只好用一块木头包布替代。

张学良的复杂心情


决定处死杨宇霆和常荫槐之前,张学良也有过犹豫。毕竟二人是追随其父亲多年的旧部,都曾立下过赫赫功劳,皆为奉系举足轻重的人物。
令人惊奇的是,在最后下定决心时,张学良抛了三次银元,结果都是袁大头朝上。犹疑不定之下,再押反面朝上,结果三次全都是反面。
处决杨、常二人后,张学良命令重金抚恤家属,并予以厚葬。送的挽联倒是颇有文采,不知是何人代笔。
写给杨宇霆的是:“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写给常荫槐的是:“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事件发生许多年后,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叹息“当年或许该再多一些忍耐”。言语之中带着深深的悔意,成为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心结。

杨常事件的后续影响


杨常事件发生后,奉系高层剧烈震动。二人的门生故吏、亲朋好友皆惊惧不安,唯恐祸及自身。
与杨宇霆过从甚密,同样反对东北易帜的孙传芳,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立刻溜到大连避祸。
为了尽快稳定人心,张学良通电宣布,不再株连杨宇霆、常荫槐重用过的官员。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相当于张学良自断臂膀,注定了奉系势力的衰落。
当年,中国和苏联就中东铁路主权发生冲突,东北军伤亡惨重,只好恢复中东铁路原状。
两年后,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东北全境落入日寇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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