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则帮佣补贴家用。即便生活拮据，父母仍在她 6 岁时送其进私塾读书。然而，命运弄人，9 岁时，父亲因劳累过度病倒，家庭失去经济来源，还背负了高额债务，董竹君不得不辍学。
13 岁那年，为了偿还债务，董竹君的父母无奈将她抵押到青楼，成为一名 “清倌人”，也就是只卖唱不卖身。
凭借天生丽质的容貌和楚楚动人的气质，即便不苟言笑，她也吸引了众多客人，很快成为青楼的 “头牌”。老鸨见她是棵摇钱树，多次怂恿她卖身，均被她严词拒绝 。
1914 年，董竹君结识了夏之时。彼时，夏之时因革命活动常来此地，他被董竹君的美丽与才情深深吸引，而董竹君也被夏之时的抱负和气质所打动，二人逐渐倾心。
不久后，夏之时的原配夫人因肺病离世，他向董竹君提出带她离开青楼。
董竹君心动不已，但她深知女性在婚姻中平等的重要性，于是向夏之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不做小老婆，要以正妻之礼相待；二是婚后送她去日本留学，让她有机会学习知识；三是回来后一起管家，夏之时管外面的事，她管家里的事。夏之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些条件 。
在夏之时的精心安排下，董竹君成功逃离了青楼。15 岁的她与夏之时举行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婚后不久，他们便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活。
在日本，董竹君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努力补习日文，还接触到了各种先进的思想和理念。
1917 年，董竹君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跟随夏之时回到了四川合江老家。然而，等待她的并非幸福美满的生活，而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大家庭。夏家的长辈们对董竹君这个出身青楼的儿媳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处处刁难她 。夏之时也在安逸的生活中逐渐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曾经的革命热情，整天沉迷于花鸟鱼虫、麻将大烟，对董竹君和家庭越来越冷漠。
面对这样的生活，董竹君感到无比压抑和失望，但她并没有选择沉沦。随后，她开始积极寻找创业的机会，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实现独立。
1923 年，董竹君在成都东胜街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她亲自设计厂房，购置织袜机，还聘请了专业的师傅来培训女工。织袜厂主要招收附近的贫苦女子，为她们提供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
董竹君不仅关心女工们的工作，还关注她们的生活和成长，时常教导她们要努力学习，掌握一技之长，争取在经济上独立，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尊重 。在她的努力下，织袜厂的生意蒸蒸日上，成为了当地的知名企业。
1926 年，董竹君又在隔街的桂花巷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她借鉴了国外的管理经验，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管理制度。
公司的车租较低，还承担车子的修理费、车夫的制服费，车夫生病、受伤，公司也会负担医药费。有时车夫付不出租车费，还可以减免或分期付清。这些措施深受车夫们的欢迎，大家都愿意拉 “飞鹰” 的车子，公司的生意十分兴隆 。
然而，好景不长。1929 年，四川局势急剧恶化，各路军阀混战，为了扩充势力，纷纷设立造币厂，导致币值大幅贬值，物价飞涨，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下，董竹君的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生意一落千丈。董竹君不得不关闭这两家公司和工厂。
回到四川后，夏之时不仅对董竹君的创业事业冷嘲热讽，还对她和孩子们动辄打骂，甚至提出要将儿子过继给他人，这让董竹君忍无可忍。
1929 年，董竹君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夏之时，回到了上海。然而，回到上海后的生活并不轻松。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既要照顾孩子，又要面对生活的种种压力。
为了生计，她尝试过各种生意，开办过纱管厂，却因时局动荡和经营不善，最终以失败告终。赔到后来，她甚至一度涉足赌场，企图靠赌博翻本，摆脱困境，但结果却是越陷越深。
就在董竹君陷入绝望之时，她的二叔鼓励她重新振作起来，再次创业。在二叔的支持下，董竹君开始筹备开办纱管厂。她四处奔走，寻找投资，学习管理经验，为纱管厂的开办做着充分的准备。
就在董竹君几乎陷入绝境之时，一位名叫李嵩高的四川富商向她伸出了援手。李嵩高听闻了董竹君的经历，对她的坚韧和勇气深感钦佩，决定资助她两千元，帮助她东山再起。
1935 年 3 月 15 日，在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开业初期，困难重重。没有营业执照，她就四处奔走，托关系、找门路，终于办好了执照。
凭借着独特的菜品和优质的服务，锦江川菜馆很快在上海滩崭露头角，生意日益兴隆。一时间，各界名流纷纷慕名而来，这里成为了上海滩的社交中心。
就连大名鼎鼎的卓别林到访上海时，都特意点名要品尝董竹君亲手烹制的香酥鸭，这让锦江川菜馆的名声更加响亮 。
随着生意的火爆，董竹君开始考虑扩建饭店。然而，在租界获得牌照谈何容易，这需要巨大的人脉和财力。
就在她为此发愁时，上海滩的三位大亨 —— 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也成为了锦江川菜馆的常客。有一次，杜月笙前来用餐，等了十分钟都没有排上座位，他顿时火冒三丈，要求店员把老板叫出来。
当他见到董竹君时，却被她的气质和谈吐所折服，不仅没有生气，还主动提出要投资帮助她开分店 。
经过深思熟虑，董竹君最终还是决定接受杜月笙的投资 。
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锦江川菜馆的分店顺利开业，生意蒸蒸日上，董竹君他们赚了不少钱。
1936 年初，董竹君趁着这个势头，又开办了锦江茶社。她以公开招聘的方式为茶社配置女服务员，这一做法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了轰动。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竹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响应为战争捐款的号召，还在上海迈特赫斯特路的丽都花园开办了 “暑期锦江餐厅”，将盈利所得全部捐献给抗日前线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抗战。
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上海很快沦陷。董竹君意识到，留在上海已十分危险，为了保护自己和女儿们的安全，她毅然决定带着四个女儿流亡菲律宾。在异国他乡，她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生活习惯不同，这些都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董竹君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她努力适应着新的环境，艰难地维持着生活 。
在菲律宾期间，董竹君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战局和局势发展。
1945 年，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董竹君得知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带着女儿们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回到上海后，董竹君发现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社在战乱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生意也一落千丈。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迅速投入到了店铺的整顿和恢复工作中。她重新装修店面，招聘员工，改进菜品和服务，努力让锦江重新焕发生机 。
1951 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了支持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董竹君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己辛苦经营多年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社合并为锦江饭店，并将其无偿捐献给国家 。
当年，董竹君离开时，没有带走儿子夏大明，一方面是因为夏大明被过继给了夏家大伯，她无权带走；另一方面，夏之时把儿子看得极重，也不可能允许她带走。这一别，便是 15 年。
夏大明在懵懂中，只知道妈妈和姐姐们突然消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听信了夏家人的蛊惑，开始怨恨母亲，认为是母亲抛弃了自己 。
夏大明接受了老式教育，虽然天资聪颖，但在缺乏父母关爱的环境下，他的成绩始终平平，父亲夏之时也因沉迷于鸦片，对他的学习不管不顾。董竹君曾派人去看望夏大明，得到的回复却是儿子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不愿回到母亲身边。后来，夏大明在高二时弃笔从戎，加入了青年远征军，前往缅甸驻守 。
在战争的岁月里，夏大明经历了生死考验，也逐渐成长。而董竹君始终牵挂着儿子，当她得知夏大明身处战争前线时，心急如焚，千方百计动用自己的关系，将儿子调到了上海 。
15 年后，母子再次重逢，夏大明心中的怨恨在与母亲的相处中逐渐消散，他了解到了母亲当年的无奈和艰辛 。
此后，夏大明重新开始学习，在南通学院获得了农科学历。他受到母亲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与革命工作 。
后来，他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北京农机学院（现中国农业大学）任教，一直工作到 1983 年离休 。
晚年的夏大明，深入研究历史，搜集证据，为父亲平反，同时，他也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在母亲晚年给予她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陪伴。
1997 年，97 岁高龄的董竹君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临终前，她嘱咐家人在葬礼上播放《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这首歌承载着她与夏之时的回忆，也代表着她对那段感情的深深眷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