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城到邺城那条艺术交融之路
文 | 崔莉英
去年12月中旬,市委统战部组织大同“三交史”考察组到河北进行考察学习,一行人在邯郸市考察探访了邺城遗址,参观了响堂山石窟,寻访平城与邺城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
邺城考古遗址
邺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都城,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在此建都,平城和邺城是北魏王朝的起点和终点。北魏皇始三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将国都从盛乐迁到平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再到北魏永熙三年(534年)权臣高欢携天子迁都邺城,终结了北魏王朝开启了东魏政权,之后其子高洋在邺城废魏自立,不足两百年时间中间横亘着三个朝代,还成就了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三座石刻艺术宝库。
邺城考古遗址
北魏迁都平城,在宫城建设方面是效仿了曹魏邺城的,《魏书》说北魏天赐三年(406年)“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十万根。”到了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平城发生饥馑,朝臣提议迁都邺城,《魏书》记载“京畿之内,路有行殖。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在朝臣看来邺城是最理想的都城之所,但终其北魏一朝,却与邺城无缘。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是“以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带着疾风骤雨般的仓促完成的,到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孝静帝受胁迫是带着迫不得已的狼狈迁都邺城,不久北魏裂变成了东魏和西魏。《北齐书》记载了这次迁都的仓促:“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虽然北魏的国祚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年,但是新都和旧城文化艺术交流却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
邺城博物馆
北魏建都平城时,北魏沙门统法果将皇帝定位在了佛教体制的顶点,礼拜皇帝等于礼拜如来,有了皇权的加持让佛教在平城站稳了根基。以致于到了后世帝王开凿武州山石窟寺时,高大的佛像是以拓跋鲜卑历代帝王形象雕塑而成,那些造像可以让后人感受到一个盛世王朝的不凡气度。云冈的佛有一种马上民族的阳光之美,带着喜感,主尊大佛多带着禅定的微笑,像第20窟云冈大佛面容疏朗,嘴角上翘,微微的笑意中蕴藏着睿智与宽容,给人一种刚毅自信的力量感,就是云冈的菩萨和比丘也多笑意盎然,如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的菩萨,脸颊上还嵌着一对深深的酒窝,明眸皓齿,莞尔一笑被称为云冈“萌菩萨”,在第8窟后室南壁东侧的比丘,圆脸,弯眉,眯眼笑,有明心见性的率真。那时的武州山麓除了众多的开窟造像者,石窟寺还有译经团队和抄经生,比较有代表性的译经人有沙门统昙曜、僧人吉迦夜等,抄经人有刘孝标。唐朝智升《开元释教录》载,西域僧人吉迦夜在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为昭玄统沙门昙曜译大方广十地等经五部,刘孝标笔受”。《魏书·释老志》还记载:“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那些译经的高僧也是传经布道者,众多翻译过来的佛经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当然大量抄经人的存在也让当时抄经体书法成为范式。而存留于云冈石窟的《五十四人造像题记》《昙媚造像记》等碑刻题记成为了平城魏碑书法的代表,平城魏碑是由隶变楷初始阶段的魏碑书体,雄奇朴拙,方严劲挺。
邺城博物馆展品
孝文帝迁都洛阳,随迁的工匠开始在城南伊阙山开窟造像,龙门石窟的北魏佛造像虽与云冈石窟一脉相承,但又出现了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色,伟岸的造像中交织着温和与阴柔之美,一如从平城迁徙到洛阳的人士,也慢慢多了些中原人士的谦谆与儒雅。龙门石窟古阳洞正壁为一佛二菩萨三尊造像,主像释迦牟尼,面相秀美,眼含笑意,庄重文静,带着时代和地域的痕迹。该洞还有大量的碑刻题记,成为洛阳时期的魏碑经典,书体刚健质朴,隶楷兼备,魏碑书法也趋于成熟。从平城迁移到洛阳的人员中,除了能工巧匠外还有众多传经布道的高僧大德,如少林寺开山祖师跋陀就是从平城随迁到洛阳,之后在嵩山开宗立派,译经传法的。
邺城遗址
邺城遗址
东魏时,孝静帝赐给丞相高欢九锡,虽然高欢坚决辞让,但是那柄无形的权杖依旧落到了高氏手中,高欢专擅东魏朝局,到北齐天宝元年(550年),高欢次子高洋代魏立齐,仍以邺为都。高欢的儿子们举止乖张、嗜血好杀,政权传承无序,更需要佛家的悲悯来救赎自己。当时都城邺城寺院众多,佛法极盛,开窟造像的行为也在延续着,高僧大德们也多从洛阳到了邺城,继续着布道之旅。如慧光曾任北魏僧都、东魏国统之职,他也是《十地论疏》《四分律疏》《大乘义律》《华严经疏》《涅槃经疏》等经文的译者。
在响堂山石窟考察
南北响堂山石窟成为了继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后又一座艺术高峰。北响堂常乐寺有金正隆四年《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记载:“文宣(高洋)常自邺都至晋阳,往来山下……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此寺……”三石室就是北响堂山石窟的大佛洞、释迦洞、刻经洞,可见响堂山石窟是由东魏、北齐皇家营建的石窟寺。北响堂山大佛洞正面为释迦牟尼坐像,佛像圆润柔美,体态浑圆敦实,窟室四壁满刻佛像,特别是胁侍菩萨雕塑薄衣贴体,线条柔和,洞内雕塑依旧承袭北魏的豪放之气,雕塑手法上却有着独特的理念。佛像也有面带微笑的,只是那笑容之下似乎隐藏着些许哀伤,带着某种悲悯之情,想来是夹杂着开窟造像众多工匠悲欣交集的情绪。大佛洞洞窟通顶有长方柱,只是那中心柱高得有点离奇,需仰头张望,中心柱的顶端有飞鸟进进出出,最上方左侧第三龛是空的,内为一方形石室,也就是传说中放高欢灵柩的瘗窟。方形柱最下方在正龛和左右两龛间的转角处还雕有承重的畏兽,似乎为大佛洞的守护者,畏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常见的形象,想来《资治通鉴》所言不虚:“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石窟与帝陵相结合,或是乱世王朝最好的秘葬方式,也是北魏“帝佛合一”理念的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响堂山石窟数字展示中心
响堂山石窟刻经洞的刻经是写经体书法,刀法洗练,而且开创了将佛教经文镌刻在石碑上的先河,那些刻经既是可诵的经文,也是有代表性的碑刻书法,刻经多以楷法写隶间以篆意存世,用笔方圆兼顾,那书法可以看成是魏碑书法的延续,那经文也是一代又一代高僧大德译经的成果。
在响堂山石窟考察
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再到响堂山石窟,这些石窟见证了一个个王朝的兴起与败落,而存留至今的各有各趣的石窟造像、碑刻书法、刻经艺术等是一脉相承的,也体现了文化交融交流的特质。
本文首发于2025年1月22日《大同日报》
文 | 崔莉英 图 | 任苏亮 殷 鑫
视频 | 新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