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很多心理治疗都是无效的，甚至有害？

利维坦按：

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以我自己为例，经常和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如今养猫是为了“恶补童年”，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奶奶以及父母，都十分不喜欢猫这种动物。以至于我成年独立后，很自然地将我养猫这件事，归结为一种对童年不能养猫的补偿（甚至强化了父母讨厌猫的相关记忆，将其认定为某种事实）。

然而，作为现有事实的A（我养猫）和童年经历B（家人讨厌猫，所以无法养猫）之间真的构成因果关系吗？换言之，如果你自幼就生活在一个可以养猫、父母也和你一样喜欢猫的环境中，你是不是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将你成年后养猫的事实归结为“那是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养猫”呢？我的意思是，亦如本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心理动力学缺乏科学的一面——如果无法证明B必然是导致A的原因，那将是缺乏说服力的。

当然，作者并未完全否认童年作为人类成长后创伤形成的相关性。他只是在反思西方盛行的心理动力学背后的认知框架：如果一味地将创伤归结到童年、并反复强化这一认知通路，这样真的对于当事人有益吗？

关注、倾听和理解他人的世界——这种“为他人而存在”的艺术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人类始终在讨论他们的生活、价值观和问题，试图寻找意义、慰藉和幸福。这种擅长于讨论的人曾被称为智者、萨满、祭司——如今则称为心理治疗师。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人们尝试将心理治疗变成一门科学。

但其实，它几乎毫无科学可言。

为他人而存在是令人不安的，也是困难的。你无法找到平静，因为“他人”在不断变化，而这正是“艺术”所在。做好这件事需要经验、智慧和知识。除了一个周末能学到的一些基本规则外，这种艺术无法被教授。从那些擅长此道的人身上，我总结出，这是通过接触成千上万的来访者、阅读成百上千的哲学、艺术和科学书籍——甚至包括一些通俗爱情小说——所形成的一种态度。这种能力会因为治疗师经历过不同政治信仰和职业，甚至遵循过一种或多种宗教而得到强化。因为如果没有类似的经历，怎么可能真正理解追寻、找到上帝时的热情，以及失去后的深刻失落呢？

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初衷

我成为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学家，是为了在世界上尽可能多地行善。在我看来，帮助人们面对他们痛苦的根源，是最有意义的事。因此，我还成为了一名儿童心理治疗师，着手解决痛苦的根源——通常源于童年。我经历过深刻触及情感如何能转化它们的过程，学习了有关产前创伤的知识，甚至写了一篇关于创伤的博士论文[1]。

家庭环境对你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

现在，经过二十年的职业生涯，我依然从事心理治疗、讲授课程、指导他人并撰写相关内容。然而，我逐渐开始拒绝我所学到的一切，转而实践另一种“为他人而存在”的艺术，这个理念来自我与同事索菲·德·维约蓬（Sophie de Vieuxpont）的一次对话。我是一个导师，是一种非对等友谊中的朋友，是倾听者，也是帮助人们应对生活复杂、荒谬、毁灭和快乐的批判性盟友。

重新思考家庭环境与性格形成的关系

随着时间推移，我对一些心理治疗理论逐渐失去信心。

例如，意识到痛苦并不总是能够治愈，“解决”童年创伤也未必能解放我们。后来，我开始重新审视进化生物学，特别是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美国心理学家和遗传学家，以其在行为遗传学方面的工作而闻名。编者注）的著作《蓝图》（Blueprint，2018年出版）。这本书汇集了多国的双胞胎研究数据[2]，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童年的事件和父母的养育方式对我们性格的影响其实非常小[3]。

这促使我重读了朱迪斯·里奇·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No Two Alike，2006年出版）。该书在分析双胞胎研究的基础上，还扩展到了其他物种的广泛研究。哈里斯提出，大脑是一种工具箱，由进化塑造，用于提供一系列技能，使得我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

这些书的结论可以用行为遗传学的第二定律来总结：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比家庭环境更大。

即使我试图找出这些数据的漏洞，但无法否认这一事实：拥有相同基因的双胞胎，即使在完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也会有非常相似的性格；而毫无基因关系、却在同一家庭中长大的收养姐妹，其性格却非常不同。

这些研究结果颠覆了心理动力学理论的许多假设[4]。它们表明，家庭环境——比如父母是否关爱、家庭是否贫困——对孩子性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你受过心理治疗方面的训练，这一结论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

创伤与成人心理健康的关联

然而，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并未反映出我的客户的实际生活经历，甚至也未反映我的自身经历。相反，我们往往只看到自己期望看到的东西，并根据当前的感受来解释自己的过去。如果我感到悲伤，我会回忆起童年中的匮乏和挣扎，而我更快乐的兄弟则会记得一个更加积极的情境；试想一下《拿着剪刀奔跑》（Running with Scissors，2002）、《与众不同》（Be Different，2011）和《漫长的回家之旅》（The Long Journey Home，2011）这几本回忆录——它们对同一个家庭的描述却截然不同。

在为数不多的纵向研究中，我们追踪了儿童的不良童年经历（ACEs）对其成年后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不良童年经历与成年后心理疾病之间没有关联[5]。真正的关联在于成人对不良童年经历的“回忆”。换言之，当我们在成人阶段遭受痛苦时，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童年解释为糟糕的。这或许违反直觉，但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

当然，我相信确实存在极端糟糕的童年经历对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个例，但即便如此，这种确定性，也会因同样的事件可能只对某些人造成创伤而对其他人毫无影响的现象而动摇[6]。

如果你直接否定我刚才所写的内容，你可能正在做千百年来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在做的事情。我所说的可能让人觉得无情、冷酷，甚至在政治上有毒，但情感并不是拒绝信息的有效认知依据[7]。

我们的治疗可能大部分都是无效的，甚至有潜在危害。

相反，请思考一下：关心苦难的同时，重新评估你对其起因和解决方式的分析是可能的。或许绝大多数的心理治疗培训在解释人们为何受苦这一问题时是错误的。其他文化中对苦难的起因及最佳应对方式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但他们同样深切地关心帮助他人——只是他们的方法不同罢了。

改变对痛苦根源的理解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痛苦的根源，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人。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比如加博尔·马特（Gabor Maté），认为人的性格和痛苦来自童年。这一理论可能会引起共鸣，但它可能是错误的。如果它是错误的，我们的治疗方式可能无效，甚至有害。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在尼日利亚、马来西亚，还是50多年前的西方社会，童年仅被视为人生的一个阶段，没有如今此般神圣的地位[8][9][10]。许多哲学传统，如佛陀、老子、亚里士多德和耶稣的教导，都强调活在当下，而非沉溺于童年的不可逆创伤中。即使是后来的阿布-加扎利（Al-Ghazali）、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晚近的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威廉·詹姆斯，也都聚焦于当下。

许多西方人都认为，痛苦源自童年——这种新的、未经证实的理论，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所有人类，这难道不有些傲慢吗？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美好，心理治疗的效果也能如宣传般理想，我们或许可以更有底气地忽视这些传统。但事实并非如此[9]。数据表明[10]，许多西方女性（心理治疗的主要消费群体）并未如愿过得很好。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心理治疗的核心假设，以找到更有效的帮助方式。

起初，我也无法接受这一切。然而，阿比盖尔·施里尔（Abigail Shrier）2024年出版的畅销书《糟糕的治疗》（ Bad Therapy ）描述了治疗文化如何对整体文化产生有毒害的影响。我当时在给孩子们做心理治疗，但心理动力学疗法 ——这种讨论过去的方式——真的对他们有好处吗？施里尔并不否认儿童与成人交流的偶然益处，但她也强调，将这种做法变成常规治疗的风险。

与成人相比，孩子们更容易成为他们所关注话题的焦点。如果关注的是负面情绪，这些情绪通常会被放大。然而，这正是儿童心理治疗的核心——让孩子们注意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并与之交谈，徒劳地希望这些负面情绪能够神奇地消失。

我的经验与施里尔引用的研究[11]一致：孩子们更有可能认同这些情绪，并陷入越来越深的痛苦漩涡[12]。如果让孩子在沙箱里玩他们的焦虑游戏，描述他们身体的哪个部位有这种感觉，或者他们噩梦中可怕的怪物是什么样子，你可能会觉得你是在帮助他们探索自己的情绪，但最终他们反而会沉浸在其中，总是比刚来的时候更加焦虑。

在处理社交焦虑、恐惧症和惊恐发作方面，确实有一些具体的技术。这些归于认知行为疗法（CBT）范畴的技术，汲取了佛教、斯多葛主义和传统智慧的理念，帮助我们在精神滑向不利的方向时加以修复。但为什么要让孩子深入负面情绪？这实际上破坏了孩子们恢复力的自然发展过程，也打断了他们寻找美好事物的能力。

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学校提供的治疗方法中。我们需要将其视为一种更大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通过养育方式逐渐渗透。长期以来，情绪被视为核心，而事实上它们只是模糊而短暂的对情境的近似反应[13]。养育孩子的全部意义在于帮助他们建立执行功能，使其发展出成人的情感和智力能力[14]。

这意味着，需要让他们知道情绪并不等同于事实，并让他们认识到如果不学会从中解脱，情绪会将他们俘虏。孩子的愤怒不应天然被尊重，他们由此产生的难以控制的行为也绝对不应该得到特殊的奖励。

吉姆的例子

有一个案例：吉姆的父母满怀焦虑地联系了我，因为他们越来越无法应对吉姆的行为。他们是非常有爱心的父母，注意到吉姆在调节情绪冲动方面存在困难，并经常对其他孩子发火。因此，他们采纳了一位经验丰富、有认证资格的治疗师的专业建议。这位治疗师建议他们和吉姆坐下来，让他在安全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感受，这通常意味着吉姆会对他们大发脾气。

吉姆被鼓励去认同他的愤怒，而不是放下这种情绪继续前行。

当这种方法不起作用时，吉姆开始在学校惹麻烦。治疗师建议采用“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方法——吉姆小时候失去了一位深受爱戴的家庭成员，这被认为是他情绪发展受到干扰的原因。吉姆的愤怒在这一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他需要自由地表达出来。“创伤知情”的行为管理方法包括：在吉姆情绪失控时（委婉地说，就是他尖叫、打人和踢人时）确保他感到安全，然后问他需要什么，对他表达爱意，并通过他喜欢的活动（如玩游戏）与他重新建立联系。

之后，他们可以询问吉姆的感受。他的学校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他扰乱课堂时随时陪他玩。这个想法是，通过在学校与照顾者建立牢固的依附关系，可以帮助吉姆感到情绪上的安全，从而改善他的行为。

然而，“这并没有效果，”吉姆的母亲含泪对我说。最近他被学校开除了，现在拒绝上学。

这些并不是随意的荒唐理论。心理学上关于依附和创伤的文献非常广泛，也十分主流。许多学校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接受过这些方法的强制培训。但它们并没有效果。吉姆被鼓励去认同他的愤怒，而不是放下这种情绪继续前行。他无意中学会了：在课堂上发脾气可以让他逃过数学课，去踢足球。其结果就是，即使有着体贴和积极的父母，吉姆还是逐渐被社会边缘化，因为治疗过于执着于验证他的情绪，阻碍了他学习社会规则的机会，而这些规则是融入社会生活的基础。

由于儿童心理治疗的核心前提——帮助孩子探索负面情绪——越来越显得有可能导致医源性伤害（即治疗本身是有害的），我开始拒绝与儿童工作，转而与家长或围绕孩子的更广泛系统合作。

关于治疗文化的反思

西方的道德观深受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美德、谦卑和批判性思维的影响。这些观念构成了心理治疗思想的核心，但如今，它们越来越失衡了。原本的美德和谦卑，逐渐被扭曲为对客户“受害者身份”的强调，以及治疗师的“英雄拯救者”身份；而批判性思维，则有效地被用来压制对当前治疗或意识形态教条的批评。

我们喜欢把自己看作批判性思考者，但批判性的思维似乎从未提到，约10%的客户在开始接受治疗后情况变得更糟[15]——在这些情况下，治疗不仅无益，甚至可能是有害的[16][17]。

如果你被告知，必须倾听自己当下主观的烦恼与伤害，并将其视为“你的真相”，那么，微不足道的人际不适将更难以优雅地释怀。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人际困扰源于父母在你童年时未能完全陪伴并满足你的需求，那么你很可能在最需要稳固的家庭纽带时，对与父母的关系更加挑剔。

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已经与某位家庭成员断绝了关系；从统计上看，这些疏远的关系，大多不可能是因为我们认为值得断绝关系的那种严重虐待[18]。

在我们的培训机构中，这些问题从未被提及或研究。想象一下，如果资本主义或社交媒体的好处被大肆宣扬，却没有人考虑它们的阴影面，会怎样？在一个给了弗洛伊德和荣格大量讨论空间的职业中，“阴影”应该是我们工作的核心，但我们却未能反思这一行业巨大的阴影——我们经常给客户造成的伤害。

斯里兰卡人并不认为内战或海啸是“创伤”。

这种缺乏自我批评的态度，加上对自身美德不容置疑的信念，使得心理治疗文化中未经证实、且可能有害的理念传播到了主流文化中。当痛苦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创伤”或父母某种方式对我们的伤害时，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现象的体现。在学校里，本可以从清晰的规则和界限中受益的孩子，却得到了“创伤知情”的豁免处理，阻碍了他们发展出适应成人世界所需的行为和生活技能。

伪科学的创伤理论使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都相信自己深受伤害，必须依赖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怎么敢相信，其他文化都误解了痛苦的运作方式，事实上，在弗洛伊德之前，我们连自己的文化也不理解？

斯里兰卡人并不将他们的内战或海啸视为“创伤”——事实上，当2004年海啸后，一大批创伤咨询师涌入该国时，斯利兰克科伦坡大学（University of Colombo）恳请他们停止将痛苦视为创伤，因为这正在削弱人们的韧性和恢复能力。在2023年的“世界心理状态报告”中，斯里兰卡的幸福感排名第一[19]，尽管他们拒绝接受创伤治疗的福音。

据我所知，没有哪个文化会认为坏事会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永远玷污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坏事一直在发生，它们已经足够糟糕了，不需要通过宣称“创伤以无法逃脱的方式存留于身体中”来雪上加霜。

告诉人们他们已经被永远伤害了，这只会加剧怨恨并损害关系。如果你宣传这样的说法，或者只是相信它，请考虑了解一下它背后不可靠的科学依据[20]。虽然心理治疗大谈文化敏感性，但它很少真正实践这些理念。

我们可以从非西方文化对痛苦的观念中学习：活在当下，在当下感受痛苦，并在当下治愈。

实践中的新思路

将心理治疗作为应对困难的首选方式是否危险？心理治疗是一种准社会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友谊形式。作为一名治疗师，其关系的本质就像性工作者——确实存在一种关系，但它完全为了服务于客户而存在[21]。金钱和边界规则将这种关系倾斜向客户——它是关于客户的，因为这种“互惠”已经通过金钱得到了补偿。

在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中，我们不需要性工作者和治疗师，因为每个人都能拥有良好的性关系和非性关系。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美好并非总是触手可及。因此，治疗师和性工作者介入，填补了空缺，分别在其领域内提供一种关系的体验，希望帮助客户足够了解自己和他人，从而走向现实世界，找到真实而更好的关系。

问题在于，当治疗关系成为现实世界关系的替代品时，危险就出现了——当我们被鼓励“接受治疗”而不是试图与家人或朋友讨论痛苦和敏感问题时。现实中的关系通过艰难的对话得到加强，社区也通过讨论那些接近“得体”边缘的事情而得以发展。

治疗空间不应将真实外部关系与我们内部的黑暗混乱的关系隔离开来——它应该仅以“帮助客户回归现实关系”为明确意图，偶尔承担孵化、准备和澄清困难的角色。回到性工作者的比喻，我的工作不是替代不情愿的配偶，而是成为那个开放思维的性工作者，提供不同的关系体验，从而改变真实的婚姻。

所有这些，都让我面临如何将这种新思维付诸实践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在认识到治疗问题的同时，继续以治疗师的身份工作？

这是一个持续探索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些不完美的解决方案。我的网站不再承诺治愈，也不再炫耀我在心理动力学领域方面的各种培训。它只是提供关于你生活的讨论——这些讨论在过去似乎对客户有帮助，可能现在对你也有用。但我不做任何承诺。

我试图从过去50年的西方思想之外的资源中汲取灵感：那些跨越文化、经久不衰的思想通常因为其本身就具有价值。佛教提供了对正念的洞见，尤其是当我们记得它的“八正道”时，这包括努力、行动和言语。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尼采的意志和选择理念，以及苏格拉底的提问风格，都在我的脑海中，在治疗关系中也都能找到，但主导者是客户。

这是一场关于他们生活的讨论，关于他们赋予生活意义、如何活出这些意义的讨论。这既有对美好事物的庆祝，也有对糟糕事情的批判，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专注于当下和未来的空间，关注他们真正想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克服障碍。

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帮助澄清客户的伦理和美学——当我们谈论伦理时，我实际上认为我们是将其根植于美学中，因为对我们来说，优雅而正确的东西通常随后会被披上高尚伦理的外衣。

没有隐藏的恋母，也没有奇怪的反移情。

我相信，真正的治疗工作是与怨恨作斗争。怨恨是我所面对的核心，而痛苦本身并不是。

当我们感到痛苦时，却认为自己不该感到痛苦——怨恨由此产生。这种讨论很复杂，尤其是当它涉及权利和政治时。如果我觉得自己有权将这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或有权不被批评性评论冒犯，那么，被《纽约时报》拒绝和阅读恶毒批评的痛苦将会被无限放大。我对“权利”的执念，会使我的基本痛苦变得更糟。我还相信，宽恕和感恩是我们对抗权利和怨恨的最大盟友，并且它们很容易被培养。

注意，我写的是我“相信”上述理论是真实的。我并不知道它是否真实。它对我有效，与我产生共鸣，并且一直是宗教和非宗教理论家的主题，从释迦牟尼、耶稣到尼采。但理论的简单性允许我的客户自己判断它是否适用于他们——没有隐藏的母性依恋，也没有只有我这个“专家”才能解读的奇怪反移情。如果我的客户坚持认为基于权利的思维可以与感恩共存，我甚至可能会向她学习（我确实学到了——谢谢你——如果你读到了这里，你就知道我指的是你了）。

放下了空洞的理论，告诉客户从我这里不会获得任何神奇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我发现自己扎根于千百年来的智慧传统，成为了支持他人生活方式的一员。我可以深入倾听客户，对他们的故事充满好奇，参与到他们的困境中，细化他们的生活世界，像一个无所畏惧的探险家一样仔细探索每一块石头。

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责任减轻了，因为没有什么是我“应该”做的；但另一方面，责任也更大了，因为我接纳了客户的所有面向，而没有用模糊的理论过滤器遮掩。我放弃了治疗理论，因此我认为自己成了一个更好的治疗师。

参考文献：

[1]repository.mdx.ac.uk/item/836y1

[2]pubmed.ncbi.nlm.nih.gov/23110994/

[3]www.nature.com/articles/ng.3285

[4]eric.ed.gov/?id=EJ529853

[5]acamh.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cpp.13803

[6]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07201/

[7]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7540739221104464

[8]ehrafworldcultures.yale.edu/cultures/ff26/documents/006

[9]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515070.2022.2142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