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第三十集团军的编制虽有两个军计四个师,但其中的一个师远在四川西昌,集中缓慢(次年春天才开到前线),集团军真正能用于作战的只有三个未经过集中整训的步兵师,同时部队所携装备大多破旧不堪,其中甚至还有不能射击的枪支。
除了不利之处外,也有好的方面。编入集团的原独立旅官兵皆为老兵,即便是保安团,其实也与别省的保安团不同,他们其实是当初刘湘被蒋介石逼着缩编部队时,特意从自己的嫡系部队里保留下来的正规军。由于官兵们都打过仗,有些战斗经验,所以刚刚出川时士气和心劲都普遍很高。
王陵基集团军完成编组后,即奉命由四川开往湖南岳阳、长沙一带,但部队尚未完全到达指定地点,获悉九江告急,又紧急开往江西武宁、修水待命。正在行军途中,王陵基再次接到开往江西瑞昌集结的命令,只好下令转向瑞昌进发。
到瑞昌仍要经过武宁,集团军经过武宁时,前方传来消息,九江已经失陷。敌人占领九江后,一路继续沿长江南岸的公路向武汉突进,一路沿南浔路向德安、南昌推进,妄图从鄂南对武汉形成包抄。瑞昌是南浔路的战略要点,第九战区命令王集团立即协助瑞昌方面的友军阻止敌人前进。
转败为胜
王集团从四川出发,一直开到江西,其间夏日炎炎似火烧,但官兵们既未经过集中训练,也没有好好地整顿休息,弄得人困马乏。事后集团军总部高等顾问张志和认为,战斗打响后部队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来源于此,“以疲惫之卒远行千里应战,实为兵法所忌,焉得不败?”
部队快要到达瑞昌附近的岷山时,被派去同友军联络的人员向王陵基回报:“友军全无踪影,前面尽是敌人。”王陵基急忙调整行军次序,改后队为前队,前队为后卫,命令所部全部向麒麟峰一线高地撤退,在高地上占领阵地。
王集团本是靠张斯可一张嘴编织起来的,所以最初的人心并不是很齐,约束力也不强。王陵基任命的四个师长,仅有两人愿随其出征,另外两人都以患病为由请假留川,须由旅长代理指挥或让师参谋长负责,实际上当时真正已在前线领兵的师长只有刘若弼一人。更为糟糕的是,各师均非原建制部队,是独立旅和保安团合编而成的,在缺乏集中训练的前提下,各级官兵互不相识,有的连直属长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一碰到这种仓促应战的情况,有的营、团便乱了,王陵基说要占领麒麟峰高地,他们根本不听指挥,居然嗖的一下就跑到麒麟峰后面很远的地方去了。
王陵基一看情形不对,赶紧从总司令部选派很多得力干部,分赴各处严肃整顿,勒令离散部队归还建制,开赴指定阵地布防。也幸好敌人在与王集团的后卫部队打了一阵后,没有趁势追来,否则王集团必然崩溃无疑。
总算收容布防好了。两天以后,敌人开始进攻,阵地前沿日夜炮声隆隆,枪声不绝。麒麟峰山势险峻,不过山上仅能部署一个营,王陵基便将主力集结于此,采取轮换制,每次一个营,逐营替换,并由师长刘若弼任前敌总指挥,指挥部队据险扼守,阻击敌军。
王集团官兵出川前,对即将遇到的困难大多表现得有些满不在乎,现在一看到敌人武器精良,自己的装备相形见绌,从上到下思想上都受到了一些消极影响。由于王陵基部署用兵得当,前两天部队还能勉强支持,但到了第三天,刘若弼向总司令部报告,说前线已换了八个营,官兵伤亡太大,已有不能支持之势,请示该怎么办。王陵基勉励安慰了他一番,要他继续督部坚守,然而不久刘若弼又好几次来请示王陵基,最后说:“预备队已经使用完了,没法负责了!”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王集团撤退,敌人就会包围和威胁其右翼友军,从而迫使友军也不得不后退,所以万万撤不得。于是王陵基便竭力说服刘若弼,让他对前线官兵多加勉励,敦促官兵们顽强坚守,可是却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王陵基无可奈何,筋疲力尽,忽然对高等顾问张志和说:“你来替我指挥吧!”张志和吃了一惊,忙道:“你当指挥官说的都不行,我怎行呢?”王陵基很诚恳地说:“人们平日对你宣传的抗日必胜的主张是很敬佩的,对你也有信仰,你就替我负责指挥吧。”说完后,便一头躺倒在了睡椅上。
王陵基与张志和过去在北平时曾立下过互相帮助抗战之约,王陵基出川抗战时便特聘他为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实际就是参谋长),请他履行誓约,同赴前线。如今看到王陵基这种状况,张志和也只得临危受命,代其说服刘若弼。
张志和首先给刘若弼打气,说前线官兵三天来对敌英勇作战,不但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也为川军雪了望风崩溃的耻辱和恢复了能战的声誉,现在敌人攻麒麟峰三天不动,已经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子,所以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张志和的一席话果然令刘若弼有所动容,但刘若弼又犯愁说,前线情况十分紧急,部队伤亡既大,还没有预备队,倘若敌人再次来攻,该怎么办呢。张志和告诉他:“打仗之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我们伤亡既大,敌人伤亡不会小。我们拿出拿破仑最后五分钟精神,一定可以胜利。”
至于缺乏预备队的问题,张志和答应立刻从总部抽调一个旅增援,到时希望刘若弼能够相机出击,反守为攻。经过他反复分析和动员,刘若弼终于答复道:“就这样办吧!”
搁下电话,张志和等人立即把后方所有的部队加以挑选,组织了看起来比较强健的两个团,由一名旅长率领,驰赴前线增援。不久,刘若弼向总司令部报告,说援兵已经到达前线,部队士气被重新鼓舞起来。接到报告,总司令部里的人这才都放下心来。
第四天拂晓,刘若弼按张志和所嘱举行反攻,一鼓作气地打垮了敌人。此役敌军被打死了一名大队长,而且这名大队长的尸体都没来得及被运走,说明溃退得十分狼狈。敌大队长的战刀、日记均被缴获,日记显示,进攻麒麟峰之敌系日军第二十七师团,该师团系由挑起七七事变的天津驻屯军步兵旅团组成,其作战能力不容小觑。
王集团在麒麟峰转败为胜的消息上报后,蒋介石给集团军发放了奖励。不久,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都亲自来到集团军军营驻地慰问,使官兵们备受鼓舞。
死字旗
王缵绪组建第二十九集团军后,因兼任代理四川省主席,经报准蒋介石同意,遂由集团军副总司令许绍宗代理总司令职务并率军出川抗战。
虽然并非首批出川抗战部队,但集团军官兵杀敌卫国的情绪仍极为高昂。士兵王建堂参军前是四川安县的一名小学教员,武汉会战前,他组织了一支一百七十六人的队伍,向县政府请缨杀敌。县长成云章当时正接到任务,要派几百名“特征壮丁”参军,见王建堂等人自动请缨,自然是喜不自胜,当即表示欢迎,并将他们编成“安县特征义勇壮丁队”送往军营。
就在队伍快要出发时,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通过邮局给县政府寄来一份包裹,要求转交给将要出征的儿子。包裹里是用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左右两侧分别写着几行小字,右边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左边是“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原来这是一面“死字旗”,王者成希望能够以此勉慰儿子:只需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无须有后顾之忧!
县长成云章看到“死字旗”后如获至宝,认为是兵役宣传的上好资料,便没有马上转给王建堂。直到一个月后,县里为义勇壮丁队召开群众欢送大会,在会上,成云章对“死字旗”反复进行了宣扬,之后才将旗转发给王建堂。消息传开,新闻记者特地登门采访,采写了相关文章在报上刊登,文章标题为“模范父亲”,除此之外,四川军管区还给王家送去一道匾,匾上题“父义子忠”以及“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王建堂参军后,被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他在抗日前线作战七年,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四次,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真正实践了父亲“伤时拭血”的嘱托,这是后话。
1938年5月,集团军各部分别在成都、永川、万县三地集中,随后乘轮出川。部队在武汉休息了三天,本来据说五战区要派员来点验部队,对武器装备该补充的也要补充,但后来并没有人来点验,武器补充也成了画饼。
7月上旬,集团军各部陆续抵达前线。他们头戴斗笠,脚蹬草鞋,行军前的草鞋也大多磨烂了,不少人来不及做新的草鞋,就干脆赤脚跋涉,弄得皮破血流,一路上都有人问他们:“你们是啥子部队,怎么还穿着草鞋?”
这些“草鞋兵”别看装备简陋,其实多数都是具备一定军事知识和经验的老兵。他们一到前线,便按照地形和火力的需要,构筑出多线阵地,其中一线阵地供和日军作战时射击所用,二线阵地供在敌机轰炸和大炮轰击时部队隐蔽所用。阵地上要挖一米多深的战壕,每隔十几米还要挖一个两米深的掩蔽坑,上面用树枝架满,再盖上厚厚的泥土,各个阵地都以战壕相通,使之连成一片。
从当月中旬起,敌人便向集团军发起了进攻,战斗打响后,廖震军首先在太湖、宿松一带与敌人激战,接着许绍宗军(许绍宗兼任军长)也在黄梅、广济一带阻敌。
许集团主要由留川部队组成,武器装备即便放在川军中也算差的,步枪多为汉阳造或川造杂牌步枪,机枪是川造轻机枪,所辖两军没有一门高射炮,各师也没有一门山炮、野炮乃至重机枪,通信器材更是极度缺乏。可他们面对的敌人却是日军第六师团,后者号称是日本陆军中最强悍最具战斗力的部队,部队武器精良,从师团到联队、大队、中队,都有相应的山野炮和步兵炮配备,这决定了川军单单依靠饱满的抗战激情和在内战中积累起来的军事经验,根本无法取胜。截至8月初,太湖、宿松、黄梅、广济等四县先后陷落,集团军被迫退守黄梅、广济以西山地。
为了阻止日军继续西犯,杨勤安师急赴黄梅多云山附近布防,但当杨师先头部队赶到指定地点时,少部分日军已占领了多云山。趁敌立足未稳,杨师的一个加强营发起攻势,经过几小时的激战,终于将敌人击溃, 占领了多云山。
黄梅以西至多云山脚下均系农田,许集团占领多云山给黄梅之敌造成了极大威胁,但由于山顶制高点的瞭望哨及山下便衣游击队的严密监视,敌人在一有行动就会被守军所发觉,因此敌人也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更重要的是,敌人在前一阶段作战中伤亡也非常大,暂时已失去进攻能力,于是只得一边在黄梅、广济休整,一边等待后方新兵补充。
趁此机会,第五战区根据大本营电令,决定派许集团实施反攻,具体攻取目标为黄梅及黄梅与广济间的大河铺和金钟铺(合称大金铺)。
中国的草鞋兵真勇敢
从后来各方所搜集到的情报来看,敌人虽暂时失去了进攻能力,但并不说明他们连防守能力也一并失去了。在黄梅和大金铺外围,敌人设置了多层铁丝网和障碍物,火力配备甚为严密,相比之下,许集团各部却连基本的攻坚火力都没有。
后来到武汉会战末期,许集团在西撤途中,曾亲眼看到军政部的炮兵部队丢了各种大炮,他们把大炮丢掉后,有的骑着挽马,有的坐着牵引车,纷纷向西逃跑。川军官兵在会战中吃够了没有炮火支援的苦头,但他们既没能力将弃炮运走,也没有人能够使用,只得望而兴叹。当时就有不少入骂道:“你们吃得好,穿得好,为啥这样好的炮,不用来阻击敌人战车坦克的追击?这样丢了,问得过良心吗?”
迫不得已,许绍宗把集团军直属炮兵营也拉上来进行支援。炮兵营共有重迫击炮四门,是整个集团最好也是唯一的重武器,然而实际上在实战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每门重迫击炮仅配十发炮弹,根本就舍不得用,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许国璋旅负责主攻黄梅县城,许国璋率两个团与敌激战两日,但都由于缺乏炮兵支援而导致功败垂成且伤亡较大。嗣后许国璋根据川军惯于“摸螺丝”的特点,将战术由白天强攻改为夜间奇袭,一度攻克了四处敌据点。
攻击大金铺的任务被交给了何葆恒旅。何葆恒在发起攻击前,特地派秦兆民团用夜袭的方式对敌人在大金铺的兵力情况进行武力侦察。
秦兆民奉命从本团挑选熟悉夜战的士兵,组建了夜袭队。夜袭队共有两个排,大致为不到一个连的规模,除步枪外,另配备手枪二十支,每人再各携四枚手榴弹、一把马刀。
夜袭队准备就绪后,即沿多云山崎岖小路插入梅川以西山地,乘着夜色向金铺摸去,当他们看到敌人的地堡时,已是午夜时分。
敌人警戒不严,地堡里的敌兵都在嬉笑说话,对于夜袭队的到来毫无察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夜袭队在击毙两处的敌哨兵后,立即猛攻地堡之敌,并一举占领了其中的四座地堡。深夜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一些日本兵号叫着从各自的地堡内奔出,当即又被手榴弹炸死了十余人。
秦兆民事先交代夜袭队,要求稍一得手,就迅即撤退以减少伤亡,夜袭队见已达成既定目标,便撤出了大金铺。敌人很快也清醒过来,发现夜袭部队人不多,马上组织骑兵朝袭击部队的撤退方向进行追击。
秦兆民早有准备,已派有力部队在大金铺以西高地进行策应,在他们的掩护下,夜袭部队安全撤回,仅轻伤三人,重伤一人。这次夜袭除获得大金铺之敌的基本情况外,还缴获“九支三八式步兵炮”(有可能是指步兵炮的零部件)、三件黄呢军大衣、一架望远镜以及一些罐头。
在奇袭得手和初步掌握敌情的基础上,旅长何葆恒率两个团一鼓作气,猛攻猛打,占领了大金铺。之后师长张竭诚立即从预备队杨觉旅中抽调两个连,破坏了黄梅、广济间的公路。
大金铺是敌西进的主要补给运输线,张师通过夺取大金铺和破坏公路,切断了敌人的增援补给线。敌人急忙调派重兵,向何葆恒旅进行反扑。
何旅的武器装备在全师全军乃至整个集团算是好的,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以秦兆民团为例,百分之九十的官兵配备的都是汉阳造步枪,剩下的百分之十是川造杂牌枪.除此之外,还有五百多个川造麻尾手榴弹,不到三十支手枪,四门轻迫击炮,二十七挺川造机枪。靠这些家当,何旅打个突袭战还能凑合,应付时间稍长的对攻战就不行了,于是何葆恒只得又率部退出了大金铺。
许旅、何旅虽都未能完全彻底地攻克黄梅和大金铺,但也让敌人深受威胁。由于川军士兵人人皆穿草鞋,且长于爬山冲锋和夜战,所以“草鞋兵”早已成了川军的别号,连日军俘虏都惊叹:“中国的草鞋兵真勇敢!”指挥许集团军作战的兵团司令廖磊对出击部队分别进行奖励,并给予好评:“四川军队武器劣而打仗勇敢,指挥官指挥有方,甚为可嘉。”
许集团的反攻和奇袭,都要从多云山出发。黄梅之敌对这一要点不能不加以重视,在新兵尚未到达,出击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即派出一个大队攻取多云山。
当天敌人利用黑夜运动至多云山前哨阵地附近,自拂晓开始突然对驻于山上的游烈团发动进攻。游团猛烈还击,但战至上午10点,右翼阵地仍被敌人突破。
见前线情况紧急,团长游烈急忙调预备队增援反攻,同时另派两个连分别攻敌侧背。与此同时,游团左翼部队坚守阵地,在敌人猛扑时以轻重机枪进行扫射并投掷手榴弹,从而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中午12点,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敌人唯恐归路被切断,不得不向山下撤退。
事后打扫战场,发现敌人遗弃轻机枪六挺,三八式步枪二十余支,军毯三十余床,圆锹十字镐二十余把、罐头及饭盒数十个。倘若作战顺利,日军是很少在战场上遗弃军用物品的,虽然其伤亡人数不详,但山腰草坪上血迹斑斑,显然是敌人处理伤亡时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