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言传身教
梁思成先生祖籍广东新会，1901年4月20日出生在日本东京。这一年，是他的父亲梁启超先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为躲避清政府迫害而东渡日本的第3年。1906年他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读幼稚园，1907年全家从日本横滨迁居到神户郊区的须磨海滨，他在神户同文学校初小读书。直至1912年，他随父亲梁启超、母亲李蕙仙回到祖国。1912～1915年，他在北京汇文学校（今北京汇文中学）和崇德学校高小读书。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之一。他的一生都处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旋涡之中。起初梁启超极力主张效法西学，但是通过对欧美的实地考察，比较分析后，他的思想产生了变化，逐渐认识到西方的科学并非万能。他找到了西方文化的弱点，于是提出“西方的物质，中国的精神”的思想，认为应该用东方文化去补西方文化之不足，特别是中国文化应该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当年，梁启超夫妇在日本奈良游览时，买了一片大佛殿的瓦，在瓦上写上了梁思成的名字，祈佛保佑他们的长子平安成长。但是梁启超先生不会想到，这一片瓦片似乎冥冥之中昭示了梁思成先生日后与古建筑结下的不解之缘。奈良与京都的古建筑，也成为梁思成先生日后研究中国古建筑时重要的参考资料。更没有人想到在1945年，梁思成先生冒着巨大的风险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这两座历史名城，因为它们不仅属于日本，更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在青少年时代，梁思成先生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梁启超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深谙因材施教之道，对子女严格要求的同时，也与他们保持朋友般的平等与亲近；既为他们的前途尽力做出周全安排，也会尊重每一个子女的兴趣和理想。特别是梁启超先生在坚强奋斗与潜心钻研的学术精神之外，始终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些对于子孙后代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造就了他们坚韧的民族性格和深沉的文化心理，并在不同的领域对国家和民族做出重要贡献。
在给儿女们的信中，梁启超先生曾经写道：“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是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他经常给孩子们讲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印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孩子们心灵受其陶冶最突出的，“一曰好学不倦，二曰赤子之心”。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梁思成先生也承继了这一精神。
《栋梁梁思成》，单霁翔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梁启超先生“不仅要求孩子有坚强的奋斗精神，还要他们乐观、风趣、富有人情味”。他的孩子们都得到了这种真传，每个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但是他们从不悲观，个个都是胜利者，除早丧的子女以外，个个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例如三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三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专家，五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五女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六女梁思宁是早年参加新四军的离休干部，八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成先生更是国际著名的建筑学家。这些均与梁启超先生的教育培养有很大关系。
梁启超与梁思顺（右一）、梁思成（左一）、梁思永（右二）。
为了避免子女们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丢了国学，梁启超先生每到假期都要为子女讲学，先讲《国学源流》，后讲《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等。从师承到传道授业，这样的教育环境与成长方式，对梁思成先生的成长影响深远。他回忆说：“父亲的观点很明确，而且信心极强，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当同意他的观点。”清华学校8年教育和梁启超先生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对祖国、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胜过了一切。他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为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求学清华学校
1915～1923年，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学习和生活了8年。在校期间，他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爱好广泛、多才多艺，注重各方面全面发展。陈植先生在《缅怀思成兄》一文中提到，梁思成先生在大学时代已经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他酷爱音乐，是校合唱团的成员，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多门乐器，虽然相当艰苦，但他引以为乐。1918年清华学校成立军乐队，梁思成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也擅长短笛。这些经历弥足珍贵，因为建筑是无声的音乐，两者气息相通，有主调，有韵律，有节奏，有起伏。梁思成先生尽管身材瘦小，却是运动场上的佼佼者。他精于乒乓球单双打，喜爱足球，在清华学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他说：“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北京清华学校的学习生活，对梁思成先生形成乐观开朗的性格、不断进取的精神、坚定的自信心、学术上的严谨作风、广泛的兴趣与爱好，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5年，梁思成初入清华学校。
1920年，梁思成先生在父亲的指导下，与他人合作翻译英国H.G.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后经梁启超先生等校订后，于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当然，梁思成先生此时表现最突出的是其绘画才能，他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或劲练或潇洒，有很高的素描和水彩画功底。他曾于1922～1923年担任清华学校校刊《清华人》的美术编辑，创作了大量封面、栏头画和插图，构思新颖，技巧不俗。他在音乐方面的修养、绘画方面的基础，也是促使他在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之前选择建筑学作为专业的原因之一。
清华学校歌咏队成员合影（前排左二：周培源；中：梁思成；右三：陈植）。
梁思成先生还是一个关心时事的活跃分子，同学们称他是“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就是清华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当时进步学生社团“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的中坚分子。一天，他和同学们进城宣传，被军警拘禁于北京大学法科大院内。他们坚持斗争，声明“政府不派人来谢罪，誓不出法科大院一步”。后来军阀政府不得不派参议员来当众道歉，学生们则在军乐队的护送下凯旋回校。
1923年5月，梁思成先生与弟弟梁思永骑摩托车去天安门，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集会。不料，途中他被北洋政府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伤，导致左腿股骨复合性骨折。他前后做了三次手术，被迫休学一年，从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约1厘米，留下残疾，给他此后的野外古建筑考察带来极大的不便。在伤后疗养的一年中，梁思成先生在父亲教导下，潜心研读，《论语》《左传》《孟子》《战国策》《荀子》等国学经典，这对他以后研究中国古建筑大有裨益。
结缘建筑学
在疗伤期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感情日益增进。梁思成先生后来谈道：“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也正是从林徽因先生口中得知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有建筑系的课程，坚定了梁思成先生学习建筑学的决心。一路走来，林徽因先生对他的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帮助和影响。
1924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应梁启超先生的讲习社邀请来华进行讲学活动，林徽因先生一直陪同，梁思成先生参加了接待，得以结识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张欣海、丁西林等多位国内文化学者。这些丰富的经历，使梁思成先生日后成为拥有世界眼光，精通多项技能，努力报效国家的学者。同时，这些经历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校教育理念。
1924年4月，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合影。
1924年6月，梁思成先生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系统接受西方的古典主义建筑教育。由于当时该校建筑系不收女生，同行的林徽因先生只得进入美术系学习，但是她选修了建筑系的课程，为日后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建筑师打下了基础。实际上，当时中国国内尚未把建筑学视作艺术，青年梁思成甚至都不清楚建筑学科的未来发展，只因热爱绘画而选择了这门专业，并远渡重洋求学，由此与建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20年代，整个美国建筑界在建筑设计方面还受折中主义潮流的影响，一切建筑外形的设计必须采用一种古代的建筑形式，不得有太大变动，所谓设计也就是在平面上重新划分。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以巴黎美术学院建筑系为蓝本，要求学生必须准确掌握并熟练运用古典建筑的比例、装饰与构图技法。梁思成先生对这种功能与形式脱节、外形只能死板地去模仿古代建筑外形的学习方法产生了怀疑。但是，他在就学期间，还是全力以赴，好学不倦，在建筑设计方面成绩斐然。由于受过严格的学院派建筑教育，梁思成先生对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之结合”的观念理解深刻。他的设计构图简洁，朴实无华，并尝试将建筑与雕塑相结合，通过巨型浮雕为大幅墙面增添风韵。同时他的渲染，水墨清澈，偶用水彩，色泽淡雅，明净脱俗。除建筑设计外，他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做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幽情。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与建筑系近在咫尺，那里藏有大量中国古代文物，其中最令他感叹的是唐太宗陵墓的“昭陵六骏”中的二骏，竟然被倒卖而存于异邦的博物馆中。
1927年2月，梁思成先生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士学位。同年6月获得建筑系硕士学位。他经常接到来自大洋彼岸的家书，在每一封长长的家书里，梁启超先生都详细提出这一阶段对他学术研究方面的建议。在校学习期间，他曾任建筑学助教，还曾担任英美市政建筑荣誉学会会员、美国费城市政设计技术委员，并获得彭省大学建筑设计金质奖章、南北美洲市政建筑设计联合展览会特等奖章。
1927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
1927年9月，梁思成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艺术史专业读研究生。在此期间，他还曾短暂担任过保罗·克瑞特事务所副设计师。1928年3月3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后，同赴欧洲各国参观考察，在欧洲古典建筑中度过蜜月。1928年8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回到北平（今北京）。9月，梁思成先生来到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学术报国
梁思成先生一生的学术实践活动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任职中国营造学社时期，他投身古代建筑调查与研究，主要学术目标是寻找古代建筑实物证据，从而系统梳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及建筑技术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初步完成对中国建筑史的整理和研究。第二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1955年。梁思成先生倾力于战后重建事业，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以培养人才，投身古都北京规划建设，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加入中国营造学社。
1931年6月，梁思成先生带着“中国建筑史一定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志向，与林徽因先生一起来到北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始系统进行古建筑调查和研究工作。梁思成先生出身名门，从在国内外求学，到在高等院校教学，一直生活在十分优裕的环境中。林徽因先生的父亲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她本人又是我国当时极少的女留学生。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他们本来可以选择优裕、安定的生活，但是却出于对祖国传统建筑的热爱，为了重振东方建筑文化在世界的地位，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生的追求。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项极其艰苦困难的事业。
莫宗江先生曾回忆过当年野外调查的艰苦经历。在雁北地区，他们拿着比实物价格高十几倍的钱，求老乡给做一顿饭而没有实现，因为那里穷得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粮食。农民只有堆在屋角的一点土豆，那是他们全家的口粮，给别人吃了自己就得挨饿。莫宗江先生最感动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的奋斗精神：“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这种勇敢精神已经感人至深，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是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长年调查和测量古建筑，必然要经历很多风险。调查应县木塔时，塔刹从地面上看不大，实际上很高。梁思成先生要拍摄刹顶，当时也没有广角镜，只能人尽量往后退，退到最后，他说，差一点“一失足成千古恨”，才拍到了塔刹。在邢台测量天宁寺塔，这种塔爬上去很难。梁思成先生说，在清华念书的时候，体育老师马约翰要求很严，每一位学生必须用手用脚爬杆爬绳，这个后来对他很有帮助，使他练出测绘古建筑的本事来。在洛阳龙门石窟，他们没有被野草丛生、蝙蝠乱飞的环境所吓倒，面对北魏至北宋尤其是盛唐时代留下的伟大艺术杰作，兴奋不已。在古阳洞中，梁思成先生几乎跪地临摹。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前，他感到这座雕塑同西方古代任何伟大的雕塑相比都毫不逊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蔓延至华北，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就在当天，梁思成先生一行有了古建筑调查以来最重大的收获：在五台山豆村的深山之中，发现了唐代佛光寺东大殿。为了获得确实建造年代信息，他们只能借着檐下空隙攀爬进天花板以上的空阁。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用手电探视，发现檩条已被蝙蝠盘踞。蝙蝠千百成群地挤在上面，无法驱除。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他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生怕探索不周到。
1937年，梁思成在佛光寺大殿内测绘拍照。
梁思成先生开展古建筑调查的年代，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之下。因此他竭尽全力，与时间赛跑，希望找到更多藏在深山、田野中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存档，避免它们彻底毁于战火。林徽因先生是他学术和生活上的亲密伴侣，绝大多数古建筑的田野调查都是由他们共同完成。在古建筑测绘时，她与梁思成先生一起徒手攀缘，爬上爬下，丝毫不含糊；而在对艺术的判断上，她总能提出全新的思路，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意见。这一时期，梁思成先生的论文和调查报告，也大多经过林徽因先生的加工润色，两个人的优势互补，实现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
1942年，在四川李庄，梁思成先生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当时他仅40多岁，但是身体一直虚弱，多病缠身，弱不禁风。除了患有脊椎骨硬化症外，又患了颈椎灰质化症。他在胸部配了一个钢架，是用钢条敲打而成，类似人的肋骨的框子，外面缠以纱布，套在胸间。四川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更何况他还要伏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那时候他还在拔牙，需要拔掉全部牙齿。当时医疗条件不好，再加上他身体很虚弱，每拔几颗牙就要睡一两天。尽管身体很差，但是一种爱国热忱与民族自豪感激励着他一直坚持工作。
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室。
费正清先生在《写给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文中写道：“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尽管有多所国外学术机构邀请梁思成先生前去工作，同时承诺为林徽因先生治病，但是他坚持留在国内，与祖国共患难，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他坚定地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后来梁思成先生跟家人讲：“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我认为她不只是在支持我，这也是她的选择。”林徽因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建筑师，感情充沛，才思敏捷，一直与梁思成先生并肩奋斗，共同奉献。她最重要的建树是在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她有着女性的细腻，更重视彩绘、装饰这些元素。她一生中不断地对中国建筑艺术中的传统工艺进行研究。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先生病逝于同仁医院，走了一条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
20世纪50年代初期，梁思成先生工作热情高涨，一片赤诚、废寝忘食地为新中国的北京城市建设身体力行，贡献智慧。这一时期他投入很多精力参与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极其宝贵的独特意见。特别是主持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的编制，对于他说来是一个进行规划实践的极好机会，可以充分表明他对北京城市规划的态度与立场。梁思成先生希望提出一个妥善的方案，既解决首都城市规划建设问题，又解决北京历史名城保护问题，建构一个古都保护与未来发展的理想范式，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
虽然“梁陈方案”未能获得实施，但是站在北京城市发展的大视野中观察，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方案对于北京古都保护和未来平衡发展的远见卓识。尽管“梁陈方案”还有一些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内容，但是其提出的北京古都保护的设想，是富有远见的，有利于解决新旧之间的矛盾，保护古城的传统格局和风貌，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不失为一条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有效途径。特别是梁思成先生针对城市性质，提出北京应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要重视环境保护、防止工业污染，要保护北京文化古都风貌等意见，说明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完整方案。
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要“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所有城市改建，都会面临旧与新的矛盾，清理、剔除、吸收的工作，必须慎重。他强调新旧建筑形式的和谐统一，主张建筑形式必须适应生活和功能的要求，忠实于材料和技术，表现民族传统特色和时代精神，“不是盲目地模仿古制或外国形式”。在北京旧城中，新建筑物的形式应尽量同北京的环境配合，并规定按民族形式设计，各建筑物之间要相互配合，以求整体的和谐。
本文选自《栋梁梁思成》，为该书的序章（部分），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单霁翔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