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佩里·米勒 (Perry Miller，1905-1963)
美国学界公认的思想史大师，也是美国学的创始人之一。在美国思想史研究方面，他的贡献无出其右。他的作品思想深邃，语言典雅架构宏大，学识渊博。米勒毕业于艺加哥大学，自1931年起在哈佛大学执教，因患胰腺炎致使他过早的去世。
对美国社会和思想史都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在30或40年的时间里，法律行业神奇地从1790年左右的混乱状态迅速蹿升至政治和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如果说这一胜利仅仅只是律师在财富和声望方面得到提升，它只能得到我们的些许关注；但它的表现方式却是大量的哲学系统阐述，最终出现了霍夫曼、肯特和斯托里等人著述甚丰的法律评注。在这个时代，美国法律的形成包含了史诗般的大量的精神探险；像马歇尔（Marshall）和肖（Shaw）这样的法官，他们有着广泛而不同的观点，在法庭上与知名的律师们展开经典争论，逐渐展开，一点一点地锤炼出美国的法律来，而这些知名律师在老百姓眼中是和芬尼或比彻一样了不起的人物。
《无尽的纷争：从独立宣言到内战的美国思想史》
[美] 佩里·米勒 著
张媛 译
东方出版社
2023年8月
这一成就令人瞩目，因为它是在面对普通美国大众对法律这一概念持有普遍敌意的情况下达成的，尤其是他们特别讨厌普通法。律师们后来身居高位，回首1790年的情况，只会大大地惊叹，律师这个行业居然幸存了下来。肯特说，当他1798年当上法官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记录或全州的判例；我们似乎没有自己的法律，没人知道什么是法律；他担任首席法官期间，没有一个律师可以向他引用他的前任的观点。没有美国的法律书籍，而从英国进口的法律书数量太少，不是所有法庭都能查阅。马萨诸塞州的首席法官帕克回忆说，的确，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刻；我们不得不扩充旧有的规定，向法律系统灌输一种有活力的衡平法；我们需要一个像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那样的人“来向我们的普通法吹一口仙气儿，注入能量，使之适应时代的需求、商业利益和事业发展”。但是根本没有指望，难道曼斯菲尔德勋爵能从荒野里蹦出来？
各个法学院开始在混乱中建立起秩序：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Litchfield）的塔平·里夫斯（Tapping Reeve’s）法学院，1784年成立；1790年费城知名的政治家和法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讲座；1793年哥伦比亚大学肯特带领的试验性课程；威斯和塔克在威廉和玛丽学院开设的小组课程；肯塔基州特兰西瓦尼亚大学（Transylvania）在1798年设立了法学教授职位；哈佛大学法学院，1817年成立；耶鲁法学院，1843年成立。1827年，一位评论肯特著作的人说，我们自信地期望，这些学府将会产生“一个迄今为止总体而言更有学问、更渊博的律师行业，让那些无知、鲁莽的伪律师逐步退出去，退回到他们应得的低微无名和不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法学院是在普遍的大众对它们的怀疑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怀疑，我们发现，和早年建立医学院的时候大众产生的怀疑很类似。例如，迟至1833年，查尔斯·福林（Charles Follen）还抓住机会强调，在法律事务所做学徒是不可能学到“法律的基本和综合知识的，没有这些知识，就算是最好的实践洞察力也不过就是某种本能”。然而，普通老百姓却坚定地相信，如果非得要有律师的话，倒还是那些靠本能工作的律师是最让人容忍的。他们很难会对福林所说的那些区别产生热情，福林把律师分为科学的律师和凭经验的律师：前者“绝不会罢手，直到他进入法律最核心的本质，并且认识到法律所适用的案子的普遍特性；因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错判哪些是次要的伴生产物，哪些是核心内容；他能明确分辨哪种情况会导致争议，而哪种情况预先就有了结论”。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话实在是难以理解，被毅然决然地抛诸脑后了，但也不能让它消声不言，或是压制住它的长远功效。
但是，直到这种功效可以被实现之前，一直有一个传奇在激励着法律行业：有一个人指明了法律的光辉前景，那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现代学者可能会觉得迷惑，1783年汉密尔顿在学徒期间究竟学了多少法律知识；虽然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他可能没法掌握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了解的所有法律知识，但是，他的辩护词仍然是随后的野心家们北极星般的人生目标。霍夫曼说他是美国值得夸耀的最伟大的天才；肯特将汉密尔顿的其他成就放在一边，说就算他什么也没做，只凭他做律师的成就，就值得这份赞美。我们的法学体系是“一片空白”，直到汉密尔顿将光辉和学识倾照其上：
他关于商业和法律问题的观点非常自由，充满活力；他有一种能力特别突出，只要是他讨论过的话题，他都做得非常完善，没有任何没注意到或没回答的问题，不留给对手任何争辩或反对的余地。他将各种信条追溯至其源头，或探查其基础，同时极其尊重合理可靠的权威……对于他在思想方面的努力，我们完全可以说，他将各种原则阐述清楚、推理明白、适当扩展、充分解释，直到听他说话的人完全沉浸在对他的崇敬之中，对他的理解力的强度和延展性惊叹不已。
肯特的这些话揭示出汉密尔顿的追随者为他们自己设立的伟大律师的理想形象是怎样的，以及他们传授给学生和学徒们的东西有哪些。但是，在这段话中也暗示，肯特知道，如果律师们无法达到这个标准，做到既博学又有力量，那么他们永远也不能对抗民主政治对他们的阴沉怨恨，无法取得进展。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他们的才智，而汉密尔顿向他们演示了可以如何使用。1836年，杰克逊还是总统，而肯特又做了一次颂扬汉密尔顿的演讲，斯托里写道：“我一直都相信他完全配得上他的声望，和你塑造的形象一样伟大。”
律师们开始觉得自己有了一些力量，他们也开始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声称，在产生和引导独立革命方面，律师行业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话在18世纪90年代只有神职人员才敢说。虽然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在1824年向萨福克县（Suffolk County）律师行会致辞的时候承认，马萨诸塞州大部分律师都被证明是保王党或至少是中立的，但他还是可以颂扬说：“每个学习美国历史的人知道了是谁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提出、实施了最大胆、最有效的措施，他们至少会对律师们感到一些尊重。”偶尔律师们会承认也许是“其他行业的人”发起了革命，但是，正如乔布·泰森（Job Tyson）所说：“除了律师，还有谁能唤醒全国，维护仅仅只是考虑中的、理论上的权利？这些权利影响着抽象原则，就算是削减人民的幸福和享乐也是完全感觉不到的。”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个论调被多次重复，成为一时之风，甚至影响了历史写作，连班克罗夫特也深受影响；牧师们在鼓动爱国热情方面所做的决定性贡献反而要等到20世纪的研究才能被重新发现。随着律师行业形象的重塑，也暗示一个事实：独立革命和美国宪法的律师们是普通法培育出来的，尽管在行业内部大家都清楚，他们的法律知识是非常有限的。
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种对“打官司”的热衷——欧洲游客注意到这种切实的病症，发生在讨厌法律的美国人身上——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律从业人数的增加，而这种生意只可能产生劣质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确催生了一大群讼棍。在更高的水平上，法律行业的尊严得到提升要归功于法律界的有识之士，他们简直是奇迹般地出现了。此外，还要归功于一个事实：这些法律界的杰出人物可不像牧师们那样谦逊，他们很乐意他们的尊贵形象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1817年，在《北美评论》中，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感叹道，还有不少仍在开业的律师还能证明，就在几年前，法律行业低迷的状况，他对这种改变大感惊奇：
它立刻变成了一种时尚；这种情况再加上我国政治体系的性质，（它使得法律教育就算不是先决条件，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格，如果想要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或出任公职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律师人数激增，律师社会地位提升，这使得律师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更加尊贵。
但即使约瑟夫·斯托里，1817年他正在学习节制其年轻夸张的狂喜，尚算明智地写作了以上段落，对于法律行业更为流行的溢美之词正在变成一种大言不惭的论调，这种论调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日渐强劲。1815年12月的《作品集》已经打开了水闸：
希腊和罗马在发展了好几百年之后才产生了一个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一个西塞罗（Cicero）；我们应该对我们国家的命运保持谦卑，但我们相信，从今以后，美国的命运就是以类似的杰出人物使全世界为之倾倒；这一事件必将照亮她的历史。美洲大陆轮廓壮丽、外貌宏伟，她的卓越杰出远胜世界其他地区：她的湖泊、河流、森林、高山无与伦比；她的气候宜人、土壤肥沃、贵重金属矿藏丰富；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为我们的信念奠定了基础：假以时日，她必定会显露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在才智上，也将远胜于其他地区，这绝不是幻想……思想是特定环境的特定产物，我们确信，随着时间的流逝，适合提升甚至是美国“法律思想”的环境也一定会出现，将其提升至比如今的成就更高的程度。
从这样的段落开始，法律的概念从牛顿式的宇宙框架中一种对称的科学，那是约翰·亚当斯所喜爱的法律，转化为一种表演风格，由伟大的“浪漫主义”辩论者威廉·沃特（William Wirt）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培育而成。这种新的态度中有些东西影响了甚至那些公开努力地抵制它的法学家，如肯特、宾尼和斯托里。甚至他们也不能完全逃避这种影响，因为他们也是爱国者。通过法律界国家主义的膨胀，美国的律师找到各种方法使老百姓认同他们的行为方式，当然，还要认同他们的收费标准。
也许对法律行业全部权威最早的综合性阐述来自戴维·霍夫曼的系列演讲，该系列演讲于1817年在巴尔的摩开讲。这些演讲的重要性被历史学家忽视了，因为肯特和斯托里的名气更大，虽然他们二人都赞扬了霍夫曼。霍夫曼说，在任何时代，（故意忽略了西方历史的整个阶段），律师们一直被认为是整个民族最出类拔萃的奉献者，不仅因为他们促进社会安宁，而且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对因果关系的明晰洞察力。但是，在美国，他们的社会地位更高，因为他们敏锐的才华使他们“认识到这些普遍原理——利用它们来解读旧律法，并构建新的法律法令，或采用稳定而自由的理解，这样，所针对的是普遍结果而不是某种特定结果，将得到普遍正义，而不需要提及私下或局部的不便”。
要注意，在美国，这些为法律的光荣大吹胜利号角的人不光是辉格党人，或者如某些现代人错误理解了当时的情形，喜欢说的那样，只限于“保守的”法律从业人员。当涉及这些强有力的措辞之时，兰图尔对普通法的攻击以及他对成文法的开创性倡导也只是一个相互赞赏的社会中的小小分支而已。比方说，他在罗得岛（Rhode Island）的“叛乱”一案中为多尔（Dorr）的追随者辩护之时，就展示了他在普通法方面的学识和斯托里不相上下，目的是证明他的委托人不应该在别的辖区受审。威廉·桑普森态度更为激进，他宣称，我们的法律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这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它是自由人民的法律”；他所反对的只是“这些有限的惯例过于复杂”。再往前追溯，圣乔治·塔克虽然在他著名的附录中说普通法在美国不是统一的法律，但他觉得将精力花在把布莱克斯通变成美国法律教育的核心部分还是很值得的。无论是民主党律师还是辉格党人，我们都很容易从他们的言论中找到一种说法，使法律在人们的视线中总是保持公平和公正，对所有党派都是如此。“法律的力量对各种壁垒嗤之以鼻，它蔑视任何不公正的堑壕；法律的力量碾压人的权力，它褫夺任何不公正的豁免权；它是代达罗斯（Daedalus）引导我们穿过狡诈迷宫的线”，等等。
因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各地律师的地位都尊崇无比，他因此写下了常常为人引用的结论：法律行业是民主制度的“制衡”。1835年，当他发表这些言论之时，他已经非常勤勉地找寻了各种可以想到的思想立场，以期遏制他最关注的力量的前行：绝对的、纯粹的平等。确实，他在纽约和波士顿的时候常常和辉格党律师们混在一起，这些人给他讲了很多关于安德鲁·杰克逊的骇人故事。托克维尔完全没能领会法律评论的原则，对普通法也只有模糊的概念，他决定，虽然律师们没有积极地筹谋推翻民主制度，“但他们一直努力使其背离它真正的方向，所采用的手段对其本质而言是完全相异的”。他多多少少恍惚地承认，人们似乎已经不再怀疑这个行业，律师们也适应了各种社会团体的运动，但他仍然将他们列为隐蔽的反对派，因为他们“形成了最高政治阶层，他们是社会上最有教养的一部分”。
在美国，有不少人嘲笑托克维尔对律师的幻想，人们也嘲笑他关于福音派对思想的严格控制的看法。的确，如果托克维尔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些行业，他就会发现教士和律师之间的内部张力，这种张力在1835年虽然隐蔽，但的确存在。“虽然法律值得尊重，”1838年，一种典型的来自牧师的警告说，“但不是每一个自称牧师的人都值得尊重。必须让他证明他配得上他的职业，这样，这份职业的尊严才会降临在他身上；但如果他配不上，那么就像那些不道德的教士，他想要的目标越高，他就越是堕落”。
虽然偶尔有一个时事评论员例如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erke）在1840年说，律师们是美国的贵族，但他又急忙补充说，他们并不享有世袭统治，没有专属特权，而且人们选举他们担任公职多半是因为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是最有能力的。B.B.迈纳（B.B. Minor）在1847年的《南方文学信使》上表示，就连这种说法也过分了。律师，哪怕是最优秀的律师，也是来自群众的，他们不能有任何稳定的目标，因为“他们的级别上下波动；他们的个人利益千差万别；以及他们必须依赖老百姓，而老百姓据说则是他们想要欺压的人，或借以提高自己身价的人”，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任何类型的“贵族”。我们完全可以将此评论作为民主美国的最终观点；就算在某些边疆地区法律仍然不受欢迎，但是律师们的巨大成功和法官们的坚持不懈已经基本肃清了殖民时期对法律的敌意。
但是，在反对法律和普通法的文山文海之中，在数量甚至更多的为二者辩护的书山书海中，的确有一个显著的方面，那就是1823年纳蒂·班波阐明的那种焦虑完全无处可寻，彻底消失了。了不起的本杰明·拉什博士（Benjamin Rush）的儿子——理查德·拉什（Richard Rush）是一个忠实的杰斐逊追随者，后来成为杰克逊的拥趸，他在费城出版了一本预言性的小书，名为《美国法理学》（1815）。表面上，它是早期的一种努力，想要让民主制度转而尊重，甚或崇拜法律。拉什诉诸美国的自尊心，他指出，只有在这个思想的分支“美国也许达到了……接近其他古老国家的标准，而其他任何能说出的学科，美国的水平还远远落后”。我们的产品简单粗糙；我们的诗人粗野褊狭；我们的画家技能生疏；但是正如伯克所说，到1775年，布莱克斯通的《评注》在美国的销量已经超过了整个英格兰。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已经向越来越广阔的未来前进，那是真正的崇高，其结果不应该被畏惧，而应该被庆祝：
随着我们偏僻的国土继续布满被开垦的土地，遍布村庄和城市，我们必然会看到该学科从业人员的相应增长。
日益扩张的法律行业就是以这种设想来运作的，将坦普尔法官对纳蒂说教的全部内容当作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要驯服这片荒野？库珀，他既敏感，同时也颇有男子汉气概，在文明开始的地方继续他对纳蒂的描绘，在他逃往大草原远离法律管束的范围之后的悲剧性描述。在这里，纳蒂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大自然的掠夺者，不像他这种忠诚正派的侦察员，而是残忍、贪婪、新石器时代部落的以实玛利·布什（Ishmael Bush）。“我拥有我脚下的土地，”这个反派大叫道，“陌生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法律或道理，说，一个人可以拥有一块地，或是一个城镇，甚或一整个郡县归他所有；而另一个人却得乞讨一块埋骨之所？”纳蒂自己——甚至是敏悟的皮袜子——也被陷在了美国困境之中。他哀悼说：“我不能说你是错的，我自己也曾想了很多，说过很多，只要是我认为我的声音会被听到的时候和地方。”而美国形成时期的胜利则是纳蒂的声音在力量和效力方面持续减退的过程。当危机终于降临之时，保持国家统一然后它才可以继续其帝国事业的主要代理人是从荒野崛起的一种生物，一开始他未经指导，几乎是个文盲，就像纳蒂·班波一样（他的对手们一直坚持他从未变得更好），他通过学习布莱克斯通约束了他心灵的本能，并且他将坚持发起内战——不论教士们可能慷慨激昂地说些什么——不是作为一场福音圣战，而是严格地按照普通法规定，正式缔约的合同双方不可以在事后随意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