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一则与著名哲学家齐泽克有关的争议新闻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知识类视频博主学院派Academia上传了线上付费的课程《齐泽克独家课程：21世纪重解马克思、黑格尔与拉康》，售价180元。“花不到200元就能跟着顶尖哲学家学习”，一时成为热搜般的噱头。
不过，在课程的宣传视频中，除了开头部分齐泽克短暂“露脸”，大多数的内容都不见其身影。这引发了消费者的怀疑。根据当时的报道，有受访者晒出齐泽克本人表示完全不知情的说法，学院派也附上了与齐泽克的沟通邮件等证据。事件真正的面貌陷入“罗生门”的境地。
齐泽克本人编剧本人出镜的纪录片《变态者电影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Cinema，2006）剧照。
在此次事件的探讨中，除了探寻真相，更多人为齐泽克的“出圈式”走红津津乐道。在一个全球文科面临衰退的年代，鲜有人能拥有齐泽克这般横跨不同国家的公共影响力——即便其中很多与学术与思想可能并无关系。齐泽克出生于斯洛文尼亚，却精通多种语言，对西方的学术传统与政治生态了如指掌。他在学术上向晦涩的黑格尔和拉康发起冲锋，却从不介意拥抱最流行的大众文化，在电视脱口秀上讲难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也因此，他获得了同样极端的褒贬，有的人称他“当代文化巨星”，有的人则将其讽刺为“跳梁小丑”，知名学者乔姆斯基更是直指他思想混乱、毫无理论。
撰文｜刘亚光
《就这样，斯拉沃热成了齐泽克》，[以]埃利兰·巴莱尔著，季广茂译，北京日报出版社 ·领学东方，2024年6月。
作为标识的“拉黑体”
齐泽克1949年出生在斯洛文尼亚。巴莱尔认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斯洛文尼亚这个生存环境在全球政治版图中的位置深刻影响了齐泽克此后的思想发展。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联邦接壤西欧，但主流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地理和思想观念上的双重“中间性”，令齐泽克对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倾向于保持天然的反省，对观念自身内含的悖论性也有着相当的敏感。
巴莱尔将齐泽克对许多问题的分析策略概括为“叠加定位”，即“从现有的对立中创造一个‘第三个’位置”。齐泽克曾因对“9·11”事件的评论备受争议，他也凭借卷入这次全球性的事件名声大噪。关于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主流的评论通常分为两种声音，认为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或是相对批判地认为这是一次对于美国来说的“警示”与“反思”。齐泽克选择引入第三条路，即认为恐怖袭击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美国人认为自己可以免遭“其他世界”存在的问题的幻象，让人们认识到自身的脆弱性。
“归根到底，双子塔象征着数字化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这个实在界大荒漠之间的彻底隔绝”，这类非常“齐泽克”式的语言是他得以在大众中知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巴莱尔将其语言风格称为“拉黑体”（原文为Hegelacanese，即黑格尔拉康体）。很多时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语言风格比其内容更能成其标志。他会因之拥有更高的识别度，也会招致更多的争议。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7月。
人文学者丹尼斯·吉甘特（Danise Gigante）认为，齐泽克采取了一种横跨哲学、心理学、文学、政治、电影之间界限的立场，同时，与这些理论家持有某种立场不同，齐泽克几乎没有立场，而是致力于发挥一种“消隐的中介物”的功能，调和各种理论观点。爱德华·奥尼尔（Edward ONeil）则认为,齐泽克作品中“一个概念用另一个概念来界定，而这个概念又以同样的方式被界定，以此递进，直到无穷”，具体的论点和阐释则被敷衍式地带过，纯粹修辞的力量取代了论证。
应该说，这些评论并不仅仅点出了许多读者阅读齐泽克的作品或是其公共发言时的感受，也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多时候，一名知识分子的走红，与其受到诟病的原因往往是一致的。对于厌倦了陈词滥调的普通公众来说，在陈旧的、二元对立的观念间提出一个“第三条路”——或是一个纯粹的新词汇——都容易引发更多的注意甚至是热捧。近年来在中文出版市场中受到广泛阅读的韩炳哲、赫拉利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深谙此道”。
齐泽克纪录片《爱你的症状如爱你》（Liebe dein Symptom wie dich selbst， 1996）海报。
不过，超越“结构”和“能动”，“重新理解”自由，这些尝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真实的创新，抑或只是一种如齐泽克的批评者们所言的“修辞游戏”，常常会被打上问号。齐泽克对“9·11”事件的评论遭到理查德·沃林等人的强烈批评，被指为幸灾乐祸、故弄玄虚。同样，当韩炳哲在以“功绩社会”全面取代福柯的“规训社会”以对当代社会作出批判时，人们却依然真切地感觉到规训无处不在。
新的“牺牲型知识分子”
除了表达风格，巴莱尔指出齐泽克受到热捧的另一大原因在于姿态。不同于许多主动与传媒保持距离的学者，齐泽克对“9·11”、《黑客帝国》等受到社会广泛关心的政治、文化事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评论热情，还曾躬身入局，参演过《变态者电影指南》《虚拟界之现实》等电影，在各类电视脱口秀上讲笑话更是家常便饭。
他以几乎刻意的方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反知识分子”：公开拒绝他人授予自己各类权威名号；更多用著作而非论文的形式阐发学术观点，与等级森严的学术体制保持距离。巴莱尔评论，在各个方面，齐泽克都显得不像一个精英知识分子，而是每一个思考大众问题的你我。在严肃的、精英化的知识分子隐退的时代，齐泽克却相向而行。
齐泽克几乎不会缺席普罗大众最近关注的议题，也并不反感介入“热点”。比如在Chatgpt（聊天机器人）引发关注后，齐泽克在多处发表评论。他说Chatgpt并不会终结学习，因为“我的学生给我带来了他们由AI撰写的论文，我将它插入我的评分AI。然后我们就自由了，我的超我感到很愉快”。读者可能很难弄清，这段话是讽刺既有的学院体制更多，还是嘲笑人工智能更多，但它确实会让人看后不自觉地发笑。
齐泽克本人执导本人出镜的纪录片《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2013）剧照。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隐退原因，历来有不少解释。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在上世纪60年代指出，批判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在现代社会逐渐消失，是因为社会形态与观念意识逐渐走向多元主义，提倡某种宏大叙事或是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便成为了多余。尽管语境有别，但贝尔的观点对我们思考当今数字时代的知识分子处境依然有其意义。
根据不久前发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青年网民的阅读焦点在2014-2024年间发生了相当明显的改变。年轻人的读书兴趣已经从《观念的水位》《民主的细节》《娱乐至死》等有关时代的宏大叙事，转向《倦怠社会》《我在北京送快递》等贴近个体经验与主体意识的内容。人们面对知识的态度同样也是面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知识分子活跃的传媒舞台上，从《百家讲坛》到《奇葩说》，人们并未放弃对大问题的思考，但却厌倦了整体性的宏大叙事。如今，深刻观念的传递必须依附轻松易懂、容易让人“共情”的具体处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抽象地谈论自由问题，不如假借恋爱、消费等案例更能吸引受众。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2008）中的齐泽克。
然而，知识分子这种面向公众的姿态有着沉重的代价。巴莱尔将齐泽克定义为一种新形态的知识分子——“牺牲型知识分子”，即当他们获得与公共社会紧密连接的同时，却牺牲了自己在知识圈内部的地位，就如同当年被雅典城邦指控“腐蚀”青年人的苏格拉底一样。
巴莱尔在书中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齐泽克在公众间收获的评价，和他在学术界受到的反馈几乎是负相关。客观上，为了保持与公众的联系，频繁针对多样化的事件发声，的确容易逾越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外行人评价内行人确实会遭遇诟病。但巴莱尔认为学术界对这类知识分子的批评更多也关乎对知识定义权的争夺与重新界定。
根据巴莱尔的统计，自1996年至今，齐泽克的文献引用量几乎始终在提高。下降的拐点出现在2016年。在针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评论时，齐泽克的言论开始变得不合时宜。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希腊退出欧元区。对待难民问题，他在发表一系列复杂的论述后只是表示怀疑，而未予以否定。面对妇女运动，他对“运动”作为政治变革手段提出的反省遭遇了左翼的抨击。
在一个讲求观点鲜明的数字文化语境中，齐泽克的这种“重叠定位”的策略面对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2017年，他曾表示：“两年前，我几乎每个月都能在《卫报》上发表文章，但现在我出局了，我惹恼了他们所有人”。社交媒体的时代，“牺牲型知识分子”中的“牺牲”有了更无奈但复杂的含义：它意味着走向公众的知识分子如同与魔鬼和天使同时签下赌约，在被学术界拒斥后，依然走钢丝一般面对全新的公众，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作者/刘亚光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