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
我只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在我们的时代，感觉是如何颠倒，而对于这种颠倒又如何毫无意识。
从前，人们以正直高贵的态度鄙视从事金钱交易的商人，尽管他们也少不了这种人，承认每个社会都必须有自己的内脏。现在，商人是支配现代人类心灵的力量，成了现代人类最令人羡慕的一部分。过去，人们最忌讳的是过于珍惜寸阴，主张nil admirari（无动于衷）和关心永恒的要求。现在，只有一种认真还保留在现代人心中，他们只对报纸新闻和电讯认真。
利用每一瞬间，为此尽可能当机立断！——不妨认为，现代人大约也仅仅保留了一种美德，即果断。遗憾的是，实际上毋宁说比比皆是永不餍足的肮脏贪欲，人人身上都有一种到处探头的好奇心。一般来说，现在精神是否还存在着——我们宁愿让未来的法官们去探究这个问题，他们有朝一日将用他们的筛子把现代人筛选一遍。但是，这个时代是一个卑鄙的时代，现在已经可以看清这一点了，因为它尊敬以往高贵时代所蔑视的东西。当它霸占了过去的智慧和艺术的全部珍宝，穿戴华丽地朝我们走来时，它就表明它对于自己的卑鄙有了一种极其不快的自我意识：它需要这些行头不是为了暖和身子，而是为了遮丑哄人。
在它看来，伪装和掩饰自己的需要比御寒的需要更迫切。今日的学者和哲学家并非利用印度人和希腊人的智慧使自己变得真正睿智宁静，他们的工作纯粹是为了给现代制造一种智慧的虚假名声。动物史学家竭力把如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暴力、诡计和复仇欲的兽性发作描述为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历史学家在兢兢业业地证明一个命题，所谓每个时代均有其固有的权利和条件，以便替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审判准备辩护的根据。国家学说，民族学说，经济学说，贸易理论，法学——如今一切都带有那种预备辩护的性质；真的，看起来，凡是尚未在庞大的职业机构和权力机构的活动中耗尽的、仍然积极的精神力量，其唯一使命便是为现代进行辩护和开脱罪责了。
在哪一位原告面前呢？
人们诧异地问。在自己不安的良心面前。
在这里，现代艺术的使命也第一次变得一目了然：呆滞或沉醉！催眠或麻醉！用种种方法麻痹良心！帮助良心摆脱有罪的感觉，而不是促使它复归于无罪！至少奏效于一时！在人的自我面前为人辩护，却又封住他的自我的嘴，堵住他的自我的耳朵！——少数人一旦真正感觉到了艺术的这种可耻的使命和这种可怕的降格，他们的心灵就将始终满怀哀怜，但也满怀新的热望。
谁要解放艺术，恢复艺术的不容亵渎的神圣性，他首先必须使自己摆脱现代心灵。只有作为一个纯洁的人，他才能发现艺术的纯洁，他要完成两项伟大的净化和圣化。倘若他成功了，他出于解放了的心灵用他的解放了的艺术向人们说话，那么，这时候他才进入了最大的危险和最艰巨的斗争，人们将会宁愿把他和他的艺术撕碎，而不是给予承认，就像他们面对他和他的艺术必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一样。很有可能，艺术的拯救，现代唯一充满希望的一线光明，始终只属于少数孤独的心灵。相反，多数人也许会继续忍受下去，凝视着他们那种艺术的冒着浓烟的熊熊火舌；他们不要光明，宁要头晕目眩，他们甚至仇恨自己头上的光明。
所以，他们逃避新的光明使者。可是，他朝他们走来，受到他由之诞生的爱的驱迫，并且想去驱迫他们。他向他们呼吁：“你们应当经历我的秘仪，你们需要它的净化和震撼。要勇于追求你们的幸福，一度放弃你们大约唯一知道的那一小段蒙昧的自然和人生；我引你们去一个同样真实的世界，当你们从我的岩洞返回你们的天日之下，你们自己会说，哪一种人生是真实的，何处是真正的光天化日，何处是真正的洞穴。自然实质上要丰富、有力、幸福、富饶得多，只要你们像往常那样生活，你们就不会了解她。学会重新成为自然，并且依靠我的爱与火的魔力，让你们自己与自然一起变化，在自然之中变化。”
这就是瓦格纳的艺术向人们倾诉的声音。我们，一个可怜时代的孩子，得以首先听到这声音，这一点表明，正是这个时代应当怎样成为值得同情的，一般来说还表明，真正的音乐是天命和原始法则的一部分。因为恰好在现在，这音乐完全不可能因一种空洞无意义的偶然性而奏响。一位偶然的瓦格纳被抛入过分强大的异己因素之中，恐怕要被压碎了。
有一种必然性在美化和辩护着真正的瓦格纳的生成。
他的艺术，就其产生来看，乃是一幕壮丽的戏剧，而由于理性、法则、意图到处显现，它的生成也是充满苦难的。观察者面对这幕戏剧的成功，会不由自主地赞扬它的充满苦难的生成，并且欣慰地思忖，每一种天赋的性灵和才能必定会变为幸福和利益，但它也要经过艰苦的磨炼；每种危险使它更加果敢，每个胜利也使它更加审慎；它主动接近毒质和灾祸，从而变得更加强健。周围环境的嘲弄和反对更刺激和激励了它；倘若它迷路了，那么它就带着最奇特的猎获品从迷途归来；倘若它熟睡了，那么“它只是在积蓄新的力量”。
它锻炼自己的身体使之更健壮；它愈活愈有活力；它如同一种欢快的激情支配着一个人，倘若他的双脚倦于沙洲，伤于利石，它就使他翩翩起飞。它不能不传达，每个人应该协助它的工作，它决不吝惜它的馈赠。如果遭到拒绝，它就更慷慨地赠送；如果受礼人滥用了赠品，它就把它所拥有的最贵重的珍宝也补赠上。而且，最老最新的经验都证明，还从来不曾有一个受礼人完全配得上它的馈赠。因此，天赋的性灵——音乐通过它向现象世界说话——是太阳底下最神秘的东西，是力量与善意联袂静卧于其中的深渊，是自我与非自我之间的一座桥梁。
谁能说清楚它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倘若连它以往行为中的合目的性还有待于猜测的话？可是，人们可以出于极其幸福的预感设问：伟大的事物难道真的会为了渺小的事物存在，伟大的天赋要服务于最低劣的资质，最崇高的德行和神性要服务于行将就木之辈吗？因为人们最不配得到它，可又最需要它，真正的音乐就必定会奏响吗？一个人只要一度沉浸在这一可能性的狂热奇迹中，从那里回顾人生，那么，从前显得如此阴郁朦胧的东西也会大放光芒。
情况不可能是别的样子，面对像瓦格纳这样一种天性，一个观察者必定不由自主地时时反省自身，反省自己的渺小和衰弱，他会自问：这样的天性对你有何用？你的存在究竟为了什么？——然后他可能茫然不知所答，而且惊诧地冷眼注视他自己的灵魂。也许，正是这方面的体验使他感到满足；也许他正是在对于自己灵魂的疏远感中听到了问题的答案。
于是，带着这种感觉，他分享瓦格纳的无比有力的生命表现，分享他的力量的凝聚，分享他的天性的那种恶魔般的感染力和自我抛却力，这一天性既能变化，又能传达，同时还向自己传达其他的灵魂，在给予和接受中都显出它的伟大。当此之际，这位观察者看起来似乎被瓦格纳的汹涌澎湃的天性击败了，他向它的力量投诚，于是，仿佛通过他对他自己的反对而变得强大了；而每个细心省察的人都知道，即使在观察时，对象也神秘地抗拒面对面的静观。
瓦格纳的艺术使我们经历了一颗漫游着的心灵所体验到的一切，这颗心灵与其他的心灵共命运，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眼光看世界，所以，在我们见过他本人之后，我们现在也不妨从这样一种异样和陌生的立场来看看他本人。我们最真切地感到，在瓦格纳身上，世界的一切可见之物都想深化和内化为可闻之声，并且寻找着它们失落的灵魂；同样地，在瓦格纳身上，世界的一切可闻之声也想显现为可见之物，仿佛想获得躯体。他的艺术总是引他走一条双向的路，从一个听觉剧世界到一个与之有神秘亲缘关系的视觉剧世界，或者相反。
他（我们的观察者和他一起）不断地受到驱迫，要把可见的动荡移回到心灵和原始生命中去，又要看见内心最隐秘的活动，给它们安上外观和躯体。这一切正是酒神颂戏剧家的特色，这个概念是在下述含义上使用的：他集演员、诗人和音乐家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