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伐燕之后，孟子与齐宣王的关系急转直下。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只能辞官而去。当孟子真要离开齐国时，却有所不舍。“孟子去齐，宿于昼”（《孟子·公孙丑下》），昼位于齐国的边界，再往前走一步，就离开齐国了。孟子却停在这里，不走了，连续待了三个晚上。一个叫尹士的齐国人对此非常不满，《孟子·公孙丑下》4.12章载：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孟子画像
尹士对人说：“不知道齐王不可能成为商汤、周武，那是不明智；知道齐王不可能却还要来，那就是为了求取富贵。”“干”是求的意思，“干泽”，求取俸禄。“不远千里来见齐王，不相投合就离去，可是在昼住了三个晚上才走，为什么这样迟缓呢？我对此很不满。”尹士的疑问是，既然辞官而去，就应干脆利落，说走就走，为什么磨磨唧唧，这么不痛快呢？恐怕还是舍不得在齐国取得的高官厚禄吧？以后也有学者是这样理解的，例如南宋初年的郑厚就说：“孟轲抱纵横之具，饰以仁义，行鬻于齐。齐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轲意齐王不知价者，遂愚齐王，求极所索而后售。”认为孟子是想卖个更高的价钱，可是后来齐王悔悟，不愿抬价，孟子也觉得齐王出价已经不低，如果再不出售，恐怕没有机会。“迟迟吾行，三宿出昼，冀齐王呼己而还直。”指责孟子如同市井贩妇讨价还价，亦如小儿向父母撒娇卖乖。（参见余允文：《尊孟辨》卷下引）这当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有人把尹士的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尹士哪里能理解我呢？不远千里来见齐王，那是我愿意的；不相投合而离开，难道是我希望的吗？我是不得已啊。在昼住了三夜才离开，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太快了，心想齐王或许会改变主意，齐王如果改变主意，一定会召回我。可是一直等到离开了昼，齐王还没有来追我，这时我才毅然下定了回乡的决心。我虽然离开了，难道肯舍弃齐王吗？齐王还是可以行善的啊。”“王由足用为善”，这句话很重要，“由”通“犹”；“足用”，足以。儒家的理想是得君行道、出仕以推行政治理想，故所依赖的权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滕文公曾拜孟子为师，但滕国太小，不足以称王天下。魏国虽然称雄一时，但到了志大才疏的梁惠王这里，已被折腾得差不多了，梁惠王自己也成为诸侯嘲笑的对象。在孟子时代，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一为东方齐国，一为西方秦国。孟子当然希望齐国统一天下，而绝不愿看到秦国实现大一统。
二
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假如齐国统一天下》的文章，指出齐文化与秦文化类型不同，秦文化有三个基本特征：中央集权、以农为本与文化专制，齐文化则有地方分权、农工商并重与文化多元的特点，如果齐国统一天下，齐文化得以推行，以后的中国历史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参见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天下》，《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2期）周教授的设想，其实也是孟子所希望的，孟子虽然对宣王有所不满，但仍希望借齐国之力推行仁政、王道，实现儒家的民本理想，而对秦国则绝不抱此种希望。
首先，在文化方面，秦国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追求权力的绝对统一。对于国家的法令，士人、民众非议当然是犯禁，赞美同样也不允许。商鞅变法，行之十年，初现成效，一些曾经反对新法的人转而表示赞同，商鞅却称其为“乱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远之地。商鞅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赞同新法表示其仍有评判之心，这样也就存在着非议法令的可能，最好的统治乃是让民众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做到这一点，一是要“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一切以法为准绳，利用民众趋利避害的本性，通过爵禄和刑罚操控民众的意志，驱逐其进行农战。二是要推行愚民政策，“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则国安不殆”（《商君书·垦令》）。民众不重视学习就愚笨，愚笨就安心农战而无非分之想，这样就国家安定没有危险。为了做到愚民，举凡礼乐、《诗》《书》、孝悌、诚信、仁义等有可能开启民智的精神文化都被视为危害国家的害虫，要一概禁绝，商鞅变法时已经“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是将其推广到天下而已。
与之不同，齐国实行多元的文化政策，不强求思想的统一。齐国设立稷下学宫，广聘天下贤士，稷下先生来自不同的学术学派，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主张，他们自由讨论，相互辩驳，“不治而议论”，向国家建言献策。孟子遇到的两任国君都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威王鼓励臣下、百姓向自己进谏，能够指出自己错误者给予奖赏；宣王喜好文学游说之士，在重大事件上经常征求孟子的意见。他们的礼贤下士、奖励学术，促成了齐国文化思想的繁荣，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发生的。可以设想，如果是齐国统一中国，以其对文化的重视和包容，焚书坑儒根本就不会发生了。
齐文化博物馆紫铜浮雕《海岱齐风》
其次，在经济方面，秦国有以农为本的传统，商鞅变法更是提出农战的政策。商鞅的“农战”不是指一般的农业生产，而是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用暴力打断社会的正常运转，使所有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行业以及依附于贵族的人口都转向农业生产，实现全民皆农，人人皆农，这就是商鞅变法所公布的“垦草令”的基本精神。但是全民皆农，显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随着财富的积累，必然会出现社会分工；粮食虽然是必需品，但超出了需求就成为多余之物，而必须转入流通，但“垦草令”恰恰规定“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商人不许买粮食，农民不能卖粮食。故商鞅的农战实际是以农备战，农必须落实、转化为战，商鞅分别称之为“抟力”和“杀力”。“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商君书·壹言》）“抟力”是聚积民众的力量，“杀力”是消耗民众的力量。“抟力”是积聚财物与粮食，为对外战争做准备；“杀力”则是将多余的财物、粮食消耗掉，换取军事上的胜利。前者是富国强兵，后者是扩张兼并。只“抟力”而不“杀力”，或只“杀力”而不“抟力”，都会导致混乱和灭亡。因此，商鞅的农战实际是一种战时军事政策，只可以行之一时，而不可以行之久远。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战争状态，一旦胜负已定，战争结束，农战便难以为继了。但商鞅误将这种战时军事政策当作长久的治国之策，认为“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商君书·农战》）。专一于农战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还可以行之久远，甚至百年、千年。这就为秦国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祸根，秦二世而亡，良有以也。
与之不同，齐国地处山东半岛，三面临海，享有“鱼盐之利”，封国之初，姜太公就确立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的经济政策，积极发展工商业，同时开展对外贸易，齐桓公时开辟了通往朝鲜半岛、日本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与中原诸侯国大陆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是名副其实的“海洋之国”。齐国重视工商业，对农业也没有忽视。齐国土地资源多样，既有适合鱼盐的濒海盐碱之地，也有利于农业耕作的膏壤千里，经过开发，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粟丘如山”的景象。在处理农业与商业的关系时，齐国不偏于一方，既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也不忽视工商业促进流通、增加社会财富的作用，这与秦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姜太公塑像
再次，在政治方面，战国时期各国均向中央集权发展，中央集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郡县制，国君不再把土地分封给大夫，而是设立郡县，郡守、县令由国君任命，通过他们牢牢控制地方，实现中央集权。其中，秦的郡县制最为完善，权力也最为集中。七国之中，唯有齐国未曾实行郡县制，而采取了五都之制。五都包括国都以及与其平行的其他四都，地方行政权力分属于五都，而不尽集中于国都。不但行政权力分散，军权亦不集中，齐国有“五都之兵”，可见军权也是分散的。所以与其他各国纷纷设立郡县不同，齐国始终实行的是较为分权的都邑制。秦国统一天下以后，将郡县制推行于四海之内，此后中央集权两千年一以贯之而不改，不但不改，而且集权倾向愈演愈烈。地方主权几乎荡然无存，一举一动皆需听命于中央，毫无活力可言，遑论革新与改良，这种制度重在对社会的控制，不利于社会内部新因素的发展，更不可能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相反，齐国的五都制相当于有五个分散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这种多中心的格局有利于释放社会的活力，优于大一统的单极发展。
三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秦国“扫六合，一天下”，终止兼并战争，统一文字、度量衡，难道没有积极意义吗？当然有积极意义，但这是统一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秦制的专属。齐国统一天下，一样可以终止战乱，一样会统一文字、度量衡，只不过是统一到齐国的文字、度量衡而已，但对文化、经济的促进作用实际是一样的。相反，秦制中的种种弊端，如愚民政策、重农抑商、专制集权等，却因秦国的统一而被继承下来。虽然秦二世而亡，历代统治者也在不断反思秦政之失，但以上三个方面由于适应、满足了专制制度的需要，不仅没有被清除，反而被保留下来，只是在程度上做了调整，没有像秦制极端、苛刻罢了。所以历史是有很多拐点的，拐点一旦出现就会形成制度依赖，要想改变就非常困难，除非有外部新的因素的出现。
秦始皇塑像
战国时期有两大历史拐点，一是由士人倡导、宣扬的禅让运动，二是各国诸侯间展开的统一天下运动。前者因为燕王哙的让国失败而终结，此后世袭制被不断强化，成为两千年专制社会不可动摇的政统。但我们不妨试想，假如燕王哙多一些政治智慧，平稳实现了权力转让，而子之又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人物，经此禅让，燕国变得强大起来，甚至统一了天下，那么以后历史的发展恐怕会大有不同！世袭制也不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毕竟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同样，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秦制的弊端是不是也有可能部分避免呢？孟子在世时，尚未看到秦国的统一，但他对秦制持否定态度则是肯定的。他主张对“辟草莱、任土地者”（《孟子·离娄上》）处以刑罚，针对的就是秦国的农战政策。如果让孟子选择，他当然会希望齐国统一天下，孟子对宣王抱有幻想、充满期待，正可以从这一点去理解。“齐王如果任用我，岂止齐国的百姓能得到太平，天下的百姓都将得到太平。”孟子的期许或许有天真幼稚、不切实际之处，但他表示自己乃为天下计而非为个人计，则是真实的。孔子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希望齐国能接受鲁国的礼乐政治，借齐国之力实现王道。其实孟子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宣王若能够接受儒家民本理想，实行仁政、王道，真乃天下百姓之福也。孟子的愿望没有实现，这是孟子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其实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事件屡见不鲜，古代希腊有雅典、斯巴达，雅典实行城邦民主制度，工商业发达，航海技术先进，在民主制度的氛围下，重视文化教育，鼓励学术研究。希腊三贤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均为雅典人，亚里士多德也长期生活在雅典，并建立自己的学院。此外，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著名几何学家欧几里得也都是雅典人，我们所说的希腊文化，其实大部分由雅典所创造，是雅典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斯巴达实行寡头政体，以农业立国，对内实行军事化管理，儿童生下来不健康的就扔掉，健康的才可以活下来，长到六七岁便离开家庭，接受专门军事训练，培养集体意识和好勇斗狠。除尚武精神外，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乏善可陈。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恰恰是尚武的斯巴达打败了崇文的雅典，古希腊文明从此衰落。试想，如果是雅典战胜斯巴达，希腊是否会给人类贡献更为璀璨的文化创造呢？
柏拉图塑像
齐国与秦国，正如雅典与斯巴达，齐国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秦国焚毁《诗》《书》，愚弄黔首。秦国战胜齐国，统一天下，使华夏文化遭受一大劫难。在特殊的战争时期，高度集权、军事化动员、愚民教育、崇尚武力可能会产生一定效果，但若将其固定为和平时期的御民之术，必然会对社会造成严重伤害。笔者是陕西人，是秦人的后代，但如果可以选择，笔者也希望齐国而不是秦国统一天下。从这个角度去看，对孟子就多了些理解了。
作者简介：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儒家道统说新探》《“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新四书与新儒学》等著作，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
来源:《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6期，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出土文献与古代思想十五讲”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1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