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清军参战部队（无论绿营、八旗还是临时招募的雇勇）均遭英军优势火力重创，许多部队伤亡惨重，不少将领战死前线，后期更有一些清军望风披靡，闻炮即溃，究其根本原因，这一切归咎于清朝的腐败。
如果撇开政治、经济之类因素，单从军事上检讨历次战斗，应该承认，过于落后的武器也是导致战场上的清军屡战屡败的最直接原因，考察诸如火炮和步枪的射速、射程、威力、精度、故障率等因素，清军的武器都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英军，至于舰船的坚固程度、机动能力，两军的差距就更为明显。
当时，英军舰炮有效射程1000~2000米，清军岸炮射程却不过330~360米，至于射击精度、爆破威力也相距甚远，清军所射炮弹多为实心弹，所以开战两年也始终不能击沉一艘英军的正规战舰。清军所谓水师，额定人数大约6万，但因战船薄板旧钉，遇击即破，常居岸上，不敢出海，其作用实在与陆军无大分别，实际战斗力甚至还会更差。
1794年1月，马戛尔尼在回英国途中曾如此描述其眼中的虎门要塞：“大多数炮位的口径不超过6英寸，只要趁着涨潮，任何一艘英国军舰都可以轻松地通过这里……如果中国禁止英国贸易或给它造成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舰队，并封锁他们从海南岛至直隶湾的航运。”
对于中英两军的武器差距有切身感受的林则徐，在给友人姚春木、王冬寿的私信中曾谈及中英军队在武器与训练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将领殉国者甚多，参将以下不算，仅副将以上战死前线者即有十数人之多。
文官也多有为国捐躯者，像1840年第一次定海之战，定海知县姚怀祥明知不敌，依然从容迎战，守城无望后，义不独生，投水自尽；1841年镇海之战，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见镇海不保，即投水自尽。
在这样前所未遇的战争中，那些勇于牺牲的文臣武将也许是第一批感受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人。1840年7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战打响，英军仅用时9分钟，即基本摧毁了定海清军的多数岸炮船炮，而定海清军最高指挥张朝发总兵在英军第一轮炮火袭击中便左股中弹落水，虽经下属救起运回镇海，但最终伤重不治。
1841年1月7日，沙角大角炮台之战，清军同仇敌忾、英勇还击，陈连升副将父子以下战死者达277人，负伤者多达467人，而英军方面依仗其优势的火力，仅38人负伤而无阵亡。2月26日，英军对虎门各主炮台相继攻击，提督关天培以下250多人阵亡，而英军仍只有5人负伤。5月，英军攻击广州外围，5天时间即基本控制所有要地，使广州全城处在英军炮火威胁之下。
从1840年到1842年，英军窜犯我沿海各地，基本上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其间侵略者也付出过一些伤亡，但大体都未伤筋动骨。就伤亡人数而言，首先，英年损失最多的一次是1842年7月，英军进攻镇江，因过分骄狂，未充分发挥舰炮协同优势，结果39人被清军击毙，负伤者130多人；其次是1841年5月，在攻击广州外围各要地的作战中，英军阵亡9人，伤者68人；再次是1842年5月，在进攻乍浦的战斗中，英军阵亡9人，负伤55人。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历次作战，清军不仅有10多位高级将领战死，更是每每付出十倍乃至几十倍的阵亡代价。
△第二次定海之战的情景。
鸦片战争之后，东南沿海的清军对西方侵略者的武器优势已大体有数，英国人因为自己相对清军的武器优势更加有恃无恐。
1847年3月，6名英国人在佛山遭遇石块袭击，英国公使以此为借口，派部分英舰入侵虎门，他们轻而易举便驱逐了沿线清军，从容登上各大炮台，将清军的827门大炮炮眼一一钉死。面对如此的挑衅，驻守虎门的中国军队以绝对不抵抗的态度，任由英国人恣意羞辱。
但在北方，笃信传统骑射威力的大人物，对英军武器的先进性仍缺乏切实认知，部分决策者囿于马上定天下的光荣，对精于骑射的满蒙兵在陆战中的优势仍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此后两年，战事主要围绕京津地区展开。其间也有不少清军高级将领在战斗中罹难，如1859年6月大沽之战，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战死；1860年8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北岸炮台，直隶提督乐善战死。
1860年9月，当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一路北犯，进至北京城东数十里的通州时，咸丰皇帝严饬统兵大臣，从速整顿师旅，调各路马步诸军与敌决战，他声言，要“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
在此前的战争史上，每逢秋高马肥，便是游牧民族骑兵充分发挥其威力的最佳时机，蒙古、满洲当初都曾以精骑扫平天下，他们熟记“下马必亡”的祖训，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务必要保持自己的骑射传统。
为集中兵力，聚歼来犯的英、法军队，清朝廷调各路精兵赶赴通州，绥远、归化二城操演兵紧急来援，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三盟各急调1000名至2000名骑兵兼程赶到，满蒙骑兵的精华纷纷集中于京师，仅通州地区的清军精锐已达3万余人，这其中驻张家湾、八里桥一带的17000人中，就有蒙古骑兵7000名，概由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节制。
18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逼近张家湾。僧格林沁出兵迎敌，开战之初，风驰电掣的满蒙骑兵一度杀伤了众多行进中的敌兵，但当英法联军开始组织炮击后，大批马匹受惊，马步军自相践踏，损失惨重，不得已向八里桥溃退。
△广州市南沙区上横档炮台遗址。
曾经横扫欧亚的蒙古骑兵，此时仅因夷人射出的几百发火炮便纷纷后退不能成列，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僧格林沁从张家湾撤退八里桥后，与瑞麟、胜保商定，全军分东南西三路迎敌，以1万满蒙马队死守八里桥。
9月21日上午7时许，英法联军五六千人，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清军集中骑兵反击联军，部分骑兵曾一度突至距法军第二旅指挥部仅四五十米远的地方，但当南路法军及英军的重炮开始轰击后，清军很快又无法支撑，前部马队在联军火力下，伤亡甚众，僧格林沁亲自挥动大旗，率本部马队驰骋于敌西南两路之间，试图以蒙古骑兵的传统战法分割敌军，因为另两路战败，自己的后路也被包抄，僧格林沁最终也只得全线败退。
八里桥之战结束后，京师外围再无一支堪战之军，北京的大门由此洞开，英法联军此后再无战事。
对于八里桥之战中清军的英勇，英法联军的某些成员也不乏赞许之词：“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
不过，正如法国人所言，清军尽管呼喊前进，勇猛冲杀，还是注定要遭到惨败。当时的条件下，不管参战清军如何前仆后继，视死如归，面对英法联军的强大火力，仅靠骑射技能，终究是无力回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