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如今已经有相当共识，承认“五四”的启蒙运动，并非以《新青年》和《新潮》为独家，同时从事新文化运动、传播新知的，还有“旧派中的新派”所主持的两个战线：一条是杜亚泉的《东方杂志》，另一条是研究系的《国民公报》、《学灯(副刊)》、《晨报副镌》和《解放与改造》。如果细读这些刊物，你会发现就传播与介绍西方新知的全面性和开放性而言，它们要比《新青年》和《新潮》更胜一筹，知识更纯粹，流派更丰富。
如果从知识性而言，“五四”时期的两代启蒙者并无太大的区别，因此，地方上的年轻读者对他们办的杂志是兼容并包，作为一个新知的整体加以接纳。既然知识上都是新的，不存在新旧区别，而且杜亚泉以及梁启超手下的四大干将对西学的了解，比较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毫不逊色，那么，所谓的新旧又从何说起呢？
“五四”阵营的大将蒋梦麟在1919年对此一语而中的：新思想不是知识，而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看思想是否往进化的那个方向走，而所谓的旧，“是对于这新态度的反动”。这就意味着，“老新党”的知识并不陈旧，但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太旧了，竟然不往西学所指明的进化方向走，还在留恋传统，搞新旧调和。按照陈独秀斩钉截铁的说法：“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并非知识之争，乃是态度之争。知识与理性有关，而态度则是一种文化认同。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大师列文森在他的名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曾经提出过一个经典论断，认为梁启超这代新派士大夫是“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停留在传统”，将他们的新与旧，以理智和情感的二元对立做了区别。“旧派中的新派”这代士大夫，虽然从理性层面意识到中国要成为像西方那样富强与文明的国家，必须吸取西学，但在情感层面他们依然认同中国文化的灵魂。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在清末积极鼓吹中国要学习西洋、融入世界的早期启蒙者，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严复，到了民国初年会不约而同地强调“国性”“国魂”和“国本”的价值与重要。在他们看来，民国的制度肉身可以是西方的，但民国的精神灵魂必须是中国的。
然而，“新青年们”的文化认同不一样。经过晚清梁启超的启蒙，他们有了强烈的“保种（中华民族）”意识，但对“保教（中国文化）”兴趣不大，文化只是一种生存的工具，与人的内在生命与情感无关，既然西方文化救得了中国，为何还要纠缠传统不放？与“旧派中的新派”执着地认同“国魂”“国性”不同，陈独秀、胡适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变得异常地功利。
张灏教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个“五四”思想两歧性的卓见，其中一个两歧性，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峙。杜亚泉主持的《东方杂志》、研究系从事的文化改造，在精神气质上与《新青年》与《新潮》是迥然不同的。“老新党”的启蒙是知识的，说理的，而“新青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推倒一切、重新打造的狂飙精神，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冲动。这在陈独秀和钱玄同身上特别明显。陈独秀、吴虞只是要“打倒孔家店”，而钱玄同则要废除汉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些惊世骇人之论，未必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只是表明了与传统决然两断的姿态。
杜亚泉对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提出了一个观察，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是“知识敏感、情感热烈”者，指的是陈独秀这样的“新青年”；第二类是“知识蒙昧、情感热烈”者，公然与“新青年”叫板的林琴南就属这一类；第三类是“知识蒙昧、情感冷淡”者，应该是刘师培、黄季刚这些国学派；第四类是“知识敏感、情感冷淡”者，则是夫子自道，是杜亚泉、研究系这些“另一种启蒙”者了。
杜亚泉以知识新旧和态度冷热为坐标，明晰地画出了五四时期的思想地图。其中第二和第三类，都是知识上的旧派人物，但第一和第四类人物，则是知识上的新派，同属启蒙阵营，只是态度大不一样。“新青年”以浪漫主义的激情否定一切传统，但《东方杂志》和研究系的启蒙者们则是态度中庸的理性主义者，对中国文化始终怀有一份温情和敬意。
如今重温陈独秀与杜亚泉的论战，你会发现，就对西学思潮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旧派的杜亚泉不仅不输给陈独秀，而且在对手之上，各种西方最新的流派、思潮，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相比新学，杜亚泉的旧学倒并不显山露水，藏在深处。他是讲理的，习惯以理性的知识方式，证明新旧的调和是未来世界新文明的大趋势。对于杜亚泉来说，西方的新学是他的知识，而中国的旧学是他的灵魂。知识是显性的，而灵魂是隐性的。他与陈独秀的分歧，不在于新知识的高下，而只是一个对旧文明的态度。在理性层面上，《东方杂志》与《新青年》都是向前看，不断求变、趋新，分歧仅仅在于在心灵层面，在于对中国固有文明的态度，是否有文化上的情感认同。一个富有温情，另一个冷峻激进，形成了五四启蒙阵营的不同色调。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杜亚泉来说，文化之于他，是民族的灵魂所在，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杜亚泉认为：“共和政体，决非与固有文明不相容者。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
研究系的重要启蒙阵地《学灯(副刊)》，与《东方杂志》类似。
要论介绍与传播西方新知的丰富性，《学灯》应在《新青年》和《新潮》之上，其从创刊时的定位，就是为再造一个新文明而介绍新知。宗白华接手《学灯》任主编时，将《学灯》的主义与理想，交代得非常明确：“从学术的根本研究，建中国的未来文化”。《学灯》的主持人从张东荪到宗白华等人，他们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已经属于“五四”新一代，与陈独秀、胡适一辈在知识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他们的文化态度却与杜亚泉这些“旧派中的新派”保持一致，而与《新青年》诸位迥然有隔。
这个态度之“隔”，乃是体现在两个面向。其一，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针对《新青年》介绍新知时的单一与偏激，张东荪为《学灯》提出了“深化新思想”的使命：“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单调的，我们应当把他化为复调的，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浅薄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正中健强的。”显然，这些话都是针对《新青年》而言的。《学灯》诸人对陈独秀、胡适他们最为不屑的，是他们介绍新知时的单调，偏于浅薄的科学论，且又忙于破坏旧文化，没有什么真货色拿出来。张东荪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我对于《新青年》一流，有一个观念，觉得好像他们天天对于穿旧衣的人，用一种打骂的手段，教他脱去旧衣，但是他们却不去制一个新衣来给人穿。”3可以想见，当“新青年们”看到张东荪的言论，会如何地光火，其后由傅斯年出头，与张东荪对阵论战，是之前两家在戏剧问题、贞操问题和白话文问题上的多次语言摩擦有密切关系。
《学灯》与《新青年》态度上的最大差异，乃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学灯》的态度很明确：输入新文明，尊重旧文明。张东荪在《学灯》创刊之始，就表明：“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张东荪对杜亚泉、章士钊的中西新旧文化调和论倒并不以为然，认为现在是思想的潜变时代，“一经调和，那未成熟的新思想便消失了”。张东荪作为第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像杜亚泉那些末代士大夫那样有感情上的依恋，他只是理性的尊重，并非情感上的认同。在他看来，新文明的输入与旧文明的消亡，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自然演化，无须刻意去推倒旧传统，“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他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自然而然会消灭的”。
研究系的另一位大将、同样是启蒙阵地的《国民公报》主编蓝公武称，新文化运动的名声就是被《新青年》中最偏激的钱玄同给搞坏的，他在给傅斯年的公开信中如此说：“据你们《新青年》杂志诸君的文字，影响真是不小，就只有钱先生一个人的力量，把这改革的效果减去一大半。……不是为他议论太偏就只因他任意乱说，浅薄可厌。”不过，后来鲁迅对引他走上启蒙道路的老友钱玄同倒有一个辩护，说正是因为钱玄同提出“尽废汉字”，吸引了所有反对改革的守旧者的炮火，“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虽然同属启蒙阵营，“旧派中的新派”办的《东方杂志》与《学灯》，与“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办的《新青年》与《新潮》，在刊物的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追求兼容并包、客观理性的公共刊物，而后者呢，则是立场鲜明、充满战斗性的同人刊物。《东方杂志》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自不待言，《学灯》在创刊宣言中明确表白“屏门户之见，”“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晚清民初一代人相信的是“公理”，当超越的传统“天理”衰落之后，替而代之的，便是符合普遍人性的、全球普世的“公理”。新文化运动的使命，便是介绍和传播“公理”，它是知识的、科学的，无须意识形态优先，因此新文化的态度就是兼容并包、客观公正。
然而，《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同人刊物，早期继承《甲寅》的传统，是一个安徽人为主的同人圈，陈独秀入主北大之后，又成为北人新派同人为核心的同人刊物，具有强烈的党人倾向。陈独秀、钱玄同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是革命党人，他们将党人的偏激、武断的革命气象带到杂志中来，文字充满了宗教性和战斗性。钱玄同最喜欢的格言，是心学大师陆象山的四句话：“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他的老师章太炎曾经将这十六字语录送给钱玄同。章太炎晚年到北平，钱玄同请老师书写这四句格言，章太炎以为太过激烈，不肯写了。但五四时期的钱玄同却以陆象山的这种“我心即世界”、秉承天命、横扫一切的大无畏气概，出现在思想舞台上。常乃惪后来有一段评论说：“陈独秀、钱玄同二人的文字最犯武断的毛病，《新青年》之不能尽满人意在此。但是我们若从另外方面一想，若不是陈钱诸人用宗教家的态度来武断地宣传新思想，这新思想能够一出就震惊世俗，引起绝大的反响尚未可知。”胡适也承认，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的确，《新青年》开创了五四运动后期“主义”的先河，意识形态先行，立场与态度决定一切。而《东方杂志》和《学灯》还坚守着“公理”的知识传统。在启蒙的阵营当中，知识的理性主义与态度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
然而，正如王汎森的研究所敏锐注意到的，“五四”正是一个从“公理”到“主义”的时代。在这背后，是两代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新青年们”要从老一代启蒙者那里夺过舆论的话语权，需要的正是那种革命家的绝对自信、斩钉截铁和不容反对，而这种狂飙的气质，最能吸引在新旧冲突中迷失了方向感的年轻人。
选自许纪霖《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版，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