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从翻译角度，看严复翻译的以《原富》名之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确算不上典范。郭大力和王亚南给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的《国富论》撰写的《译序》中说，“三十年前出版的严几道先生的改名为《原富》的那个译本”“文字过于深奥，删节过于其分，已经不易从此窥知原著的真面目”，所以他们决定重译。30多年后，二人又对译本进行了修订，定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交予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亚南撰写的《改订译本序言》又重申了他和郭大力对严复译本的看法：“译文过于艰深典雅，又多所删节。”
郭大力和王亚南对严复译本的看法是中肯的。不过，严复当初决定翻译亚当·斯密，本来就不是想要单纯译介一本书，而是想要引进一门学科和给当时贫敝的中国引进一剂良方。
《原富》例言中，严复罗列了4个翻译亚当·斯密的理由，用白话文来说就是：（1）读过去的经典，可以温故知新；（2）书中所陈英国经济政策之缺失，跟中国的情形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3）书中关于欧亚交通和英法诸国旧日典章制度的论述，可以作为中国的参考；（4）该书有史为证、条理清晰，便于学习。1902年木刻版《原富》第532页的按语说得更简洁：斯密的书虽已较过时，但“愿不佞之为译，乃独有取于是书者，则以其论之中于吾病者方多，不徒登高行远必先卑迩已也，此亦梭伦造律先其利行之义也夫”。
所以，严复没有按照现代通行的译法逐句进行迻译，而是根据他预设的读者需求进行了删节、压缩和增补。“删削”和“概括要义译之”的，主要是他认为“繁赘而无关宏旨”和属于“当时琐节”的内容。而对于“于时事有关合者”和“于己意有所枨触”者，则用按语的形式夹于文中。根据厦门大学教授胡培兆的统计，《原富》正文中夹有严复289个案语共计6.6万多字，约占全书40多万字的15%。
由是观之，严译《原富》是具有《国富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不能替代的阅读价值的：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原富》具有开创之功，可以说，中国之有现代经济学科是从严复翻译的《原富》开始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原富》有着明确的时代针对性，它引进的供求价值理论和自由贸易学说，是对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重本抑末传统和满清统治集团施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最直接、最有力的解构。
不为译书而为找药方
严复为什么会选择译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简而言之，就是要为国寻找药方。
光绪三年四月（公历1877年5月），23岁的严复和他的27位同学由马建堂带队抵达英国。他们是由清政府选拔出来去英国学习海军的。与他的同学们一样，严复不是去拿学位的，而是服从国家战略需要，先花一年时间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理工基础课程，然后再花一年时间到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实习。
但是，与时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相遇，改变了他的求学和职业生涯。
严复一行抵英后就见到了安排他们入学的驻英公使郭嵩焘。光绪三年四月初一（公历1877年5月13日）的郭嵩焘日记记录说：“李丹涯带同陈敬如、马眉叔及罗君丰禄、日意格来见。携带学生十二人，将就波斯莫斯海滨小住。”由此可知，第一次见面，严复没有给郭嵩焘留下什么印象。
半年后，严复第二次见到了郭嵩焘。光绪四年正月初一（公历1878年2月2日），严复和另外5名留学生给郭嵩焘拜年。郭嵩焘当天的日记说：“格林里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馀则方益堂（伯谦）、何镜秋（心川）、葉桐侯（祖珪）、林锺卿（永叔）、萨鼎茗（铭）（镇冰）。”郭嵩焘询问他们的读书章程。从学生们的回答中郭嵩焘知道了他们课堂上学的基本上是物理、化学、数学、电学、制图、炮舰和军事史等与水师兵法有关的课程，但是严复随后一番关于国人身体素质的言论引起了郭嵩焘的兴趣，给郭留下了“谈最畅”和“言多可听者”的印象。
郭嵩焘的日记再次提到严复是一个月后的光绪四年二月初九，郭嵩焘读了严复呈送给他的一篇“指驳张力臣《瀛海论》凡四谬”的文章之后，对严复的见识大为赞赏，认为严复“辟力臣论十字架及天主之名乃特妙”“引左季高之言：‘东西有，中国不必傲以无；东西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只此数语，掉罄已尽”。
与洋务派的主流观点不同，郭嵩焘对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素来主张应该更注重背后的理论知识和科技思想的学习。从严复的文章中读到与自己主张相同的观点，自然会有子期遇伯牙之感。
此后，严复与郭嵩焘的交往明显更频繁和更深入，甚至成了郭嵩焘谈论时政和宴请的“座上宾”，即便是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去了巴黎，还会带着严复去郊游、聚会和参观。
郭嵩焘的有意提携开阔了严复的眼界，提升了严复的见识。严复不再是一个只懂得海军知识的理工生。他对西欧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有了更直接、更深入和更理性的认知。而郭嵩焘对严复则表现出了师长的宽容与赏识。他看出严复“气性太涉狂易”，但没有和他计较，反而多次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认为“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正因为如此，郭嵩焘离开英国前，以公使身份照会英国外相，为严复争取了继续留校半年学习的时间，而不是与他的同学们一起到英国皇家海军战舰上去实习。
留校半年期间严复学了些什么呢？王拭的《严复传》说，除了与海军有关的课程以外，还读了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书。
1879年回国后，严复显然是很难从洋务派那里获得精神的归属感的。正如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所指出的那样：“严复对各方来说事实上皆是外人，对于极端保守分子来说，严复当然是该诅咒的人；对于谨慎的改革者，如仍极注重‘保教’的张之洞来说，严复对保教公开表示冷漠是极端令人恼怒的。”严复回国之初，曾想过投靠张之洞。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美] 史华慈 | 著
叶凤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8月
相比之下，他更能认同维新派的一些主张。但是，不管是以魏源、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陈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还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后期维新派，主要还是从传统中学中走出来的，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传统中学那一套。正如王栻的《严复传》借用梁启超的话所指出的那样，维新人士的所谓西学、新学，多是从一些不成熟的译本中生硬借鉴过来的，整个中国处于一种“学问饥饿”之环境中，构成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之新学派。
对于上述状况，严复自然是不能满意的。他越来越确信，康梁式的“中西医结合”是不可能治好中国的病的。戊戌变法前，他就对借助孔子之名推行改革的梁启超说，孔教不可保，亦不必保。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梁四处宣讲保皇。严复又怒斥说，真正断送240年大清王朝的正是他们师徒二人。
他要引进真正的“西医”以救国活。
欲以两味“西药”救国活
那么，严复引进的是什么样的“西医”药方呢？
严复留英前后，英国经济学讲坛上活跃的经济学家包括约翰·穆勒、斯坦利·耶方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原富》例言说：“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如斯密、李嘉图、穆勒父子之所论著，皆属此类。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马歇尔诸书，则渐入外籀为微积曲线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来，计学之大进步也。故计学欲窥全豹，于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沃克尔、马歇尔，三家之作，皆宜迻译，乃有以尽此学之源流，而无后时之叹。此则不佞所有志未逮者，后生可畏，知必有赓续而成之者矣。”据此可知，严复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说是有所了解的。那么，他为什么要翻译一本120年前（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首次出版于1776年，严复开始翻译是1896年）的旧书呢？
正如前文所言，是因为他认为亚当·斯密开出的“药方”更对当时中国的“症”。不过，他没有照搬亚当·斯密是药方子，而是着重引进了两剂药。
一是自由贸易。
严复称亚当·斯密是“命世之才”，但是对亚当·斯密的理论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取有舍的，而他最为赞赏的就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他说，他“独有取于是书”，正是因为它的自由贸易理论。
他对自由贸易的定义完全摒弃了清廷保守派的主权“神话”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家国藩篱，认为“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态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所以，他肯定自由贸易是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
正是基于自由贸易的立场，他对当时知识精英中流行的重商主义提出了批评。
他首先否定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而更赞同詹姆斯·斯图亚特、大卫·李嘉图、夏尔·古诺以及边际效用学派的供求价值论。他直言，“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劳动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
接着他从亚当·斯密的货币出发，认为“泉币之为用有二：一日懋迁易中，二日物值通量”。所以，货币只是“名财”而非“真财”。如果货币“所名与所与易者亡，则彼三品者金、银、铜币，无异土直而已”。既然货币只是符号而不是真正的财富，那么重商主义者关于多出口少进口从而积累更多金银的主张自然就是无稽之谈了。
他直言，对外贸易中“争进出差（贸易赤字）之正负”是错误的。他认为，由于“争进出差之正负”,会使得“保商之政，优内抑外之术，如云而起”，而结果“既非大公至正之规，而又足沮国中商业之发达”。西方“自斯密氏说行，而长夜始旦”，而中国从林则徐、魏源直到“近世诸贤”，却仍“力持而笃信”“进出差负而金银出国之说”，不知道所谓“保商权、塞漏厄之说，无所是而全非”。
二是鼓励工商。
严复认同农业和工商业“理实有本末之分”“物有本末，而后成体”。但是，他反对重本抑末。他的理由是，工商业和农业都是“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
他还从供求价值论出发对统治集团内部盛行的重本抑末思想进行了批评。他争辩说，“物之贵贱无常，视求其用者之缓急”“急则值贵”“使知价由供求之多寡缓急而成，则农宗重农主义工商无所生财之说，将不待辨而自废矣”。
那么，工商业怎么才能得到发展呢？
第一， 国家不能干预经济。
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上的发展变化“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决非在上者所得强物从我，倒行逆施”；国家设官管理，“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是“大乱之道”；“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
那么，国家该做什么呢？他认为国家只应办理以下3个方面的事情：一是私人办理费用大，而国家办理则比较节省的，比如邮政、电报；二是对社会有大利，而私人又不愿办的，比如开办学校、奖励制造、保护专利；三是私人还不能联合经营抑或联合经营的力量还不足以举办,而需要“在上者为之先导”的，但是“必至不得已而为之”，以免扩大范围。
第二， 国家只能对利润征税而不能伤及资本。
严复不反对征税，但是认为国家征税必须有“道”。“道”是什么呢？用严复的渝安话来说就是“赋在有余”。具体而言就是，“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羸老之资”不能作为征收对象。所谓“养民之财”，就是资本；所谓“教民之财”，就是“教养小民之费”。除去以上三种用途的财产就是有余，皆可征税。
那么，该征多少呢？严复认为要看经济的发展情况。“赋无厚薄惟其宜”“薄而力所不胜，虽薄犹重也”。统治者的责任就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
第三， 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
严复不反对节俭，但他提倡节俭的目的是积累更多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则财之羲贼而已”。为了让积蓄转化为资本，他还主张推广储蓄银行，提出银行“不徒富国之至术，而教化之行寓之矣。后有君子起而施其政于中国，功不在后稷下也”。
不过，他同时又反对为了增加资本积累而一直把消费限制到低水平上。他当时就已经看到，如果富裕以后而不增加消费，不仅违反了“务富之本旨”，而且会妨碍人们继续求富的积极性。“是故理富之术，在一国之母财、支费，相酌剂为盈虚”。
未改变现实反而被现实改变
严复引进的“西药方子”效果几何呢？
很不幸，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作用。
按照常理，清日甲午战争后，国内开始对战争失利的教训进行深入反思，随后的清末新政又使得引进西学成为一种潮流，《原富》的及时出现，应该能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才是。但现实是，满清王公使不可能听他的，士大夫同样不可能接受他的观点，只有“文化素养高而且喜爱西学的维新知识分子”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据说清末科举快要废止的那几年，投考的秀才举人，只要从《原富》引用一句两句，就会得自命维新的主考人的青眼，而高高地挂名于金榜。
即便如此，对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梁启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02年《原富》出版后，他通过《新民丛报》创刊号发表文章《绍介新著〈原富〉》，高度评价严复的贡献。同年，梁启超编写的第一部系统介绍经济学说史的著作《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还感叹透过斯密的学说看到了“学问左右世界之力”竟可以如此之宏大。但是，新大陆之旅和欧陆之行过后，梁启超不再谈论亚当·斯密，与严复更是因为严复支持袁世凯称帝而早早断了交。
严译《原富》影响力有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像梁启超指出的那样“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乡曲学子，得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能解其理者千无一焉”。另一方面还可能跟它生不逢时有关。一个很好的参照就是，严复受派抵达英国留学前9年，一个叫中村正直的日本留学生离英返回了日本。他和严复一样是受政府派遣到英国学习技术的，而且除了学习政府要求他学习的技术，还自学了一些欧洲的政治、哲学知识。留学两年回国后，他亦做了教师，翻译了《西国立志编》和《自由之理》两书。与严译《原富》不同的是，中村的译书成为了日本的畅销书，1870年翻译出版的《西国立志编》更是畅销数十万册，掀起日本全面学习西方的风气。
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严复不仅没能改变现实，反而被现实无情地改变。他回国后，当年赏识他的沈葆桢正好病逝，于是他只能委身李鸿章的淮系帐下。他虽然通过送钱谋得了北洋水师学堂副校长的职位，后又升为校长，但他始终未能进入晚清政治的核心圈。他尝试过放弃留学生的身份，通过传统途径进入士林，先后于1885年、1888年、1889年和1893年4次参加科举考试，试图获得功名，按照传统程序获得升迁，但均告失败。是严复个人的悲剧，还是国家的悲剧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