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不幸遇难后，梁漱溟第一个赶到了李家，他先安抚好李家的孤儿寡母，留下10块大洋，然后赶到了长椿寺，他要去亲自去接好友。
梁漱溟在自述中回忆，李大钊等朋友从不曾介绍自己入党，连半点意向都没有，所以显然自己这个人条件不符合。艾恺曾采访梁漱溟，询问道“您跟陈独秀的关系没有和李大钊的关系那么好。”
在1919年左右，梁漱溟每次在北京大学讲课，上课前或下课后都必定要到李大钊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去徘徊10~20分钟左右，二人彼此很熟，李大钊忙自己的事，梁漱溟进去或离开也全不打招呼。而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梁漱溟也是随手观看。
梁漱溟也曾回忆自己跟李大钊初见的那段时光，在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请梁漱溟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晚年对此回忆说，“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据此，梁漱溟表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全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发的人，自己是被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所以每当回忆往事，恩情难忘，感激不已。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在民国民族国家危亡之时，以儒家救世情怀躬身入局，在进入北大之后，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在学术上经过刻苦钻研，逐渐形成独立见解。并开始走向成熟。这便是梁漱溟。
对新文化运动中的诸多人物，梁漱溟一直有着不同的评价，比如对陈独秀，在接受艾恺采访时，梁漱溟表示，陈独秀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初见是在李大钊的一次宴会上，李大钊宴请的人中既包括陈独秀，亦包括梁漱溟，陈独秀刚从上海来到北京，来北京劝人募股，搞“亚东图书馆”，需要大家充钱，50块钱一股，100块钱两股。
后来陈独秀就跟梁漱溟，李大钊同入了北京大学，梁漱溟对陈独秀的印象是一个能够打开局面的人，很有力量的人，这便是他对这一位最早的共产党发起人的评价。
所以虽然因个人性格原因不顾细行，常予人口实，脾气又大，在校内得得罪了不少人，引起了很多反对。但是梁漱溟仍然认为他“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但对于胡适，梁漱溟的评价却不甚高，艾恺采访时询问梁漱溟“胡适这个人怎么样，”梁漱溟说“这个人很聪明，”“你跟他相处的好吗？”梁漱溟说“没什么不好。”彼时在北京大学，有新派，有旧派，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算是新派。
新派中梁漱溟对胡适的评价是最低的。他认为胡适很浅。梁漱溟曾据此说“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官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下卷就写不出来。”
所以梁漱溟认为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并非像外界所说的那么大，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居功至伟，汇集了不同的人才，百家争鸣，开创了新文化运动局面。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贡献极大，胡适的贡献，则稍浅一层。故而梁漱溟评价说“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胡适身上并不完备，真正对于旧社会、旧道德的勇猛进攻，并引发开展，进而引导先进青年大刀阔斧前进的，应首推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诸君。胡适之先生后来与他们分道扬镳，是情理之中的。”
虽然评价不甚高，但在北大期间几人也多有交集，比如1922年5月13日《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宣言便是由梁漱溟和李大钊发起，胡适起草的，要建立一个“好人政府”。
新文化运动几位领导人中，梁漱溟跟李大钊的关系是最好的，就像陈独秀胡适在政治立场上虽然对立，但二人私交甚好一样。梁漱溟跟李大钊的私人情谊无关立场和学术，只因志趣相投。
在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李超自杀追悼会时，李大钊和梁漱溟皆参加了，二人也各有发言。
二人很熟，还偶尔一同游玩，比如那日二人还一同前往中央公园，并合影留念，相片也保存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在1927年梁漱溟专程去旧俄国使馆去看望李大钊，见到来访之人已占满了屋子，其中还大多是青年人，李大钊正忙着接待，抽不出身来。跟李大钊熟识，也从不客套的梁漱溟便主动离开，互相理解，彼此间也不多言。
后在得知李大钊被捕后，梁漱溟紧急从西郊改入城拜访章行严，要跟对方一同出面，将李大钊的家眷保释出来，以减少张李大钊的牵挂。但章行言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相熟，只要去见杨宇霆，便可保李大钊不死。
梁漱溟只能遗憾的离开了，得知李大钊被害后，梁漱溟便去探望其家属，也去看视李大钊装殓的情况，幸而，李大钊的家属已经回到了西城朝阳里旧居，但是因过于哀痛，李大钊的夫人已是卧床不起。
梁漱溟见状便留下10元钱，然后退出，去长椿寺见李大钊的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