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因直系与皖系两支军阀的明争暗斗，奉系干将杨宇霆一手主导民国史上有名的“秦皇岛截械”事件，张作霖得以鸟枪换炮，一口气将七个旅的装备“免费升级”，让奉系军阀一跃成为北洋军阀俱乐部里的第三大势力。
1922年，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全面溃败，撤回关外后，杨宇霆临危受命，以整理处总负责人的实际身份开始全军整顿，短短两年时间，奉系军阀改头换面，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举夺得中国的半壁江山。
这样一员可遇不可求的干将，当年对东北的控局智慧让日寇恨得牙根痒痒，没成想，他的能干却招致奉系少帅的忌惮，于1929年初被张学良用私刑直接杀掉了，文胆陈布雷听闻死讯后不禁哀叹。
“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本为国家干城之才，终为军阀制度之殉。”
在陈布雷看来，杨宇霆是军阀制度的牺牲品，可这一切背后还有着更加发人深省的问题。
其一，在各凭本事的军阀时代，敢想敢干的杨宇霆死得到底冤不冤？当年他如果选择自立山头，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其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将帅拥兵几十万、上百万，完全有条件自立山头，为何没有出现新的军阀割据的局面？
从本文标题来看，大家或许会认为笔者首先提及杨宇霆是在兜圈子。
实际上，将他的命运放回军阀制度，再将军阀制度放回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思考解放军军政制度的优越性，就会得出直击本质的答案。
我军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是自身强大的结果，也是时代大浪淘沙后，军政艺术家毛主席当年对于旧制度的摒弃与新制度的捍卫。
新旧制度对比
所谓“军阀制度”的概念，“军阀”一词属于现代词汇，“制度”更像是军阀存在于世的形式特征，通常体现在四个方面。
- 第一，养兵的目的只是对于个人利益和军队利益的追求。
- 第二，暴力与武力被视作解决争端的正常途径。
- 第三，军事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且不受约束。
- 第四，罔顾内外，可以无视国内、国际任何秩序与法律要求。
毛主席当年分析指出过，军阀制度以及民国各派新旧军阀争斗是一种奇怪现象，究其本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产儿。
难能可贵的是，共产党人曾将军阀制度作为认真探讨的重要课题，毛主席在对此有着深刻认知的基础上，逐步设计并优化出人民军队的军政制度。
1927年，工农革命军成立，由我党领导，隶属于党和国家及人民，承担着“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基本任务。
同年展开的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创建了我军三大民主制度，并提出了严明的行为规范准则。
“一切行动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不允许任何人向党争兵权，不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授权，任何个人不得插手军队，更不得擅自调动和指挥军队。”
1928年，毛主席在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上对军队和党的关系进行了最直接、最精辟的论述。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在他口中，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党要从政治、思想、组织各个层面对军队实施全面领导，尤其要实行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与地方党政委员会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
由此可见，在我党成立军队最初期，军队性质就得到了明确，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先进军政管理制度则可以精辟总结为“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
至于日常军队管理的细节流程，随着时局变化、战争需求等等原因不断发生着变化，但解放军从始至今的性质及核心制度从未发生过改变。
军阀是个人意志的体现，解放军则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军阀时代与我党开创新时代的本质区别之一。
明确两者分别后，笔者在前文提出的那两个问题就能得到明确的解释。
忠臣枉死背后
首先，有关于杨宇霆死得冤枉与否这一问题。
如陈布雷所言，他是军阀制度的殉葬品，被处死的下场的确可惜，但却并不冤枉。
曾经的奉系军阀可谓张氏父子的“东北小朝廷”，这一点是军阀制度的本质使然，也是封建制度的延续，以头目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当杨宇霆千方百计壮大奉系军阀，他的个人才能满足了张作霖“稳坐江山”的需求，自然走上戎马生涯巅峰。
可对于张学良而言，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无论多么忠诚都是功高盖主的存在，再加上君臣之间军政理念的不同、日寇的暗中离间，张学良做出处死决定完全在情理之中。
事实证明，张学良此举的确达到亲手掌控东北政局的目的，从那之后，奉系军阀新、老派势力都没有谁再敢当面和他比大小，张学良霸主地位得到彰显。
其次，如果杨宇霆自立山头，会不会改写命运呢？
此人是地道的东北人，在辛亥革命前一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院毕业，回国后经徐树铮引荐成为张作霖的谋士并得到器重。
结合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的时代背景，杨宇霆的成长历程必定受到很深的君臣思想影响，不到万不得已，他几乎不可能萌生自立山头的想法。
即便他敢想敢干，还是不具备张作霖等军阀头目在政治层面的深厚根基，自立山头可以视作对当时各地军阀的“谋权篡位”，被群起而攻之的可能性很大。
再有，看看其他军阀头目最后的下场就可知，只要杨宇霆跳不出军阀制度，最终结局都会是军阀制度的殉葬品。
“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
接下来就到了本文的核心部分，相对于杨宇霆当年在奉系军阀的境遇，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已经发展到上百万兵力的规模，不乏军政才能可以与杨宇霆相媲美的将帅且在全国各地拥兵自重，自立山头不要太容易，新的军阀割据局面形成真的是分分钟的事情，可这种情况为何没有出现呢？
其实，笔者在前面的史实阐述已经能回答这个问题，便是我军从成立之初就采用的严格军政管理制度。
杨宇霆的确厉害，但他服务的仅仅是张作霖、张学良军阀头目的利益，只要能投其所好就能高枕无忧。
而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众位将帅，他们服务的是管辖军队的战场利益，保护的是驻守地区人民的生存利益，想要自立山头就是军民成为对立面，毫无成功可能。
再从“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这个本质来看，我党对于解放军的控制与管理是极为系统且事无巨细的。
将帅们能在战斗中领兵打仗，但在思想统一、军队管理层面，他们也仅仅是一个重要角色而已，想要自立山头无非是用一人或几人之力挑战我党系统管理军队的力量，用旧思想挑战新思想，结局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这里不妨大胆设想，如果杨宇霆当年是在解放军中效力，他的军政智慧必定会让他大有作为，不过，即便作为我军要员，他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需要经过研讨和决议。
最重要的是，身为人民军队将帅，根本不存在功高盖主这一说，越是能为人民谋利益就越能得到重用，这一点，那成百上千的开国将帅都能证明。
真正能够成就军事人才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才能，还要依靠卓越的军政制度，这是对个人野心的约束，也是对个人能力的保护与放大。
知微见著之下，我们才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看到毛主席高深莫测的军政管理智慧，在他的带领下，解放军能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日趋完善的民主、科学管理规范，还能厘清军群关系与军政关系，全心全意在我党的领导下服务于人民。
文章最后，不妨再来思考一下，解放战争时，我军在军备、人数等等方面都不是国民党军的对手，因何缔造传奇？
这个问题能从毛主席在1928年的一次讲话中得到启示。
在他看来，国民党军的本质是代替旧军阀的新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以及政治压迫较旧军阀更甚，这一点注定了国民党军会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失去民心，再加上内部势力割据、勾心斗角，外强中干根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所以说，毛主席会受到世界军政界的刮目相看，源于他对于制度的思考、规则的设计、逻辑的运用，至今都是一本厚厚的智慧宝典。
军阀制度的巨大缺陷，只会让强大的军事力量失控，如洪水猛兽般肆虐人间，身处其中者多半无法善终，杨宇霆如此，处死他的张学良亦是如此，更别提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等等，甚至是蒋介石本人。
反观我军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帅们，免受军阀制度干扰，在合理规则下大展宏图，他们才能取得军阀头目永远达不到的军事辉煌。
所以说，军阀割据从来不能成就个人、集体、国家，严谨的治军规则配合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将可畏的军事力量服务于人民，以此成就一个新国家、一个新时代……
参考文献：
《“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_徐勇》
《国家干城之材终为军阀制度之殉__张学良为何突杀杨宇霆_书剑为酒》
《毛泽东推动中国由军阀统治的社会向政党社会转型的研究_周艳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