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 这幅墨宝是马叙伦毕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写照

马叙伦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真理，思想进步。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里，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人民无限忠诚的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

——习仲勋在马叙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先救“南陈”后救“北李”

1885年，马叙伦出生于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戊戌变法后，他受进步思想影响，萌生并坚定了“打倒清政权建立民主国家”的信念。为将这一信念付诸实践，马叙伦创办《国粹学报》，担任《浙江日报》等多个知名报刊主笔，先后加入南社、同盟会等进步团体，参与爱国护路运动。武昌起义爆发时，他在杭州筹办民团，响应起义。

1915年，马叙伦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先是发表讨袁檄文，继而辞去北大和医专的教职离京南下，以示抗议。此举一时轰动京沪，他也因此被誉为“挂冠教授”。

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马叙伦应邀回北京大学任教授。授课之余，潜心钻研中国文字学，写成《老子校诂》《庄子义证》两部书稿，并开始撰写《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成立教职员会，马叙伦被推为书记，后任主席，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并挽留蔡元培出走。后蔡元培虽然同意留任北大校长，但以胃病未愈为由，没有立即返校，而是委托蒋梦麟代理校长。马叙伦责无旁贷，积极协助蒋梦麟主持校务，在此期间，深得师生的拥护。同年9月，蔡元培在病愈返京前写给马叙伦的信里，盛赞他辛勤奔走与付出：“五四以后，承公苦心维持，北大得以保存，众口同声，弟闻之不胜钦佩。”

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既是同事，也是新文化运动志同道合的战友。此时他虽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创建，却从思想上同情这些革命者并尽力提供帮助。

1920年1月的一个傍晚，马叙伦得到军阀政府要在当夜逮捕陈独秀的消息。为避开监视，他机智地打电话给住在陈独秀附近的沈士远教授，不直接说出名字，只称：“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陈独秀得此报告，遂连夜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钊陪同下，陈独秀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在路上又商定了建党之事。

1922年，北京政府改组，马叙伦被任命为教育次长。1924年秋天，一天教育部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内务部的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寿常在各校活动。”兹请教育部马上查办。马叙伦马上意识到所讲之人正是李大钊的字“李守常”的谐音，便甘冒风险把此件压下不办，并立即通知李大钊迅速转移脱险。1927年4月，身处浙江的马叙伦得知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消息，心中悲痛万分。1931年回北平后，他才得以在李大钊遗像前洒泪致哀。他曾写下诗篇，深切怀念挚友：“唯物史观论较新，李君物望冠人伦；纵教柴市成仁去，无限青年认理真。”

马叙伦终身践行“言行要利于社会，依己之所信而行，得祸也在所不计”。上海沦陷之后，身在上海法租界的马叙伦收到了旧友汤尔和的亲笔信，邀请他去北大担任校长。虽是旧友，但当时汤尔和已经做了敌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对于旧友的所作所为马叙伦愤愤不平，因此当对方邀请他做北大校长时，严词拒绝：“我是绝对不会去的！但愿汤总长保持晚节。”

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1902年夏天，马叙伦来到上海，曾为南洋编译局润稿，做过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选报》的编辑，当过《新世界学报》主编、《政艺通报》的主笔，还主办过《国粹学报》。在上海期间，马叙伦经常参加蔡元培创立的爱国学社在张园举办的演讲会，激发了他的革命思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在爱国民主运动的号召下，上海成为民主运动的前沿阵地。以《周报》《民主》两个刊物为阵地，马叙伦周围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爱国民主知名人士；与此同时，在王绍鏊周围，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爱国民主知名人士。王绍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以工商界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与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都有联系，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共同的奋斗目标，现实斗争的需要，使这两支队伍走到了一起。王绍鏊作了一篇批驳蒋介石提出的“先统一后民主”口号的文章。马叙伦为其精辟见解所吸引，后经谢仁冰邀约王绍鏊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此后，双方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阵地，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践为宗旨，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后来，马叙伦在谈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时说：

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地）常常凑在一起，言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带领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

1946年5月26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合招待重庆来沪的民主人士。会上讨论了如何发动群众力量以制止发生全面内战的问题。6月6日，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人发表联名公开信呼吁和平。

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立即复函表示坚决支持外，蒋介石国民党和美国政府都置之不理。民进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组织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推选马叙伦、蒉延芳等9人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的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担任团长。

据马叙伦备忘录记载：

5月25日，赴海南饭店为民进约民工同盟诸领袖及东北建设协会上海分会阎宝航等商量遏制内战事。5月31日，赴包达三、盛丕华之约于王商协会，到者有张絅伯、吴耀宗、阎宝航、马寅初、谢寿天、王却尘、沙千里、闵刚侯、许广平、胡子婴、罗叔章、孙晓林，商定与蒋介石书，劝即停战；并致美使马歇尔书，指明中国内战实由美国资助蒋介石及代为运输所造成。6月10日，推选赴京代表，俞寰澄、胡厥文、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及我当选。

6月23日11时，载着代表团的火车从上海北火车站出发，克服沿途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重重障碍，延迟3个多小时于晚7时抵达南京下关车站。火车到站停车后，代表团成员下车穿过站门时，一群自称为“难民”的暴徒把代表围住分割成两部分，将马叙伦、雷洁琼等推进候车室，其他代表被堵在西餐厅。在推拉中，代表的手表、现金等被暴徒“洗劫一空”，衣服也被撕破。代表要求打电话遭拒。阎宝航从西餐厅跑来与“难民”谈判，暴徒使用石子砸打马叙伦、阎宝航等人。晚11时，代表被围攻多时后，有特务暴徒穿破候车室窗户，进入室内使用木棍等殴打代表。马叙伦被打成重伤。雷洁琼头部、胸部遭重击。阎宝航等其他代表均被殴伤。经多方交涉，受伤代表被送到中央医院分院救治已是24日凌晨两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得知消息后，章伯钧、梁漱溟、李济深、冯玉祥等人纷纷前往营救代表，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也为营救代表积极奔走。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马叙伦等受伤代表。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1947年12月，在中共的安排下，马叙伦先生与一批民主人士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在香港，他们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继续从事民主活动。

称赞“五一口号”是“胜利的檄文”

根据战争形势需要，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陕北的新华社对外发布“五一口号”。5月1日《晋察冀日报》、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五一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和所有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党派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称赞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中国共产党在本年5月1日为纪念劳动节发表了23个口号，被压迫到香港的我们，幸运地先听得了，我们感觉到无限的兴奋。现在我们并且晓得国内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不论哪一方面，只除反动派以外，都‘延颈企踵’希望即刻看到全文。因为他们都晓得这些口号，一定给新中国前途带来无限的喜慰。”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马叙伦兴奋不已，还在香港《群众》周刊上发表署名文章《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文章公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当然的领导者”，并称中国共产党刚刚颁布的土地法和“五一口号”，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是“胜利的檄文”。

马叙伦在文章中说：

这些口号里最突出的是第5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局发展到了今日，任何中国人（包括反动派）都晓得独裁政权虽能“沐猴而冠”，玩一套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虽能有美帝不断地援助，都是“无济于事”，注定了他的末日快到了，换句话说，人民的胜利已经决定了。任何人对这，已经不是感觉而是信心了。所以，可以说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殃民的反动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现在是得到了。

亲拟国歌，并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毛泽东传（1949—1976）》引述了一段新史料：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他说：“我们的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作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也有的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毛泽东也同意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前身即“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马叙伦为组长。该小组曾于7月10日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截至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件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但并没能在其中选出公认的理想作品。其中，也包括马叙伦、陈慧同拟的作品。

1949年8月22日，马叙伦和民进同仁、陈叔通的女儿陈惠共同创作了一首国歌歌词，参与征集，入编“初十四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中华！伟大的祖国！可爱的祖国！

我们敬爱你！我们歌颂你！

屹立在日出的东方，

拥着一万二千万方里绿茵大地，

是五万万（或五亿）人民的温床，五万万人民的宝藏。

五千年优秀的文化是世界的先锋，

航海的指针是科学的首创。

勤俭、忍耐是我们的特性，

更有同化人的力量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封建、官僚资本、帝国主义，

解不散人民的团结，冲不破革命浪花的荡漾。

你的美丽、光辉的大旗，

做了人民民主的保障。

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做亚洲共和国的新榜样。

联合平等待我的民族，实现着

无阶级的美丽、和平、快乐的景象。

中华！中华！伟大的祖国！可爱的祖国！

除了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马叙伦还提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1949年10月9日下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议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一致决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10月10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

为学生健康状况奔走

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首任部长。

1950年第6期的《新体育》发表了题为《加强目前学校的体育》的短评，文中写道：“新中国建立之初，青年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许多学生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学业或不能就业。”这时，马叙伦收到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生中肺结核、营养不良等疾病很多。许多学校的功课过重，食堂管理不尽得法，对卫生工作注意不够，致使学生健康状况不良。心系学生的马叙伦，开始为提高全国学生的健康状况奔走。

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在会议休息期间，马叙伦把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情况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当即表示：“健康第一。”1950年6月19日，毛主席专门就学生健康问题致信马叙伦。信中写道：“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给马叙伦。信中说：“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1月11日电报一件附上请查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收到这两封信后，马叙伦立刻邀请相关各部领导会商，一方面邀请原卫生部给学生作一次大范围的全面检查，一方面请求财政部在国家财政许可的情况下，尽力提高教育经费和学生的人民助学金……同时，马叙伦迅速组织教育部各部门着手开展调查研究，就增加学生补助、精简课程、课外活动等提出了具体办法，拟订了具体解决措施。

根据教育部的调研结果和所提出的措施，1951年7月召开的政务院第93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并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其中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调整学生日常学习及生活的时间；二是减轻学生课业学习与社团活动的负担；三是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四是注意体育娱乐活动；五是改善学生伙食管理办法；六是学校经费的支配，应适当地照顾保健工作的需要。

“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

马叙伦的一生曾立过三份遗嘱。

1947年，国民党发布“戡乱”动员令，镇压爱国民主运动，马叙伦致信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张群表示强烈抗议，同年10月30日，他立下遗嘱：“余如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余虽不见夫已之亡，汝曹必能见之，则犹吾见也。余之遗体，为若毁弃，不必寻求，皮囊盛血，本无足珍；苟得见归，即付诸火，期于悉成灰烬、播散海陆。汝曹欲寓纪念，可于吾母前立石，仅足书姓名，勿事增华也。”

1955年，马叙伦写下遗嘱，嘱咐身后之事：“我去世后，不必讣告，不受赙赠，即花圈挽章皆预谢不受，亦不劳动友亲，至要至要。我生平所蓄可谓无长物，所有亦或失之战劫，或已增之公家，如今只随身所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