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八月初八，谭嗣同在北京被逮捕，他本来可以跑，却选择留下来，只因他认为实际上凡是革命，必有流血牺牲，他打算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
在狱中，谭嗣同在牢房墙壁上写下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大气磅礴，读来让人心生敬意，无不为他的忠肝义胆和爱国情怀所折服。
五天之后，谭嗣同与杨锐、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刘光第等五人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
在绝大多数书本当中，对“戊戌六君子”的评价都是正面的，认为他们敢于改革和牺牲，对历史的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戊戌变法的内容来看，却是如此，它的目的是为了对清朝进行改良，使国家变得强大，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内忧外患。
但是，这不代表戊戌变法就是完美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曾向光绪帝提出一些建议，目的是让变法进行下去。
他们的初衷是很好的，但光绪帝若采纳，清朝将失去大量领土乃至自主权，由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直至亡国。
那么，谭嗣同和康有为究竟提出了什么建议呢？
01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就敲开了清朝国门，开始了瓜分中国狂潮，逼迫清朝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款，清朝丧失了大量主权和利益。
到19世纪末期，清朝已经陷入到严重的内忧外患当中，尽管清朝试图通过洋务运动等方法来提升自身实力，但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这个时候，就如何挽救国家，社会各界人士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直接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也有人认为清朝并不是无药可救，可以对其进行改良，让它变得强大，从而解决内忧外患。
戌戊变法的本质，就是通过改良来挽救清朝，这是一种相比于革命更加缓和的方式。
但是，改良的本质是改革，凡事改革就会触及到他人利益，主要是顽固守旧派的利益。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强行租借旅顺大连湾，其他列强们见状，纷纷要求分割清朝领土，清政府软弱无能，只能勉强应付。
这个时候，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为首的维新派人物就坐不住了，他们伏阙上书，请求光绪帝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在清朝进行变法，否则亡国就在眼前，史称“公车上书”。
当时，光绪帝已经名义上亲政，他是个热血青年，迫切地想要挽救国家，也想通过改革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本该属于他的皇权。
但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有深刻矛盾，之前的甲午中日战争，他一意主战，结果战败了，在慈禧太后面前抬不起头。
这一次，光绪帝想要变法，他担心慈禧太后不同意，所以想了个办法，把跟慈禧太后关系很好的庆亲王弈劻叫到宫中，对他说了一番话：
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光绪帝这么说，其实是在暗示奕劻帮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好话。
奕劻也不傻，得给光绪帝这个面子，毕竟自己能力不行却处在高位，万一以后慈禧太后死了，光绪帝清算自己就划不来了。
于是，奕劻就跑去找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却说：
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
奕劻当然知道慈禧太后说的是气话了，就连忙解释，不断说维新的好处，慈禧太后这才消气，又对他说：
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不管怎么说，慈禧太后没有反对变法。
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绝对的守旧派，她也是个敢于改革的人，只不过，支持她掌权的那一帮大臣，大多都是守旧派，所以她是有所顾虑的。
几天之后，慈禧太后看到了康有为等人的奏折，认为变法不无道理，加之她本人也有让国家变得富强、安宁的愿望，所以她明确表示同意变法，并告诉光绪帝：
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不久，慈禧太后又与光绪帝进行了面谈，随后光绪帝便发布《明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定为清朝的基本国策。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慈禧太后是支持变法的，变法也是合法的，后来她还将为变法贡献更大的力量。
02
在确定变法这一国策后，慈禧太后开始着手帮光绪帝减少阻力，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了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
翁同龢虽是帝师，却反对变法，且与维新派存在较深矛盾，是变法的阻碍。
当然了，慈禧太后此举也存在私心，那就是削弱“帝党”的实力，从而增加自身权威。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发布了几道诏令，比如让亲信荣禄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省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都必须有她裁决，等等。
慈禧太后这么做，是为了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这是她留的一手，万一变法对自己不利，也好及时止损。
不管怎么说，慈禧太后支持变法，光绪帝就有了信心，便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维新派人物陆续登场，戊戌变法开始。
那么，戌戊变法究竟是变的啥呢？
简单来说，戊戌变法就是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大力发展实业，尤其是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创办报纸，开放言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建设新式陆军海军，等等。
这些改革都是积极的，对国家是有好处的，慈禧太后也认为是可行的。
但是，这些改革却极大触犯了守旧派的利益，因为这些人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功勋之后，要么是八旗子弟，总之大多没什么能力，却占着茅坑不拉屎，都是要被维新派裁撤的对象。
因此，当变法开始后，守旧派就开始猛烈抨击变法，奕劻、李莲英等人甚至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杀光维新派。
那么，慈禧太后是怎么做的呢？
有一次，几位守旧派官员入宫见慈禧太后，跪在地上不起来，请求慈禧太后制止变法，慈禧太后笑而不言。
有人再三恳求，慈禧太后却说：
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
慈禧太后一句“我的见识还不如你吗”，直接把那人吓得跪在地上不停磕头。
但是，随着变法的进行，慈禧太后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事情，于是态度开始有所转变。
7月19日，光绪帝一口气罢免了礼部六位反对变法的大臣，史称“罢斥礼部六堂官事件”。
慈禧太后得知这件事，感到有些生气，变法有反对声是很正常的，没必要这么激进，一下子免了这么多官，礼部还怎么运行下去。
后来，光绪帝就更过分了，在维新派的鼓动下，仅在京城一地，就有数万名人失去职务，而且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慈禧太后得知后大为震惊。
有一次，光绪帝去见慈禧太后，见慈禧太后神色异常，误以为慈禧太后开始反对变法，便感到非常着急。
回去之后，光绪帝就让谭嗣同、杨锐等人商议对策。
这个时候，谭嗣同就出了个馊主意，建议光绪帝取得袁世凯新军的支持，光绪帝几天后就召见了袁世凯，给予袁世凯专办练兵之权。
一天晚上，谭嗣同来到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劝袁世凯第二天向光绪帝请旨，带兵奔赴天津诛杀荣禄，然后率军到北京，来个“围园杀后”。
袁世凯当即就答应了，还说杀荣禄就跟杀条狗一样容易。
但是，荣禄也是个人精，知道袁世凯入京，必有大事发生，所以提前暗中布置兵力，阻绝了袁世凯带兵入京之路，袁世凯便选择坐观局势变化。
这时，大清朝虽然暗流涌动，但明面上变法还在继续，毕竟慈禧太后没表态说不支持变法。
03
随着变法的进行，光绪帝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缺钱。
毕竟，过去几十年，清朝一直在打仗、割地、赔款，国库早就掏空了。
如果没有金钱作为支撑，那变法可能只是空谈，总不能只给官员们谈理想，而不给点实际好处吧？
对于这一点，维新派是有自己想法的，比如谭嗣同，早在1894年的时候，他就想好了怎么解决资金问题。
在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谭嗣同曾谈起改革经费的筹措问题：
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他认为，新疆和西藏如果守不住，就是累赘，不如把新疆卖给沙俄，把西藏卖给英国，以此来偿还给列强的赔款，多的钱拿来变法，还说这么做可以争取到沙俄和英国的支持。
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他还说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尽数卖掉，用所得款项来偿还赔款、发展国家。
与谭嗣同有相同意见的，还有康有为，他也认为应该把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还拿“库页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来举例，以此来证明卖地是对的。
殊不知，“库页岛划俄”不过是日俄之间的一次边界勘定，而沙俄卖阿拉斯加所得的钱财，也没有用于内政，更没有卖亿万万钱，只卖了720万美元而已。
康有为这么做，无非是想刻意引导光绪帝卖西藏、新疆等地来支持变法。
讲到这里，很多人或许很震惊，康有为和谭嗣同竟然认为新疆、西藏等地不重要，可以卖掉，这太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新疆、西藏等地重不重要，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
远的不说，就说二十多年前左宗棠抬棺收复新疆，他在出兵新疆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新疆不是不毛之地，只要治理得当，它可以变得富庶；新疆对清朝很重要，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如果失去了它，那清朝腹地将直接暴露在列强的屠刀之下。
无论是新疆、西藏，还是蒙古、青海，只要是中国的土地，就都是重要的，是无数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话说回来，康有为、谭嗣同实施变法，不就是为了图强吗，如果为了变法而卖掉土地，这样的清朝能强到哪里去？
如果光绪帝真的卖掉新疆、西藏等地，那么清朝的土地就会被认为都是可以卖的，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好在，光绪帝保持了清醒头脑，没有同意这么做，而且慈禧太后在得知这事后，及时出面进行了制止，这才使得一场悲剧免于发生。
04
由光绪帝牵头的戊戌变法，虽然在当时的朝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反对派的势力也很强大，他们明里暗里阻挠变法，使得变法举步维艰。
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就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李提摩太，是个英国传教士。
李提摩太是个中国通，长期游走于清朝上层，与朝廷大员和各地督抚关系密切，与康有为和谭嗣同也是好友，二人的许多主张，比如变法图强，就是从他那里得到了启发。
但是，说到底李提摩太不过是英国利益的代言人，他支持戌戊变法的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使英国利益最大化。
就在袁世凯准备返回天津的时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大使的身份来到中国，李提摩太便向康有为提出建议，不如请伊藤博文担任变法顾问，毕竟他是明治维新的先驱，变法的经验比较丰富。
李提摩太还说，如果用伊藤博文担任顾问逼并付以事权，那么将得到日本的支持，这样可以使变法成功，国家转危为安。
康有为欣喜若狂，很快就向光绪帝提出了这条建议，光绪帝颇为心动。
但是，慈禧太后却得知了这事，她认为如此一来，无异于将祖宗江山拱手送人，便感到非常担忧。
不过，还没等慈禧太后从圆明园回来质问光绪帝，李提摩太就又闹幺蛾子了，他唆使康有为向光绪帝提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提议“中美英日合邦”。
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杨锐又上书说：
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上书说：
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康有为等人认为，如果清朝能与美国、英国和日本合并，那么不但解决了外患问题，还能依靠这些国家的势力推行变法，到时候谁还敢阻拦？
这个想法实在疯狂，如果真的四国合并，那么清朝将交出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
如此一来，清朝还是一个国家吗，岂不沦为他人附庸？
可见，维新派为了戌戊变法，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先是卖地，现在又合并国家，感情在他们眼里，为了使变法成功，主权是可以肆意出让的。
如果是这样，即便变法成功了，清朝不也完蛋了吗？
所以，对于这些主张，许多大臣乃至一些维新派人物都觉得不可思议。
戊戌政变之后，许多大臣就以此来弹劾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有人说：
大约康有为等，内则巧夺政权，外则私通敌国，其主持变法之说，皆欺人语也。
还有人说：
借兵外臣，倚重邻敌，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张邦昌而有之，诚乱臣贼子之尤也。
我们不否认戌戊变法是对的，但为了变法而卖地、与他国合并，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维新派走的一步臭棋，是葬送变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05
当维新派提出用伊藤博文担任顾问时，伺机而动的守旧派马上开始了反击，他们秘密上书慈禧太后说，这么做无疑会断送江山。
慈禧太后开始警觉起来，不久又听说维新派打算让清朝与英美日合并，她就有些坐不住了，知道事闹大了，如果自己继续支持变法，非但自己权势不保，清朝也要亡在自己手里。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从圆明园突然返回紫荆城，下令将光绪帝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第二天一大早就发布发布训政诏书，宣布再次“训政”。
不久，慈禧太后就下令逮捕维新派人物，戌戊变法遭遇失败。
此时，袁世凯已经回到天津，为了不引火上身，他向荣禄密告谭嗣同等人的“围园杀后”之计。
很快，慈禧太后就得知了这事，她伤心极了，跑去质问光绪帝说，没有我，哪有你？我养了你二十年，你却要杀我？
光绪帝无言以对，只是跪在地上不停哭泣，他很后悔自己太过急切了，变法应该徐徐图之才对。
在很多书籍中，把戊戌变法遭遇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反对派太过强大，变法操之过急，某些变法宣传太过激进，造成了民众的反感，变法缺乏组织、手段太过单一，等等。
还说戌戊变法触动了慈禧太后的利益，让她的权力遭遇挑战，所以发动政变阻止变法。
这些说得都对，但太过于片面了，我认为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维新派自己身上。
比如康为有和谭嗣同，他们意识到了要变法，但变法思路却不成熟，没有预估到困难，也没有想好应对措施，还在列强的蛊惑下，提出了卖地和合并国家的错误建议。
变法是为了强国，如果偏离了这一宗旨，那么必将失败。
对于慈禧太后而言，她从最开始支持变法，到后来反对变法，这一巨大变化，都是维新派自己造成的。
如果按照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想法去变法，变法成不成功不好说，但清朝必亡。
戊戌六君子被抓后，许多大臣都站出来求情，因为这六个人，大多都是有后台的，比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就官至湖北巡抚。
但是，慈禧太后谁的面子也没给，直接把戌戊六君子给杀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她认为这六个人就是“乱臣贼子”。
我们在评价戊戌变法的时候，当然应该肯定它积极的一面，毕竟它为了挽救国家而生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戊戌六君子在变法思路上，其实是存在很大误区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卖地和合并国家。
纵观世界历史，就很难找到这么干的，这么干的国家，结果只能亡国，比如朝鲜，就跟日本签了个《日韩保护协约》，跟日本合并，交出军事、经济和外交权，结果没几年就亡国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阻止变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她认为如果不这么做，清朝可能灭亡得更快；但如果发动政变组织变法的话，清朝还可以想别的办法进行自救。
可见，戌戊变法的水太深，远不是我们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光鲜亮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