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亲述：当我在手术台累到呕吐时，患者正在举报我……

在医疗这个行业里，医患关系就像一面镜子，清清楚楚地映照出人性的种种面貌。最近，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更是让我对医患之间的相处模式有了更深的思考，也让我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期盼。

早上6点的的值班室，消毒水的气味混着咖啡的苦涩。我揉着酸痛的脖子，刚结束24小时连班，手机突然震动，护士长发来微信：“小王，护士台这有位患者找你，你有时间来一趟。”

值班室的椅子还没有焐热，赶忙起身，刚出门就看到了老张的背影。“医生，我要住院切脂肪瘤，必须今天办手续！”这已经是老张第3次堵在办公室门口。这个月他已经跑了5趟门诊，反复强调“农村医保不住院报不了”。

看着他皲裂的手掌和褪色的工装，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并将手术日期定在了周六。

周六本该下了夜班，陪女儿参加钢琴比赛，但此刻却站在无影灯下，手术刀在我颤抖的手中微微发颤——连续24小时未合眼的疲惫，正在吞噬我的专注力。

无影灯下，我的手指机械地消毒、握刀，助理医生低声提醒：“切口再小2毫米容易影响清创。”我们像雕琢艺术品般谨慎，每一针缝合都在与脂肪组织的韧性较劲——直到缝完第6针，才敢松开早已僵硬的肩胛。我长舒一口气，虽然身体疲惫至极，但心里还是感到一丝欣慰，毕竟我们又帮助了一位患者。

术后第二天，他攥着我的手连声道谢时，我竟天真地以为，这就是医患情谊该有的温度。

本以为这只是日常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位患者，但术后第七天的电话像一盆冰水浇透全身。

“必须今天拆线！”嘶吼声穿透话筒。我刚结束通宵夜班回到家，还没看到女儿的笑脸，耳膜还在监护仪的嗡鸣中震颤。

我耐心地给老张解释并建议他去门诊拆线，但他始终认为我们是“黑心捞钱”，为了避免矛盾升级，影响医院的声誉，最终我拖着灌铅般的双腿回到医院。拆线时他嬉笑着与病友炫耀：“看！医生多听话！”那一刻，我忽然看清他伤口上扭曲的缝线——那是我在手术台强忍眩晕时，用发颤的指尖打出的外科结。

当天下午，更荒诞的举报理由接踵而至：“我问了身边的医生朋友，我这个切口明明可以小一些，缝4针就行，结果你们给我缝了6针，多缝这两针就是想多收钱！”

院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个歉，息事宁人，医院声誉要紧。”仿佛我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

那天，我本可以拒绝加班，本可以带着女儿去参加钢琴比赛，然后一家三口一起出去玩、吃大餐。但想到他那句“孩子等着学费”，还是带着下夜班的恍惚赶回医院，连换洗的衣服都没顾上带……

我盯着手术记录单上精确到毫米的切口数据，回想着在学校里老师上课的内容、入职时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句话浮现在脑海中——原来有些刀，不落在肉体上也能让人血流如注。

依旧是深夜，查房后回到值班室，我开始对着镜子练习道歉措辞，镜中的男人眼神空洞，白大褂领口还沾着昨夜急诊的血迹……

我深知并不是个例。上个月内科小李被患者扇耳光，只因血糖结果晚了半小时；儿科小赵收到恐吓信，原因是孩子输液时哭闹；急诊室的墙上贴着“委屈奖”奖状——这是医院发给被投诉医护的“安慰奖”，烫金字在日光灯下格外刺眼。

上个月，规培生小林和我一起值夜班，“我不想干了，王老师。”这句话像一支箭穿透了深夜的宁静，我看到了小林通红的眼眶，他刚被患者家属指着鼻子骂“庸医”，只因片子报告晚了15分钟。我沉默地递过纸巾，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距离下一台手术还有4小时。

其实，我们不怕加班到凌晨，怕的是满心热忱被泼冷水；我们不怕连轴转的手术，只怕善意被曲解成生意；我们能承受生理极限的压榨，却扛不住制度性保护的缺失。当医院在纠纷中习惯性“割地赔款”，当法律在“软医闹”前沉默失声，谁还敢在急诊室里为生命赌上职业生涯？

这不是一个人的委屈，而是一个群体的困境。我们呼吁的从来不是特权，而是能让医生安心执刀的环境：让专业判断不被流言绑架，让恶意举报经过第三方审查，让每一次鞠躬道歉前，先听见真理落锤的声音。

医学不是冰冷的交易，而是用生命温暖生命的旅程。当我们不再因无理指责而弯腰，当专业得到应有的尊重，医疗行业才能真正回归治病救人的初心。因为只有挺直腰杆的医生，才能托起生命的重量。

虽然我曾质疑我的职业选择是否正确，但我仍然相信那道希冀的光——当患者递来信任而非录音笔，当医院举起盾牌而非白旗，我们终能在无影灯下，找回医学最纯粹的尊严！

*本文根据某三级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的真实事件改编

编辑丨冯熙雯

审核丨邢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