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个小县城，舅舅是出了名的"铁面人"。母亲总说，他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最有出息的官。小时候我常趴在窗台，看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骑自行车上班，车筐里永远装着几本书。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被全家视作榜样的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亲戚们嘴里的"六亲不认"。
1985年高考放榜那天，舅舅把自己锁在屋里整整三天。他复读时用的煤油灯还摆在桌上，玻璃罩上结着厚厚的灰。姥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圈里飘着一句："早说过供你读书不如去学木匠，偏要争这口气。"第四天清晨，舅舅背着铺盖卷出了门，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三个月后，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人们才知道他在工地扛了两个月水泥。
在县城财政局工作的舅舅，很快成了单位里的红人。他总说自己是"泥腿子出身"，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泛黄的高考准考证。那几年常有亲戚找上门来，不是想让他帮忙安排工作，就是求他在宅基地审批上通融。每次母亲带我去县城办事，都能看见舅舅办公室门口排着长队。有次我亲眼看见他把二姨夫从办公室里"请"出来，手里还攥着没拆封的烟酒礼盒。
2003年我中考那年，母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去找舅舅。"城里重点高中的名额多紧张，你就不能跟校长打个招呼？"舅舅正在看文件，头也不抬地说："招生有规定，我不能破这个例。"那天晚上，母亲在厨房边择菜边抹眼泪："你看看人家张局长的侄子，初中都没毕业就进了税务局......"我蹲在灶膛前添柴火，火光映得眼睛发酸。
2010年冬天，舅妈被确诊肺癌晚期。我去医院探望时，看见舅舅正在给她梳头。曾经干练的女人瘦得脱了形，可眼神还是那么亮。"你记着，"她拽着舅舅的手说，"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比面子重要。"那天下着大雪，舅舅送我去车站的路上，突然说起他刚工作时的事。"那年发大水，我爹背着半袋麦子走了三十里山路给我送学费，结果摔断了肋骨......"他的声音被风雪撕碎，我看见他睫毛上挂着冰晶。
舅妈走后的第三个月，舅舅突然来找我。他穿着件旧羽绒服，领子上还沾着面粉——那是他早晨去菜市场买的。"你学会计的，"他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县医院要招财务，明天去试试。"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这个名额，他连续三个周末去院长家帮忙修漏雨的屋顶。
去年冬天，母亲在地里摔断了腿。接到电话时，舅舅正在外地出差。等他连夜赶回来，已经联系好了省城最好的骨科专家。手术那天，我看见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手里攥着张泛黄的X光片——那是二十年前姥爷的旧片子。
如今舅舅常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膝盖上摊着本翻烂的《曾国藩家书》。有次我问他后悔吗，他望着远处的麦田说："当年总觉得原则比什么都重要，后来才明白......"他的声音突然哽咽，"有些原则，是要用一生去修正的。"
窗外的槐树又抽新芽了，我想起舅妈临终前说的那句话。或许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那些生硬的对错，而是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愿意为彼此卸下铠甲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