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还特别强调"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重点提出加大力度打击婚骗行为，坚决否定借婚姻索取财物。
婚姻本应是情感的归宿，但如今却成了少数人敛财的工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打击婚骗行为的司法态度，释放出维护婚姻伦理与公平正义的强烈信号。打击婚骗行为，显然不能靠司法单打独斗，而需社会合力围剿。
婚骗行为的本质，是将婚姻异化为赤裸裸的牟利手段。比如，案例中提到的孙某四年内三次闪婚，每次均以高额彩礼为筹码，婚后却拒绝共同生活，仅将婚姻视为敛财手段；李某则以"恋爱"为幌子，多次向男方索要钱款，甚至直言"给够钱才领证"。
上述案例揭示了婚骗行为的显著特征：一方以"缔结婚姻"为诱饵，让另一方陷入对未来长久共同生活的错误认知，从而心甘情愿地为其出钱买单。无论双方是否办理结婚登记，都不能掩盖这种婚骗行为的非法目的。
这种婚骗行为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显而易见。一方面，受害者往往面临经济与情感的双重打击，甚至因维权成本高昂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婚骗现象的蔓延会加剧社会信任危机，让婚姻这一原本神圣的社会契约沦为利益博弈的战场。
法律虽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实践中如何界定"赠与"与"索取"仍存在难点。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明确裁判尺度，比如结合婚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状态、财物索取频次等综合判断，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法律终究是事后救济，如何从源头遏制婚骗，仍需更多探索。
显然，打击婚骗不能止步于个案判决。在孙某的三次婚姻中，前两次失败的婚姻经历本该成为警示，却依然未能阻止她继续行骗。这说明单靠司法惩戒难以根治顽疾，必须构建全链条防范体系。
婚骗高发地区往往存在"高彩礼"陋习，这与经济发展不均衡、性别比例失衡等深层问题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可通过村规民约引导彩礼回归合理范围，同时加强婚姻登记信息联网，避免闪婚闪离者反复钻空子。
同时，民政、社区、妇联等基层部门、组织应建立婚恋纠纷预警机制，对短期内多次结婚离婚的异常行为及时介入调查，形成社会监督的"防火墙"。
据报道，福州市长乐区民政局已探索实施提醒制度。在办理结婚登记过程中，当发现女方曾多次与不同对象闪结闪离，或者发现双方刚认识几天就申请登记时，该局要求窗口工作人员应予以提醒，让双方深入了解后再来登记。这种预防性措施值得借鉴。
个人和家庭也需保持清醒，一旦发现对方以婚姻为名频繁索取财物，需及时保留证据并寻求法律帮助，切莫因"面子"或"感情"忍气吞声。
总之，婚骗不是简单的道德失范，而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它挑战法律底线，扭曲人际关系，消解社会信任。唯有法律亮剑、社会协同、文化纠偏三者联动，才能织就一张立体防护网，让婚姻回归本质。
文/陈广江
编辑/倪家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