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就站在那里
“HERE I STAND”，是一本马丁·路德传记的题目，中文版译为“这是我的立场”，我的朋友杨早改译为“我就站在这儿”，用以形容他心目中的王小波。我想，借用“我就站在这儿”以形容我心目中的胡适，恐怕更为恰当。
胡适就站在那里！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所以胡适被称为“五四之父”；可是，五四与胡适的关系又有些暖昧不明，至少，五四并不是胡适的宠儿。以五四为始，兴起一个反对胡适、也为胡适所反对的政治和思想潮流。
文字收功日，青年革命潮。五四一则将新文化运动推到高潮，白话文的胜势已无可动摇；一则也使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分裂，激进主义迅速崛起。这个分裂，可以由新文化运动几个代表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观察：
一方面，是陈独秀与胡适挥手告别，转向激进的共产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建立中国共产党，以求通过政治手段根本解决社会问题；胡适则坚持原来的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以欧美为师，祈望以思想文化的“七年之艾”治疗中国之病。“问题与主义”之争正是这两条路线的遭遇性冲突，前者要通过“主义”全盘解决中国问题，后者要通过不断解决个别“问题”以改造中国。
另一方面，是鲁迅与胡适渐行渐远，代表了由新文化运动中脱胎出来的文艺界与学院派分道扬镳，俄日派的左翼文人与英美派的自由主义学人反面成仇，鲁迅对胡适为首的“人权”派（《新月》团体）的攻击，与顾颉刚的交恶，跟陈源、梁实秋相互之间的口诛笔伐，实质上都是左翼文艺界与自由主义学院派的局部争端。表现在对现行制度的态度上，前者是颠覆性的批判，后者是启蒙性的批评，即所谓“拆台”与“补台”之异，“翻天”与“补天”之别。
左翼文艺界与作为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遥相呼应，都可以归入激进主义的范围。在与激进主义的冲突中，胡适坚守的位置就更清楚地凸现出来：他坚持的是作为思想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改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他晚年在口述自传中更明白表示：“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也就是说，他赞同思想的五四，反对政治的五四；赞同启蒙的五四，反对革命的五四。胡适坚持的其实是新文化运动原始的正统的立场，即前五四的立场。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始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其意义在于促进了共产主义思潮的传播，并“从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五四的历史定性，与胡适实际上倒是异曲同工——二者同样指出了五四的政治意义，只不过二者的立场正好对立，出反点正好相反而已！这是道不同却不谋而合。
五四开启了政治的闸门，自此红色浪潮便澎湃而至，胡适的自由主义诉求逐渐被越来越高的浪潮湮没。直到1948年，自由主义已四面楚歌，胡适还在作最后呼吁：“……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可是，此时的胡适已不是三十年前的胡适，不是五四时代的胡适，他早已失去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了。散漫的自由主义终于无法抵挡垄断的激进主义，赤手空拳的思想毕竟不可能与组织性的政治正面交锋。
这就是胡适：一个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一个混乱时代的理智主义者，一个革命时代的非暴力主义者。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我觉得与二战以后的欧洲，尤其是法国相当肖似，左翼知识分子的势力笼罩一时。作为自由主义的大旗和学院知识分子的祭酒，胡适是雷蒙·阿隆式的人物（鲁迅则与萨特相对应），同样遭到左翼的围剿。巴维雷兹在《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中引用了帕斯卡尔的话：“当大家涌向泛滥之河时，似乎没有一个人朝那儿走。驻足者如一个固定的点，显出别人被席卷而去。”胡适也正是这样一个驻足者，现代中国思想的中流砥柱，在纷乱的时世，不以大众之是为是，不以大众之非为非，即未流于偏激，也未堕入保守，以他的稳健，显出时代的冒进，以他固执的立场，显出整个中国被席卷而去。
胡适一直站在那里。在历史的激进大潮渐渐退尽之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胡适，在那个错误的年代，站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毛泽东寄给胡适的明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