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品方
有关徐志摩、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三角感情纠葛，一直以来备受渲染。其实徐志摩除了感情和婚姻轰动之外，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相当突出，应该充分肯定这位不世英才。他是梁启超的爱徒之一。本文聚焦介绍徐志摩1922年从英国回到国内之后的一段历史。
1922年徐志摩还在剑桥大学。学业未成而匆匆回国，不少人以为这是因为林徽因1921年随父亲回国、当年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之后感情无著，因此翌年尾随林徽因返国。其实这是大谬不然、以讹传讹。徐志摩是受到老师梁启超的召唤回到中国，参加梁启超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业，开展新文化运动新的一页。笔者遥隔百年时空，也希望能够拜梁启超为师。
在民国初期政坛上，梁启超以改革派领袖曾风云一时。1912年他两度出任内阁成员，先是司法总长，后是财政总长。后来袁世凯称帝，北方军阀互斗，政权不断更替。护法运动之后，1917年梁启超发觉在政坛上难有作为，于是另谋出路。1918年一战结束后，梁启超率领张君迈、蒋百里，丁文江、徐新六等知识分子远赴欧洲考察，接触到种种世界新潮，打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1919年，梁启超率领他的团队以民间观察员的身份列席巴黎和会。梁启超是第一个知道战胜国决定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渡给日本。梁启超打电报回国，向北京大学的同事通报上述信息，因而直接引发“五四运动”。
当年国事蜩螗，知识分子痛苦地寻找救国之路。1919年底，梁启超回国后痛定思痛，决定改变思路，搁置政治生涯，带着弟子们从事文化事业，介绍新知，唤起民智，培植势力，造就人才，致力组建新的团队，从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推动政治革新，徐图东山再起。
根据徐志摩的内兄张君迈（张幼仪的兄长）记述，当时梁启超有三个计划，第一是创办大学，由梁启超亲自主持讲授。其次是组织学会、出版杂志，横向接触社会。第三是办一个实业机构，提供财源来支撑前面两项文化活动。最终是组织学会和出版杂志做得如火如荼。梁启超先后创立了以译书为主的《共学社》和以讲学为主的《讲学社》，同时发行《改造》杂志，经营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界，竖起“研究系”的新风，启迪民智、介绍新学新知，包括俄国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22年，梁启超为了完成这项事业急需人才，于是急召散居海外的弟子们回国共同效力。梁启超对徐志摩可谓又疼爱又恼恨。因为徐志摩天性浮躁不羁，过于注重感情，认为他在学问和事业两方面都难有大成就。其实徐志摩在其散文《自剖》之中，有自知之明。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知道一定要跟从老师才有出路。徐志摩的长处是天资过人，又在英国美国见过世面，可谓博览群书。徐志摩对于梁启超的文化事业大力支持，全力以赴；回国前已经在《改造》杂志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得到梁启超的赞赏。
他除了高谈政治和文学之外，还有一篇洋洋万言谈科学的文章，名为“爱因斯坦相对主义的物理界大革命”。徐志摩有这篇文章，恐怕绝大多数香港的读者们（尤其是年轻一代）从来没有听说过。文章发表在1995年上海书店再版的《徐志摩全集第8卷》，建议读者们找来看看。103年后的今天重读，笔者觉得仍有所得，有轼有辙，“有纹有路”。
为什么徐志摩竟会研究爱因斯坦？那是因为在巴黎的时候，张君迈送了一本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浅说》给徐志摩，要他研究一下。徐志摩看了一遍，每个字都认得，比喻也较为显浅，但看完之后，和没有看过差不多，再看一遍还是不懂。他认为看完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之后，时间不绝对了，空间也不绝对了，地心吸力也变样了，那还成什么物理世界？徐志摩虽然不懂，但他不甘心服输，自己虽然笨拙，但有一股傻气；况且身在国外，查阅书报外文书刊十分方便。他于是翻查材料，虽然不能够深入了解，至少知道了爱因斯坦说的大概是怎样一回事。
梁启超以引进新学、介绍新知为己任。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什么都要研究；从社会主义到女权教育，从列宁到弗洛伊德，从马克思到爱因斯坦，从阶级斗争到唯物辩证法，从资本论到苏维埃政权，甚至台湾的竹枝词都应该广泛介绍给迅速冒起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顺便一提，梁启超1911年春偕同汤觉顿和他的长女梁思顺乘坐“笠户丸”号邮轮从日本到台湾地区考察，写下数十首竹枝词，叹息台湾地区被割让给日本，“本是同根，今成异国”，认为未来30年中国断无能力收复台湾，被他一语中的，甚有远见。1945年，中国收复台湾。
梁启超支持徐志摩介绍相对主义，认为这不单只是科学普及，还包含了潜在的政治性，和道家对宇宙的领悟暗暗相合。梁启超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满意，符合他在一个高新层次推动新文化运动、开辟新知识天地的初衷。梁启超是时代巨人，他的历史贡献被严重低估。他的文字工作，曾经启发了不少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今天笔者捧读他的文章，仍然感到震撼。
回头再说徐志摩这篇介绍相对主义的文章。他虽然没有高深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但无师自通地介绍了相对主义的大概，相当不易。梁启超自己也承认，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没有看懂，看到徐志摩这篇文章后才基本上弄懂。徐志摩1922年回国，其后几年南来北往，在文坛和社交界相当活跃。梁启超对他十分看重，写信给他的老师康有为时，推荐徐志摩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徐志摩不幸英年早逝，到头来虽然不能够像张君迈、蒋百里等人那样成为梁启超麾下的一名干将，但梁启超领导的新文化事业，徐志摩理所当然地应可占一席位。
1922年底，徐志摩到北京后，一度在松坡图书馆二馆上班。松坡图书馆一馆和二馆都是由梁启超创办，为了纪念自己的高足蔡锷（字松坡）轰轰烈烈爱国的一生而建。二馆的藏书主要是英文书籍，是《共学社》的活动场所。松坡图书馆完全由梁启超及其弟子们掌控，梁启超自任馆长，蒋百里主管编辑部，徐志摩是编辑干事，负责处理英文书籍、信件和档案。
据说当年（1923）林徽因和梁思成恋爱成熟，两人每周约会的地点在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一馆，藏书主要是中文书籍）。徐志摩经常从二馆跑到一馆找梁思成和林徽因聊天，做第三者电灯泡。后来梁思成不耐烦拍拖时受到骚扰，因此在门上贴上一张纸条，用英文写道“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无奈离去，算是闲情佳话吧。笔者想到“今生难得有情人，惺惺自古惜惺惺”。他们三人是发乎情，止乎礼。笔者行文至此，不可无诗：“郎才女貌合相仿，眉毛浅淡有张敞；心如鹿撞云中鹤，单思无著误徐郎”。（徐志摩有笔名：云中鹤）当年志摩26岁，思成22岁，徽因19岁。思成和徽因拍拖，得到他们的父亲梁启超（50岁）和林长民（47岁）的首肯和支持。徐志摩除了蹭门搭讪、谈古论今之外，他还可以做什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在西单牌楼石府胡同七号（二馆）着实生活过一段日子，因为有他在，这个地方变得热闹，在中国文学史上相当出名。徐志摩曾经写了一首诗描述这个地方，诗题就是《石虎胡同七号》，读者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他的新诗写得真好，笔者对《志摩的诗》的评价是：固然前无古人，恐怕后无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