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刚过，去市里参加评审。报到的当天，还在忙单位的一些事情，等到忙完，赶到报到处，已是下午三点多了。办完入住手续，没有什么事，抓紧时间先躺在床上痛痛快快睡了一觉。一觉醒来已过晚上六点，天全黑了；在宾馆附近的餐厅买了一份麦当劳当晚餐，吃饱睡足后，人恢复了精神。晚上没事，一个人沿着旧城区的马路散步，享受这难得的饭后闲暇。
上海的梧桐区马路两旁，有不少装修精美的咖啡店、服装店和各色小店，店内温馨的灯光穿过寒冬的夜幕，照在街上，也照在匆匆而过的路人身上。很多年没来这里了，我漫无目的地沿街走走看看，看看走走，无意中看到马路对面一家旧货店，吃不准这是一家卖什么东西的小店，但一只书橱和书橱里杂乱堆着的旧书，吸引了我的目光。穿过马路，站在店外，隔着玻璃窗还是看不清书橱里是些什么书，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忍不住推开店门，走了进去。店里一男二女围坐在茶桌前，议论着孩子教育的问题。见我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很是高兴，热情招呼我说随便看看吧。见我躬身看书橱里的书，女主人赶忙说五块钱一本，随便挑。我看五块钱一本的书，基本上都是歌曲集和乐谱，像《战地新歌》一二三四五、钢琴练习曲等，还有一叠练习本，我猜书的主人可能是与文艺有点关系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歌曲、乐谱。书架上的书没什么吸引我的，但店内很多旧物却对我有吸引力。看那些零零落落东一堆西一堆的旧瓷器、旧折扇、旧石章、旧紫砂壶，以及一卷一卷的旧画轴和有点年份的茶饼等，总觉得这家店很特别，物件货品似乎都有点来历，绝对不像一般的旅游品店铺。
我在这仓库一样的小杂货铺上上下下扫了一眼，转过身来，发现身后还有一个书架，塞满了书。因为靠门背后，一般顾客进来时可能不一定注意到。背着灯光，书架上的书看不太清楚，我只能随手抽了几本厚的书看看。第一本是16开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记得读研究生时，老师很推荐这部书，还讲过作者黄濬的故事。黄濬的结局很可悲，不知怎的鬼迷心窍，抗战时利用做机要秘书的便利，竟跟日本人做起了情报买卖生意，将国府的机要情报出卖给日本人，结果人赃俱获，被抓住枪毙了。《花随人圣庵摭忆》我买过，记得有山西古籍、中华书局的，但上海古籍版的，倒是没有。借着依稀的灯光，我看到书页上有不少红笔划痕以及用铅笔做的眉批，而且，不少地方折出来或用纸条夹在里面，看来原书的拥有者对此书是认真阅读的。凭我的直觉，猜想这书的原主人一定对近现代文史问题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再拿出一本厚书，一看书脊就知道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年版。
那书我曾读过，尤其是其中梁启超写给梁思成的一些家书，印象很深，觉得梁启超的家书应该单独出版，可惜那时市面上没有。《梁启超年谱长编》曾买过好几本送朋友和学生分享。但今晚见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吊起了我的胃口，因为里面也有不少用红墨水笔写的眉批，特别是1902—1905年一段，写有不少批注。如该书第298页“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一段，眉批有“何以主革命此变由惧学潮而变其主张？”第301页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信，其中谈到“冒险进取破坏主义”，黄遵宪认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边上有眉批“有见地”。另外两本比较厚的书，当我打开书页时，不由得一阵惊喜。一本是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一本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汪荣祖的书是台湾联经版的，书后有一段出版说明，强调该书以《文心雕龙》等为基干，分24题来论述中外史传。书内扉页上有“元化先生正之 荣祖赠”字样。
而那本司汤达《红与黑》是郝运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扉页上有“元化同志教正 郝运 八八年二月 上海”字样，书的空白页上还盖有“江陵王氏函雨藏书印”。我再挑了几本厚一点的，有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张秉楠的《孔子传》、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以及清代胡渭著、复旦大学史地所的邹逸麟教授整理的《禹贡锥指》等，上面都有作者签名赠送王元化先生指正等字样。
我怀疑这批书可能是从元化先生家里流出来的，否则数量不会如此之多。因为有这样的判断，我索性就慢慢翻阅起来。书橱里的书的确有点杂，如上海博物馆不同时期的明信片、图册等，估计是他们赠送给元化先生的。
有些比较新的大画册，估计是文联、书画院搞活动时赠送给元化先生的。还有一些是英文明信片和海外出版物，估计是元化先生在海外的亲朋好友或学生送的，其中有冯友兰的《现代中国哲学史》，这书三联书店原本想出版，但因为冯的女儿宗璞不同意出版社对书的某些篇章作技术处理，最终没有谈成。但我记得自己买过一部广东出版的冯友兰的《现代中国哲学史》；还有一本是谈美国政治的中文书籍，海外版本，里面有不少阅读划痕。民国时期和解放初的旧书也有一些，像民国版商务印书馆的“百科小丛书”中的张奚若的《社约论考》，是1926年1月的初版本；贺昌群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是抗战结束后194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的第一版；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是1949年7月新华书店（沪）版；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贺麟译本，1960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朱光潜译本，1958年2月作家出版社初版。韦卓民翻译、加拿大约翰·华特生编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初版的《康德哲学原著选读》，书的扉页上有韦卓民先生的签名“维周兄指正 译者寄赠”（王维周是元化先生的父亲），盖有“江阴王氏函雨藏书印”。另外书架上还有一些古代戏曲研究著作和棋谱，尤其是戏曲研究书籍的扉页上都盖有“江阴王氏函雨藏书印”，个别的加盖了“王元化印”，也就是一本书盖有两枚藏书印章。这一架书估计有近百种，我挑了其中的一些问老板价格，老板说书后都用铅笔标价了，我要的书总共加起来要四五千元。因为有的书我家里有了，书上也没有元化先生的阅读批注，所以就挑出来放在一边，剩下的再让店主算了一下，二十本书付了三千多元钱。
等店主将书装好，我问老板，这批书是哪里收来的？老板请我坐下来喝杯茶慢慢说。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我就不急于离开。老板大概晚上做成了一笔生意，有点高兴，新煮了一壶福鼎老白茶，慢慢与我讲起旧书的来历。店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做旧家具生意，他说旧家具赚头大，他对旧书没有什么兴趣，但周边一些人家有旧家具出售，都会打电话联系，他就会上门收购，王元化先生的这批书是上门收购旧家具时连带书橱以及旧书一起收下来的。店主也不知道王元化为何人，但他告诉我，曾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顾客，来这里买过几种王元化的旧书，还说王先生是她的老师。老板还告诉我曾去过唐振常先生家收过旧家具，说是在苏州河附近的河滨大楼里，唐家有一些老的字画，但价格最终没有谈拢，那时唐先生已经过世了。
不知不觉快临近晚上十一点钟了，老板谈兴甚浓，但我要告辞了。拎了一大包书，回到宾馆。在明亮的灯光下，我又打开塑料袋，重新将买入的旧书翻阅了一遍，发现还有几本关于戏曲方面的书，这应该也是王元化先生戏曲方面的藏书，一本是《吴小如戏曲随笔集》，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的，记得看过一本吴小如先生纪念集，有文章谈及王元化先生晚年看吴小如谈京剧的事情；还有一本是《蒲剧十年（1949-1959）》，1959年10月，山西省晋南戏剧协会编，封面上有“赠阅”印章。
元化先生的太太张可是李健吾先生早年最赏识的学生，李健吾先生曾写过关于蒲剧的文章，很欣赏蒲剧艺人的表演，有可能是那时李健吾先生让人寄给元化、张可夫妇的，因为李健吾先生认为自己从蒲剧中获得很多戏剧理论方面的启悟。
这些书里面，还有赠书者写给元化先生的信，如傅璇琮先生的书中就夹有一封信。
看着这些元化先生生前用过的书，我想起曾读过的他的晚年的一些随笔集。他晚年谈得比较多的是卢梭的契约论、公意以及中国传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等，有的研究者讨论过王元化晚年思想转向问题，其实从他的这些藏书中可以看到，他并不是到了晚年才突发奇想来谈这些问题的，而是早年就阅读过这些书籍，从中受益，有所积累，后来因为历史机遇的巧合，触发他对一些问题的集中论述。譬如王先生八十年代提出的知性问题，在理论上是他的一个发明，最著名的是为周扬起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那篇文章中，吸收了他对知性问题的一些思考，很多人都认为王元化是受到了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小逻辑》的影响，在《〈小逻辑〉对我的启迪》一文中，王元化先生说：“《小逻辑》给我的最大启迪，就是黑格尔有关知性问题的论述。”但在元化先生收藏的韦卓民翻译、加拿大约翰·华特生编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初版的《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120页“理念”这一部分，夹有一张纸条，很有可能王元化先生早年阅读过这一部分内容，或者说有关理念的感性、理性、知性三大范畴，元化先生最早是从康德哲学阅读中获得过某些启示。——而这在一些研究他的文章中是很少提及的。
2025年2月完稿于沪西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