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群已退”“春节不回家”……社交平台上，年轻人与亲戚关系的疏离正从个体选择演变为集体现象。豆瓣“断亲互助小组”聚集了数万成员，知乎“如何礼貌拉黑亲戚”的提问获得百万浏览。
这种与传统宗族纽带决裂的“断亲潮”，究竟是数字时代的特有症候，还是人类道德演进的必然结果？
德国哲学家汉诺·绍尔在《善与恶的发明》中给出的答案令人深思：当代“断亲”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人类500万年道德史中“合作与背叛”“传统与革新”的漫长拉锯战在今日的投影。
下面是书中内容的梳理摘编：
从血缘到契约：在500万年道德史中窥视当代“断亲”现象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
现代的谱系
旧世界的庞大帝国和最早的城市中心已经消亡。昔日辉煌的废墟，如今让游客们叹为观止，他们在社交平台Instagram（照片墙）上记录下这些废墟和城墙遗迹业已逝去的辉煌。这一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世界，是如何从另一个世界中兴起的呢？
追溯现代的谱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人类自主与个性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它迫使我们的价值观、制度以及确定我们共存规则的规范性基础结构发生彻底变革。它释放出新的经济、科学和技术能量，挑战传统的等级制度，要求个人权利。这种发展是全新的，还是它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自人类最早的大型社会出现不平等现象以来的 5 000 年间，我们人类是如何生活的：在贫穷、肮脏、苦难和农奴制中度过的短暂的一生，听命于凶残的暴君，饱受流行病的困扰，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中疲于奔命，被宗教迷信恐吓，害怕（或期盼）死亡。孩子们的脊背因挑水而弯曲，妇女们被怀孕、分娩和再次怀孕的枷锁束缚，直到过早地死去。
生命的基本方向是由出生的偶然性预先决定的：如果祖父和曾祖父曾是村里的铁匠、木匠或牧羊人，那么其子孙几乎没有人能够离开那个永远不变的村庄。即使离开，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徒步或在颠簸的马车上来回摇晃，穿过黑暗的森林或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里潜伏着危险的动物和不法之徒；或者乘坐木船穿越惊涛骇浪，踏入未知世界的边缘。
在这一发展过程的末端，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全球联网的世界主义者必须展现出创造力，才能让他们如今已经翻倍的生命长度富有意义和乐趣。
在这个时代里，摆脱了艰辛工作枷锁的人不在少数，许多人可以自己决定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在哪里生活；在这个时代里，来自遥远国度的甜美果实—它们曾经是如此稀有和遥不可及，甚至连富人也只能从更富有的人的沙龙画作中知晓它们—可以随时享用；在这个时代里，人类飞翔的梦想已经成真，陌生人的心脏可以在昔日必死无疑的人的胸膛里跳动。
罕见的人
关于人类心理普遍天性的一般论述，都是根据从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中提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而得出的：几乎所有心理学研究的参与者都来自富裕的西方工业化民主地区，受过高等教育。
对于这个群体，有人创造了一个缩写词：“奇怪的人”（WEIRD people），其首字母分别代表“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和“民主”（democratic）。
假如这个群体的人能够代表其他人，假如“奇怪的人”与其他人之间不存在系统性的巨大差异，那么问题就不大了。但是显而易见，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倘若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挑选一批高智商的青少年，让他们在少数几所极端挑剔的精英大学中学习，他们的认知直觉、感知模式、偏好和行为倾向还与从其他群体中随机选出的个体相同，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奇怪的人”表现出一系列复杂的认知和道德特征。从现在起，我只称他们为“罕见的人”，“罕见的人”的典型聚集地点是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如丹麦、德国、挪威、瑞士、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西班牙和阿根廷，但这群人也并非仅在此出现。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罕见的人”在统计学上是一种反常现象。
“罕见”道德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有道德普遍主义的明显倾向。普遍主义道德与所谓的特殊主义道德的主要区别在于，普遍主义道德假定普遍有效的道德规则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
在“罕见的人”聚集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将自己的朋友与其他没有私人关系的人区别对待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道德普遍主义。
全世界“罕见”人群的道德情感也是不同寻常的。在许多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荣誉文化”：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重要货币是个人作为妻子或丈夫、母亲或父亲、商人、工匠或社区成员的声誉。这种名誉可能取决于各种因素，如个人的职业成就、可靠性或性行为。一个人对名誉受到侵犯的反应是羞耻：感到自己被贬低、被羞辱、被公开暴露了，想要躲避别人的注视，遁入地下，遮掩脸面。羞耻感会让他们在别人的社会评价中感到自己的地位下降。
罕见”人群（平均而言）倾向于分析性思维，非“罕见”人群则倾向于整体性思维。进行分析性思考的人试图把世界理解为一系列孤立实体的集合，实体之间以特定的属性彼此区分。整体思维方式则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力求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共性。整体思维者看到的是“整体”，分析思维者看到的是“部分”。
“罕见”人群的普遍主义道德观和分析性思维方式是历经 1 000 多年发展的结果，在此期间，天主教会摧毁了欧洲的传统家庭结构。作为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和私人生活的核心组织原则的亲属关系网络被摧毁，人类社会从而启动了文化进化进程，约在 500 年前进入现代。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对谁可以与谁结婚的规定越来越严格，甚至越界管控。禁止堂表兄弟姐妹通婚在西方教会的婚姻与家庭计划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区分西方教会和东正教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这一发展的末期，原资产阶级小家庭出现了，它取代了人人之间都有亲属关系的大家族宗法结构，代之以由基本独立的家庭组成的松散联合体。这一趋势也反映在各种亲属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词汇中，家庭成员的特定名称（许多社会将母系兄弟与父系兄弟区分开来）被强调性关系乱伦性质的概念取代。
因此，妻子的母亲成了岳母，兄弟的妻子成了嫂子—或者用英语更直白地称为“法律上的姐妹”（sister-in-law）。没有任何生理障碍能够阻止遗传学上的亲属之间发生性关系，所以大多数社会都必须找到铲除乱伦繁衍这一事实的可能性的办法。
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可以从生物学角度解决：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非常亲近的孩子，成年后彼此之间会自动发现很难产生性吸引力，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血缘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韦斯特马克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对兄弟姐妹之间的性行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觉性厌恶；如前所述，这是出于生理原因，而不是文化原因。此外，准则规范的文化演变必须阐明乱伦禁忌的微妙之处。有关这一点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早期欧洲教会采取的措施是其中的一个极端。
现代灵魂的文化进化
天主教会的婚姻和家庭计划虽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确实逐渐摧毁了西欧的家庭和宗族结构。紧密的亲属网络作为社会组织原则的作用被瓦解：从这时起，政治和经济活动越来越不依赖基因上的忠诚。这促进了分析性思维方式的文化进化，而对道德史来说，更重要的是，非个人的亲社会性和道德个人主义的出现，使陌生人之间能够在自愿的基础上互利合作。
其结果是，关系结构得到了更大的扩展，经济增长、技术发展、政治解放和科学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为现代社会的这些关键要素恰恰需要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和更流畅的合作形式，其开端正是西方教会的婚姻和家庭计划。
文化进化的概念能够表明，变异和选择的过程可以产生复杂的人工制品，如工具或凌驾于人们头上的制度。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很可能也是一个文化进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然选择的力量或多或少对偶然产生的文化“变异”施加压力。在西方教会的婚姻和家庭计划尚在奠定基础的时候，还存在一系列其他的宗教流派，它们可能也是出于巧合而已经遵从于截然不同的道德规范和禁忌。
最后，在没有人能够计划或预测的情况下，“罕见”模式在漫无目的的文化进化过程中发掘出一种变体，使人们能够过渡到现代，现代体制里包括市场经济、平等—参与的政治、非个人化的官僚机构和摆脱了宗教教条的科学。
后来，教会向富人承诺，即使他们在此时此地保留并享受财富，只要他们愿意在死后将财富遗赠给教会，就也能进入天堂。这种财富结构巩固了教会在现世的权力，同时从道德上阻碍了财富在家庭内部的传承，以此进一步削弱了既有的家庭结构。
血浓于水
自 300 年以来，西欧社会对天主教会的婚姻和家庭计划中的规范接受的“剂量”越大，社会就越“罕见”吗？简单来说，是的，这一点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亨里奇和他的同事们成功研发出了一些数字量表，它们既反映了一个社会与教会家庭政策的接触情况，也反映了既有亲属关系的相对强度（即所谓的亲属关系强度指数）。如果对这些数值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文详细讨论的心理特征无一例外地与这些指数密切相关。
西方教会的婚姻和家庭计划注入的“剂量”越大，人口在亲属关系强度指数上的得分就越低，相关人口就越“罕见”。个人主义、意向性、分析性思维、愧疚感而非羞耻感、不顺从、非个人的亲社会性以及对陌生人的信任，一切都与这两项指标密切相关。
天主教家庭道德观的影响太大，以至于在整个转变过程完成 500 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精确地追溯意大利93 个省的市镇边界。在那里（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有时仍然可以发现思想和行为上的巨大差异，村与村的现状截然不同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取决于它们在教皇领导时期与西方教会的婚姻和家庭计划的联系有多紧密。例如，500 年前堂表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频率有多高，仍然可以从今天有多少人匿名献血，有多少人比起其他形式的储蓄更喜欢手握现金，以及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有多高等事实上看出来。
最后，这些例子还表明了社会性合作对人类共同生存的核心作用：在人类历史上，能够促成与更多人进行更具包容性的合作的道德，几乎总能带来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和军事优势的增强。
世界的祛魅
道德的现代化不仅推动了政治和宗教的发展，而且推动了整个思维方式的发展。新的道德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认识论后果。马克斯·韦伯在 1919 年将其描述为“世界的祛魅”，这种祛魅并不是说已经发现了所有真理，解开了宇宙的所有谜团，而是相信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其道理的。没有什么神奇的、超自然的或不可知的力量能够逃脱自然法则的全面控制。
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越深刻，旧形而上学中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越没有存在的空间。宇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基本空洞的容器，荒芜得令人厌恶—没有亲爱的上帝的踪迹。即使在很小的领域内，世界也是由神秘的微粒组成的，微小到人类的眼睛永远无法看到它们；人类寻找一个仁慈的造物主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哲学方面，“罕见”的发现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它从个人或群体为自己立法的能力中寻找道德行动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26 由上帝颁布、经教会批准的自然法权已经过时。从现在起，个人应从传统的家庭和统治结构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只按照自由公民的合理规则生活。
英雄无处可寻
过去 5 000 年的英雄主义伦理不愿了解女性的忍耐。当然，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史诗中宣扬的英雄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一直是意识形态多于现实，而且无论怎样都是皇室上层阶级的特权，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不起作用。尽管如此，前现代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却能如此迅速地从骑士的大男子主义转向谨慎的精致和克制的情感，这一点令人瞩目。
仅仅几个世纪之后，用桌布擤鼻涕、随地吐痰或吃饭时不用叉子都被看作是粗鲁无礼的行为。诺贝特·埃利亚斯将这一趋势描述为“文明进程”，它掀起了一股新的驯化浪潮，确立了统治阶级极致细化的行为规范，并将加强对冲动的控制作为社会的区别标志，用英勇取代粗暴，宣传更适合晚宴而非刀剑格斗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大逃离
对“罕见”的发现是对信仰、统治和探索的新形式的发现。然而，其最戏剧性的结果产生在经济领域：人类一直试图摆脱让其几千年来的生活水平几乎不变的“马尔萨斯陷阱”，却徒劳无功。因为与通常的设想相反，贫穷是没有原因的。富裕是有原因的，而贫穷是不受干扰的正常状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曾经富裕的人不会因为战争、管理不善或自然灾害而变穷，而是说社会富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此之前，人类一直深陷马尔萨斯陷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为生活水平的任何一点提高都会立即被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吞噬干净。
由于传统家庭结构被破坏，“罕见的人”不得不逐渐训练成熟非个人的亲社会性，这是上述发展得以扎根的必要条件。
西方必胜主义？
人没有“罕见”和不“罕见”这两种“类型”之分，“奇怪”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这上面虽然存在着大致的趋势，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个人的自我控制、分析性思维或广泛的亲社会性方面的差异并不是基因决定的，而是心理特征及其所处的制度框架共同进化的结果。
当前世界，社会上的各种发展趋势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体制和所谓的“消费文化”，这有时被描述为“殖民主义的软化版本”。
西化只是一种边缘现象，其重要性被严重高估了。西化是存在的，但严格说来，只有当非西方国家接收制度上可有可无的文化实践时，才能被恰当地描述为西化。东方国家的精英人士也会穿着深色西装，打着纯色领带，这才是真正的西化。因为这种着装方式起源于西方国家，除了能唤起稳重感和可信赖感的象征性效果之外，让人们穿着西装而非东方传统服饰来做出政治决策并没有更深层次的理由。
目前，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在走欧洲最先走上的现代化道路。出于前文所述的那些偶然性原因，欧洲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地区；然而这里所讲述的历史中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只是由于接近历史而产生的假象。
实际上，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正被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同一股现代化浪潮所席卷—我们只是因为离得太近而看不清楚。
当年轻人按下退出家庭群的按钮时，他们既在反抗五千年的等级桎梏，也在回应五百万年前刻入基因的终极叩问：我们究竟想要如何生活在一起？答案或许藏在这本书的结尾：“道德如同车灯，照不远前路，但足够走完漫长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