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休·托马斯（Hugh Thomas）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5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王后学院，1966—1975年担任英国雷丁大学历史学教授；1979—1991年担任伦敦政策研究中心首席官员。2008年被授予艺术与文学勋章（法国政府文化部设立），并获“加巴龙奖”；2009年荣获“卡尔沃·谢列尔奖”，“薄伽丘奖”以及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
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教会有20,000名僧侣、60,000名修女和35,000名神父。在将近5,000个教区中，有大约1,000座男修道院，其余的都是女修道院。然而，在这一时期的西班牙，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践行天主教教义——虽然，他们可能会在教堂里进行洗礼，举办婚礼和葬礼，但从不去做忏悔或弥撒。据耶稣会会士弗朗西斯科·佩罗神父称，在1931年的新卡斯蒂利亚，只有5%的农村人口会参加复活节的仪式；在安达卢西亚的一部分农村地区，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只有1%。还有一些村庄，只有神父一人做弥撒。富裕的圣雷蒙教区位于马德里城郊的巴列卡斯，这里曾经就读宗教学校的人有90%在离校以后都不再做忏悔和弥撒。尽管各个乡村的这一比例会有不同，但这些被引用的数据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对西班牙“不再信奉天主教”的草率言论提供了支持。
《西班牙内战: 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1936-1939）》（全2册）
[英] 休·托马斯 著
郭建龙 李相程 朱莹琳 译
天地出版社
2024年10月
阿萨尼亚的言下之意是西班牙不再像16世纪黄金时期那样全盘天主教化了。在那个年代，教会曾是各省连接的纽带。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作为正统的宗教法庭，是唯一的法律机构，其令状通达全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历代君主们利用从美洲殖民地搜刮来的财富，试图在欧洲建立超越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天主教文明和政治统一。强大的西班牙军队投入新一轮的收复失地运动当中——赶走欧洲的新教徒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土耳其人。西班牙国王一时间得意地佩带起了反宗教改革的利剑，同时，由巴斯克的依纳爵创立并保存西班牙特色的耶稣会，在神学上为其保驾护航。
黄金时期的西班牙已迈入全球强国的行列，虽然这些强国在全球称霸一方的时间都不算长。西班牙成功跻身国际列强也标志着西班牙的教会力量达到了顶峰。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教会都将全国各个地区联系在一起。由于西班牙并没有在信奉宗教的形式问题上引发宗教改革运动，所以西班牙的神学家们没有受到像北欧的神学家们那样的困扰。进而，他们可以用近乎现代的方式来讨论公民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能为了更平等地分封土地而进行争辩。权力如水，强国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满足重返中世纪辉煌的欲望，烂泥扶不上墙的哈布斯堡家族将国库挥霍一空。西班牙教会对革新心存戒备，从美洲轻易流入国内的金银让西班牙的经济活力消失殆尽。基督徒和新皈依的犹太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让这一时期的知识论战染上一种近乎种族主义的色彩，“黄金时代”早在结束以前就已每况愈下。过分狂热地追求荣耀让西班牙付出了惨痛的经济代价。正当这样的结果已经显出端倪之时，塞万提斯以盲目追求虚荣的游侠为原型，创造出了西班牙最经典的文学人物——堂吉诃德。作为第一个越过大西洋发现新大陆的国家的人民，堂吉诃德固守的中世纪思想观念使西班牙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后新时代的标志性国家。神学家们所宣扬的社会价值体系强化了一种前商业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既让人联想到经院哲学，又让人联想到了社会主义的前景。教会势力在一天天地衰落。18世纪的学者们在位于萨拉曼卡的西班牙最知名的大学内严肃地讨论着天使说什么语言，天空是由像酒一样的液体还是钟一样的金属构成的。这些年里，西班牙几乎没有出现新教徒，也基本上没有人会在教会掌控国民思想的问题上提出疑问。18世纪的西班牙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然而，西班牙的文化与宫廷习俗一样，过分地讲究繁文缛节，并且在1660年迭戈·委拉斯开兹（西班牙著名画家）死后走向了衰落。在哈布斯堡家族及其后续的波旁家族的官僚主义流毒腐蚀之下，西班牙曾经最具活力的各省自由协会变得堕落不堪。
18世纪，法国哲学家们的思想观念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宫廷内盛行。然而，自从波旁王朝在拿破仑战争中垮台，教会就因反抗拿破仑的侵略而得到了广泛支持，并且成为反对自由思想的中坚力量。教会最残暴的拥护者们建立了灭天使协会，随后爆发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
自由主义者最成功的行动是在1837年撤销了教会的土地继承权，不过教会得到了现金补偿。中产阶级投机商们买断的土地不得再出售给教会。从此以后，教会虽然一直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死敌，但对工人阶级的威慑力已经大不如前。
自由教育学院在19世纪末期的蓬勃发展或多或少受到了教会复兴的影响。在1875年到1900年间，罗马在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宗教战争中均以失败告终，为了确保西班牙“免遭无神论侵袭”，罗马开始为其精心策划一场阴谋。成千上万名西班牙神职人员从刚刚失去的古巴和菲律宾殖民地返回国内。许多法国和葡萄牙的神父也一同来到西班牙。依靠着教会的资本，一座座宗教建筑随后拔地而起。人们确信耶稣会会士和巴黎圣母会神父在各行各业都有资产，无论是古董家具生意，还是后来的舞厅和电影院。教皇利奥十三世和庇护十一世在解释现代化通谕的时候表示，允许神职人员囤积资本。根据1912年一个精明的加泰罗尼亚商人所作的知名统计，该谕令涉及了全国三分之一的资产。在1927年出版的著名的教理问答中，问题“为自由主义候选者投票的人有什么罪过？”引出的答案是“通常是死罪”。而问题“天主教徒看自由主义报纸也是罪过吗？”的答案是“他看的也许是证券交易新闻”。但是新天主教的兴起并非一场只为少数人谋利的运动，虽然新天主教教义迎合现状，并以富人的利益为先，但它也乐善好施，广泛传播福音，同时倡导教育的推广。有些教会，尤其是耶稣会和奥古斯丁修会建立了很多优秀的传统中学（比如阿萨尼亚曾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就读过的学校）。
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费的初等教育，每个省会城市都有一所公立中学，但其教学质量往往不尽如人意。这些学校的校长大多是天主教徒，学生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念诵《玫瑰经》（学校还是太少了——单单马德里就有8万名儿童处在辍学状态）。通过在公立学校和宗教学校内树立的权威，教会一直保持着对年轻人的影响力。试图改变这一局面的自由主义者们虽然成功使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步，但最后还是没能扭转局势。与20世纪之初的法国一样，教会在国内教育领域和日后在大众文化领域的地位成为敌对势力的绊脚石。工人们认为，教会在工人阶级聚集的郊区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不仅手握国家的津贴，更可恨的是，还打着教育的幌子，向无知的人灌输邪门歪道思想。无论是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一样的作家们，还是电影制片人路易斯·布努埃尔，即便对宗教抱有异议，也都无法忘记神父的教诲。
对于教会而言，虽然红衣主教塞古拉于1931年5月向共和国宣战，但他并不能代表所有教徒的立场。许多统治集团和教团的成员们之所以与大主教共同站在君主主义阵线一边，并不是因为他们仍对行将就木的王朝忠心耿耿，而是对革命可能引发的巨变心怀恐惧。然而，为马德里的《辩论报》撰稿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们热衷于一种更为自由的天主教教义，该教义有可能受到了当时城市无产阶级的推崇。红衣主教塞古拉指责《辩论报》是“自由主义的烂布条”。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几个星期，《辩论报》和君主主义的《阿贝赛报》在“偶然论者”的问题上展开了辩论。前者给予共和国的解释是：教会是永恒的，政府的形式是暂时的。《阿贝赛报》则斥责其为懦夫之举。
因此，教会的政治立场未能达成统一。事实上，自从19世纪教会土地被没收以后，教团都变成了资本家。然而，许多僧侣和神父（除了居住在大城市的上流地区的人）与教区居民的收入一样微薄。主教团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上层阶级的团体。在农村地区，甚至在大城镇的落后地区，神父常常被看作相对友善的顾问级人物，他们有时候能替受压迫者们成功地与管理机构进行交涉。但当虚伪的神父公然反对基督教教导穷人或者因自命高贵而得意扬扬的时候，工人阶级都会怒不可遏。因此，在未来，神父们注定会在劫难逃，他们的教堂也同样难逃涂炭（在1909年的悲惨周期间，在被无政府主义纵火犯们索要教堂钥匙时，帕拉莫斯的神父狡诈地回答道：“好吧，让教堂烧毁吧，但工厂也跑不了，我们都将失去生计，就先拿工厂开刀。”神父跑下了山，但后来，并没有工厂建筑遭到破坏）。在1909年的暴乱中，巴塞罗那的工人阶级对女修道院特意进行了挖掘，这透露出了他们的无知。人们认为这些神秘的建筑中藏有殉难女孩的尸体和股票。他们在塞科港的纯洁之胎女子学校挖掘出了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这具尸体死于1450年以前阿拉贡的莱昂诺尔。许多人还认为，虽然修女们一直在修道院生活，但她们一定都富得流油。每座女修道院因此都被当作“反抗民主的阴谋”。
即使在革命运动时期，也很少有村民会杀死自己所居住地区的神父，或焚烧这些神父的教堂，除非他们发现这些神父与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暴力事件，那凶手多半是其他村的村民。很少会有西班牙人摧毁本地的圣母玛利亚肖像和教堂。巴利亚多利德的大主教曾说：“这些为了当地的圣母玛利亚肖像甘愿赴死的人稍受挑唆就能把邻村的圣母肖像烧得一干二净。”在1909年的悲惨周，工人们怀揣着对宗教的怒火，把宗教画像上的人物斩首，并将画像撕得粉碎。他们掘开坟墓，将眼前的一切全部摧毁。隐秘的教团一直被指控是引发灾难的罪魁祸首，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主义反教权人员都对此深信不疑。
20世纪的西班牙教会让罗马教廷蒙羞。公众所推崇的迷信行为似乎并没有体现出真正的宗教精神。至少在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起码还与马德里《辩论报》的撰稿人们有着相同的自由思想。教廷的国务大臣欧亨尼奥·帕切利已经开始琢磨基督教民主党派的理念，直到二战后的教皇（庇护十二世）时期，他已从这些想法中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1931年5月22日，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宗教自由，红衣主教塞古拉动身前往罗马，教皇建议他最好让西班牙教会效仿教廷大使泰代斯基蒙席，采取小心谨慎的策略，但塞古拉在罗马公然向政府宣战。一个月后，他躲过海关站点，秘密地翻过了比利牛斯山脉，这对塞古拉可不太体面。他在瓜达拉哈拉遭到了逮捕。政府随后将他护送出境（众所周知，为了帮助教会设立反共和国基金，塞古拉有意变卖教会资产）。塞古拉直到1936年才返回西班牙。经过某些缜密的手段，曾经的塔拉索纳主教、学者戈马大人受命接任了首席主教和托莱多主教长的职务。
与此同时，埃雷拉和他在《辩论报》的好友们在1931年的4月下旬建立了一个符合宪法的天主教团体——国家行动党（Acción Nacional，后改名“人民行动党”）。该团体旨在建立一个能把“教团的各个部分”聚拢在一起的选举组织。然而，在这个被认为“自由”的党派中，诸如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Antonio Goicoechea）和孔德·德巴利亚诺（Conde de Vallellano）等一部分成员都是崇尚权力主义的君主主义者。曾在普里莫的爱国联盟内被誉为“思想者”，对过去的辉煌念念不忘的诗人何塞·玛利亚·佩曼也是其成员之一。对于西班牙的首个保守派团体，虽然开局不顺，但政府和亲政府组织的反教权主义令被激怒者们心生恐惧，这最终为该团体的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而言，反教权主义的兴起可谓在情理之中。以挣脱天主教教义对文化和教育的束缚为目标的自由主义者们，正在按照19世纪的伟大传统而奋斗。但对于西班牙而言，在文化建设方面所面临的真正难题是缺乏教育资源。例如，西班牙有近20个省的文盲率达到了50%，甚至更高，只有两个省（巴塞罗那和巴斯克地区的阿拉瓦）的文盲率低于25%。对于共和国而言，更明智、更有远见的做法是把精力集中在新学校建设而不是放在摧毁教会学校上，无论奥古斯丁修会学校让阿萨尼亚有多么失望，教会学校除了会排挤教会之外的势力，一向都有利于教育。更进一步讲，无论人们喜欢与否，在西班牙人的生活中，教会体现的是一种悠久的传统。事实上，教会塑造了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反教权主义很容易被看作带有“反西班牙”色彩：许多人都这么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