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即在人离世后会对其一生功过予以评判。而在古代最典型的方式便是上谥号。上至帝王，下至百官，谥号都是对其一生的评价，故而历朝历代对于谥号的评定都极为审慎。
但南明弘光朝是个例外，当李自成的战马还在北京街头嘶鸣、清军铁骑悄然逼近山海关时，南明弘光朝廷的官员们正埋头给几百人补谥、改谥。弘光政权存续的八个月里，三百多个谥号如同雪片般飞出，从开国功臣到靖难罪臣，从建文遗孤到阉党余孽，全部在追谥的范围内。不过这场补谥运动最终演变成打朱元璋耳光、拆朱棣牌位、自毁统治根基的魔幻大戏。
这场荒唐剧的序幕要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那场惊心动魄的皇位争夺战说起。北京城破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东林党人表面痛哭流涕，暗地里却在盘算着四十年前的万历朝“国本之争”的旧账，他们曾把福王朱常洵往死里踩，如今又岂能让其子朱由崧顺位登基？
史可法等人连夜炮制《福藩七不可立》，把“不孝、虐下、干预司法”等罪名扣在这位皇室孤儿头上，转头却热捧万历侄子潞王朱常淓。直到江北四镇的刀剑架在脖子上，东林党人才不情不愿地在拥立文书上画押，扶持朱由崧为帝，即弘光帝。
新帝上任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崇祯朝的忠烈名录。太仆寺少卿万元吉上奏追谥倪元璐等21位殉国官员，此举既能为新朝贴金，又能堵住“得位不正”的悠悠众口。可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明智的决定，竟成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当内阁拟定的首批追谥名单尚在墨香未干时，礼部又突然要恢复懿文太子朱标的皇帝尊号。
这个提议引起了朝堂激烈讨论。给朱标追谥“兴宗孝康皇帝”，等于承认建文帝正统地位；给被朱棣废除帝号的朱允炆补上“惠宗让皇帝”谥号，更是直接打脸永乐大帝。可如今龙椅上坐着的朱由崧正是朱棣一脉的血液。因此御史黄澍在朝堂上当场发作：“今日追尊建文，置成祖于何地？”可马士英轻飘飘一句“此乃凝聚江南人心之策”就把两百多年前的靖难血案变成了政治筹码。
之后补谥的雪球越滚越离谱。洪武朝被朱元璋处决的韩国公李善长获谥“襄愍”，靖难时被诛十族的方孝孺追封“文正”，连永乐帝亲自定为奸党的陈瑛都被追加“丑厉”的谥号。最讽刺的是当北方传回清廷给崇祯上庙号“怀宗”的消息时，南京城也正在为崇祯帝的谥号吵得不可开交，东林党坚持“思宗”彰显守节，反对派叫嚷“毅宗”方显刚烈，双方在朝堂上互扔奏折，全然不顾多铎大军已饮马淮河。
这场补谥运动愈演愈烈，阉党余孽杨维垣的复出更是拉开了更黑暗的序幕。天启朝迫害东林党的刽子手刘廷元竟获赠兵部尚书衔；魏忠贤编纂的《三朝要典》被重新提起；崇祯钦定的逆案要犯集体“秽土转生”。史可法在扬州城头血书求援时，南京的衮衮诸公正为“建文帝该用几个字的谥号”吵得面红耳赤。直到清军破城那日，礼部仓库里还堆着刚印好的《惠宗实录》，而他们追封的建文帝年号，终究没能写进正史。
弘光朝想靠几个谥号来彰显正统，却适得其反。给建文旧臣平反得罪了北方世族，替阉党翻案寒了江南士子之心，否定朱棣正统动摇了自己统治根基。那些精心拟定的谥号文书，最终还是在清军的铁蹄下化为废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