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初，重庆市涪陵区法院出现荒诞一幕：两名被告人被法警以“四仰八叉”之姿强行抬入法庭。法官宣称“公开审理”，却阻挡真实旁听者在外，大量家属、员工及外地律师无法进入。被告付廷祥原是缴税数亿、热心公益的民营企业家，起初仅涉非法采矿等经济罪名，但因上诉而遭“加码”，一度被指控为“涉黑”，后又降格为“恶势力”，起诉反复变更，羁押逾五年未有定论。此案折射出扫黑行动下的司法困境：程序正义与公权力扩张如何平衡？企业家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荒诞背后，拷问着法律的尊严与底线。
文｜李宇琛
2023年6月初，重庆市涪陵区法院。两名被告人被法警以“四仰八叉”的姿势抬入庭中。他们是付廷祥和他的弟弟付廷伟，这一幕失序，似乎奠定了案件的基调。付廷祥拒绝在审讯椅上就座。他挣扎着控诉庭审程序的不公。他质疑为何案件不公开审理、主审法官 未回避 等问题。他的抗议没有得到回应，反而换来了更严厉的管控。法警将场面控制，付廷祥兄弟被转移至视频法庭，他们远离了公众视线。
这并非戏剧化的夸张，而是真实发生的场景。在场的旁听者寥寥，大量家属、员工及外地律师无法进入旁听席。庭审被宣称为“公开”，但法庭内却有许多空位。辩护人要求允许更多公众旁听，却被拒绝。涪陵法院临时组织了一批街道办的人充当旁听群众。这些人没有旁听证，坦言自己是被叫来旁听的。
与此同时，真正的旁听者被挡在法院门外。“公开审判”的要求在形式上被奇妙地满足了。涪陵法院的大门如同铜墙铁壁，将真正的公众拒之门外。看似滑稽，实则严肃地考验着法律的尊严。付廷祥案的序幕，就在这样的荒诞氛围中拉开。为了理解这一幕背后的深意，我们需要从头审视这起案件反映出的法律与现实的种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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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廷祥，本是重庆市丰都县的一位成功企业家。他出生于农村，曾经参军报国，退伍后白手起家创业。三峡库区的产业机遇促使他投身建筑和建材行业。他先后创办并实际控制了多家企业，这些企业涉及长江河道采砂、砂石供应以及商品混凝土生产等领域。付廷祥也凭借企业的成功，曾一度当选丰都县政协委员。在当地人眼中，付廷祥是勤恳经营、热心公益的民营企业家。他创办企业十余年，累计向国家缴纳税款近2亿元人民币。他还乐善好施，长期资助困难职工，创造上千就业岗位。
商海沉浮并非没有波澜，2011年、2013年、2015年，付廷祥的公司曾与合作伙伴发生过采砂纠纷。这些冲突在当地水务、航道和警方的协调下很快平息。彼时的付廷祥或许没有料到，几年后这些尘封的小摩擦会被重新翻出。它们将成为指控他的罪证之一。
2018年，全国范围内吹响了一场专项斗争的号角——“扫黑除恶”。各地公安机关纷纷组成“专案组”，深挖各类涉黑涉恶线索。重庆市公安局在2019年6月指定由涪陵区公安局负责对付廷祥及其相关人员的涉黑涉恶线索进行核查。很快，一个代号“6·11”的专案组成立了。
2019年6月11日，对付廷祥来说是命运转折的一天。“6·11项目专案组”的公安人员对付廷祥展开调查。多年前那些早已平息的采砂纠纷此刻被重新定义为涉寻衅滋事等罪名的违法行为。从6月13日起的几个月中，付廷祥的家庭成员和公司骨干相继被公安机关传唤或控制。据统计，短短半年内先后有30余人因这起专案受到警方不同程度的强制措施。付廷祥本人于2019年6月20日被正式刑事拘留，7月23日被执行逮捕。
最初，警方给出的主要罪名并非“黑社会”，而是非法采矿罪。警方指控他涉嫌超范围超量采砂。与此同时，还指出他可能涉及虚开发票罪。案件迅速进入起诉阶段。2020年5月12日，重庆市涪陵区检察院对付廷祥实际控制的三家公司以及他本人和数名公司员工提起公诉。罪名聚焦在非法采矿罪、虚开发票罪等经济相关犯罪。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检察院的起诉书并未认定这是一桩涉黑涉恶案件。“恶势力犯罪团伙”的提法，未出现在检方正式起诉书中。检方选择了较为谨慎的做法，将案件仍限定在非法采矿、财务违规的范畴。付廷祥的弟弟付廷伟另案起诉，指控其涉嫌寻衅滋事罪。
2020年6月下旬，涪陵区法院对这一系列指控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几个月后的2020年9月24日，涪陵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付廷祥因非法采矿罪和虚开发票罪两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他的公司被判处罚金。曙光公司因非法采矿被罚款高达 3000 万元，品信和江都公司则因虚开发票分别被罚 150 万元和 50 万元。此外，公司高管林剑因非法采矿罪获刑 3年6个月，罚金 50 万元。妻子吴海燕因销毁会计凭证及虚开发票罪获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弟弟付廷伟这边，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他没有上诉，在2020年7月27日刑满释放。
从判决结果看，一审法院基本采信了检察机关提出的经济犯罪指控。7年的刑期虽然不算轻，但相对于后来发生的事，这份判决几乎算得上温和而常规。若故事到此结束，或许这起案件只会作为重庆扫黑除恶斗争中一个普通的经济案件被匆匆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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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审判决，付廷祥并不认同。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未构成如此严重的犯罪，更何况其中一些指控事实存疑。因此，他与林剑以及被处罚的公司一起，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利向上级法院提出了上诉。这原本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正常选择。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有一项被普遍遵循的不成文规则——“上诉不加刑”。意思是当只有被告一方上诉、检察院未抗诉时，二审法院即便改判也不会加重原判刑罚。然而付廷祥很快发现，他的上诉似乎触动了另一套隐秘的机制。
2021年2月22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付廷祥案二审作出裁定。这次裁定，认定本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涪陵区法院重审。表面上看，这是上诉取得阶段性胜利——原判被撤销。
然而，就在重审启动后不久，一场更大的风暴袭来。2021年5月，涪陵区检察院利用重审契机，第一次变更起诉。新的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所“升级”，增加了非法采矿的数量和涉案金额。重审法庭于6月24日重新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辩护律师申请要求检方提交一份关键证据——一枚记录着非法采矿数据的U盘。这一原本普通的证据移交要求，却引发了出人意料的连锁反应。检方没有在期限内交出U盘证据。
仅仅十天之后，也就是2021年7月上旬，涪陵区公安局突然宣布对尚在法院重审阶段的付廷祥案再次立案侦查。理由是“在工作中发现遗漏罪行”。这一举动极不寻常。重新侦查的范围比以往更大、更深入。公安机关调动了更大的力量，对相关人员“大起底”。此次重新侦查中，警方控制了数十人之多。
到了2021年12月2日，这轮声势浩大的补充侦查终于形成了新的“战果”。涪陵区公安局将16人重新移送检察院起诉。其中付廷祥、付廷伟、吴海燕等核心人员赫然在列。此次移送的罪名清单相比之前成倍增加。
付廷祥本人被指控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等共计10项罪名。付廷伟被指控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等6项罪名。其余人员中除两人外，其余皆被以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移送起诉。至此，付廷祥一案的性质被彻底改写。
从一开始的经济犯罪，经过上诉这一节点，陡然升级为了轰动一时的“涉黑”案件。“你们是上诉出来的黑社会。”——据称，这是专案组负责人赵立波亲口对付廷祥说的话，以警告他上诉所带来的后果。“如果你们当初不上诉，七年刑就完事了，哪还有今天的事？不是黑社会，我们也要把你们做成黑社会。”在法治社会，依法上诉本是正当权利，可一旦行使却引来如此报复性的升级打击。有律师感叹：“付廷祥案中，上诉后案件性质和量刑显著变化，突破了司法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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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审发回重审以来，付廷祥案的起诉书如同经历一场“流水线作业”。它不断被修改、变更，其间共发生了五次起诉或起诉变更。每一次变更，都让案件更趋复杂，也更显荒诞。第一次变更起诉（2021年5月），检察院在重审开庭前增加非法采矿的数量金额。第二次变更起诉（2022年5月30日），起诉书中正式加入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第三次变更起诉（2022年12月21日），增加了非法采矿的数量和价值，补充了对“非法所得”的认定。第四次变更起诉（2024年9月2日），检方将此前指控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予以撤回，改为指控付廷祥、付廷伟、吴德明等人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简单来说，就是不再认定他们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是降格为一般恶势力。检方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选择放弃“涉黑”指控。付廷祥案如同一块橡皮泥，被司法机关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随意揉捏塑形。从经济犯罪到涉黑，再到去黑，罪名增增减减，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这种现象极不寻常。该案从最初到第四次变更起诉的过程“一再突破司法程序惯例”。
伴随着罪名的起伏变化，案件的审判过程也历经波折，甚至出现如本章开头所描绘的戏剧性一幕。2023年2月，本案在涪陵区法院经历了漫长拖延后，终于进入庭前会议阶段。辩护人对最新的变更起诉提出了强烈质疑。辩护团队提交了大量申请，包括排除非法证据、调取关键证据、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等。由于存在大量需解决的问题，原定2月20日的正式开庭被临时延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庭审日程一推再推。4月10日，涪陵法院突然通知辩护人，审判长又一次更换了。这已经是重审过程中第二次更换审判长。频繁易帜之下，不禁让人怀疑法院内部对本案也多有顾虑。田凌法官曾经担任过付廷伟寻衅滋事案（一审）的审判长，辩护人因此提出要求田凌回避的申请。然而，此请求被法院当场驳回，且不允许复议。
2023年4月20日，备受瞩目的付廷祥案重审在涪陵法院正式开庭，只有少数经过挑选的人士得以旁听。开庭伊始，付廷伟的辩护律师王飞却不在场。王律师曾不远千里赶赴涪陵，与法院协调期望调整日期，却被拒绝。他只能在涪陵庭审进行两天后（4月22日）赶回上海出庭。王律师的离席令付廷伟感到自己的辩护权受损。“没有王飞律师到庭，我就不参加庭审。”这种倔强的态度最终引发了开头描述的场面——法院决定强制进行庭审。
他的哥哥付廷祥也同样被抬进法庭，两兄弟以如此尴尬的方式再次“出席”审判。法庭秩序陷入混乱，审判长下令将不配合的被告人暂时带出主法庭，转入视频法庭远程受审。据在场者描述，付廷伟当时甚至没穿鞋，就这样光脚被抬进来。庭审就这样磕磕绊绊地推进。辩护人则逐一质疑这些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庭审进行了数日仍未能全部审结。
在2023年6月1日上午，又一次庭审过程中爆发争执后，法庭草草宣布休庭。此后，案件久拖未决。最终等来了2024年9月检方的第四次变更起诉，将“黑社会”指控撤销。为何历经五年、数十名被告羁押、多次指控反复之后，案件突然又降格处理？截至2024年底，付廷祥案虽已“去黑”，但依然在法院审理中，尚未有最终判决。付廷祥等人已被羁押超过五年，其间亲历了从7年刑期变为可能面临更重刑罚的不安，又目睹指控峰回路转的荒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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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廷祥案在重庆当地和法律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些媒体和评论人士对此案进行了报道和剖析。界面新闻在2024年10月发表的报道就梳理了此案五年来的发展脉络，直言“案件进展一再突破司法程序惯例”。社交媒体上，法律界人士也在密切关注着案件走向。多位知名律师通过微博等平台披露了庭审细节，引发网友讨论。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撰写文章尖锐讽刺了涪陵法院对“公开审判”原则的扭曲执行。司法公开是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但在付廷祥案中却被演绎成一场表演，不禁令人啼笑皆非。
许多人将付廷祥案与近年来民营企业家所遭遇的一些困境联系起来。早在2018年底，中央政法委即强调要“抓紧纠正一批典型民企产权冤案”，为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多次下发文件，要求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然而，付廷祥案的发展让人不由质疑，这些良好的政策初衷在基层执行中是否得到了落实？
从结果看，付廷祥的企业经营已陷入停顿。其公司上下数百员工饭碗不保，相关业务市场也受到冲击。打击黑恶本应为了更好的发展环境，但如果方式简单粗暴，可能反而破坏了营商环境。付廷祥案的极端曲折，提醒人们警惕专项斗争中可能出现的“运动式”执法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冤假错案风险。一些法律学者也通过个案看到了制度需要改进之处。有观点就建议应当将“上诉不加刑”原则明确入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刊物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也强调，必须保障被告人上诉权利。
付廷祥案并非无可借鉴的孤例。纵观中国法治进程，曾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案例，同样折射出严打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张力。将这些案例与付廷祥案对照，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问题症结和前车之鉴。
李庄是北京律师，受聘为重庆涉黑嫌犯龚刚模的辩护人。在庭审过程中，龚刚模突然当庭指认李庄教唆他作伪证、诬称遭到警方酷刑。重庆司法机关旋即以此为据，将李庄抓捕起诉，指控其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李庄两次受审，一审被火速判刑2年6个月。尽管李庄始终喊冤，提出证据显示自己是遭构陷，但在当时的气氛下，这位为“黑社会”辩护的律师并未得到公平对待，大众认为连辩护人都难逃株连，法治尊严何在。后来，随着重庆原领导人落马，这起案件才被重新评价。一些当年速战速决的案件，事后被发现证据不足或程序违法，不得不纠正。只不过纠正往往已经太迟，相关人员的人生已被改变。
相比之下，付廷祥案的走向还有机会在法律框架内自我纠偏。目前看，检方已撤销“黑社会”指控，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前期定性可能存在不当。那么最终法院会作出怎样的判决？抑或是按照现有“恶势力”指控给出相对折中的惩处？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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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廷祥案所展现的恰恰是这种张力：他在地方上曾是受表彰的优秀企业家，却因触及某些利益纠葛旋即沦为阶下囚，而且被贴上“黑老大”的标签。在专项斗争中，大多数案件并未出现像付廷祥案这样反复翻烧饼式的操作。
因此，付廷祥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极端且特殊。它几乎将司法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选择性执法、程序随意变通、重打击轻保障等等。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曾经春风得意的企业家付廷祥，如今每日在看守所高墙之内，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最终判决。
回首整个事件，人们仿佛目睹了一场电影。 一边是风云突变的官场角落，也许“6·11专案组”的负责人曾拍着桌子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这个黑社会搞定！”在扫黑除恶的政绩压力下，个案被寄予厚望。一边是静默无声的拘押室。午夜时分，付廷祥可能独自坐在铁窗后反思：自己当初是否不该上诉？倘若选择认命服刑，那7年也许已过去大半。他不甘心，他更愤懑——他清楚地记得专案组人员对他说过的话，“不是黑社会也要给你做成黑社会”。这句赤裸裸的话语，像锥子一样扎在他的脑海里。 它提醒着他，这场劫难不是因为他有多恶，而是因为他不肯低头。还有一边，我们看到法庭上的角力。检察官在陈述，公诉人高举法律准绳，声色厉厉地指责被告如何危害社会。辩护律师据理力争，试图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不被公权力碾压。审判长则偶尔皱眉，偶尔更换，在程序与压力之间权衡取舍。
庭审之外，媒体记者奋笔记录，律师网友冷眼评说，字里行间满是隐忍的讽刺。法治的原则与运动的逻辑在此交锋，撞击出刺眼的火花。
这一切真实发生，却又近乎荒诞。明明是依法治国的年代，却上演着某些超越法律惯例的戏码。可是，无论多么不可思议的情节，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循。今天的付廷祥案，再次给出相似的警示。社会需要正义，也需要秩序。但同样重要的是，对每一个公民权利的零轻视。
当下，付廷祥案的尘埃尚未落定，我们期待司法机关最终能在排除干扰后，还原出一个相对公正的结果。那将不仅是对一人一案的交代，也是对法治原则的一次捍卫。案件或许荒诞，但真相与公正不应沦为戏谑。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荒诞的延续，而是真实的正义能够抵达。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上诉权，每一条明确写就或默默遵循的法律原则，都应得到尊重。只有这样，才能告慰那些坚持真相的人。
写于2025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