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重视个体命运时，对历史的思考才有意义

「2024献给城市的人文礼」主题交流现场

本文转自：寻麓书馆‍

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语言、文化、人与城市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们是否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迁的背后，探寻它们对城市与居民生活的深远影响？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如何看待“新”与“旧”的冲突？城市在不断拆迁与重建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与历史记忆？

10月27日，历史学家王笛教授与历史影像学者冯晖，以成都为例，从一座城的变迁切入，提出“用显微镜看历史”的独特视角，将宏大叙事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探讨社会史、微观史与新文化史，来探寻个体与日常在历史中的独特价值。

回顾精选

NO.02

微观成都：

显微镜下的历史风景

王笛 X 冯晖

微观成都：显微镜下的历史风景

为什么要关注城市微观史？

王笛：从《消失的古城》的书名就能看出，我对成都的大拆大建持有批评态度。尽管现在“成都”这个名字和地理位置依旧，但所有的古城建筑已被拆除，这是非常遗憾的。其实，在大规模城市改造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城市一系列的认识问题，如何认识成都的文化、建筑、社区以及城市的历史。这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这个理论问题在《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中我已经做了较为概括的阐述，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为何我们只关注宏观问题而忽视微观问题。

但历史的研究是可以采用显微镜式的视角。试想，我们肉眼所见的对象与将其置于显微镜下所看到的内容是不同的。有时，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对某个对象有了充分的了解，但如果深入询问其细节，比如其结构和内部构造，我们实际上并不清楚。所以我才最早提出了将历史研究置于显微镜下的观点。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城市研究的早期阶段都较为宏观。例如，马克斯·韦伯在《城市》一书中讨论中国城市时，给人的感觉是他仿佛在空中飘浮。因为他不懂中文，也没有来过中国。所以他在讨论中国城市时，是基于他的宏观理解，比如他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大问题。这类大问题当然值得思考，但我认为在研究城市时，我们应该深入到城市的最底层，去真正了解城市中的个体。

图源：《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著

过去，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往往忽视了个体，而更多地关注群体，比如群众、民众或人民等宏观概念。这些与个体人民的生活有何关联？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如何谋生，他们面临哪些困难，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这些我们过去不会去写，也不会关心。所以，我认为微观史研究就是深入到城市的最底层，真正了解个体的生活。

像芒福德、柯布西耶在研究城市的时候，提出的宏观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远远不够，我们要真正认识一个城市，还是要走进城市的内部，你想想，我们观察一个城市，从飞机上看到的是一个城市的轮廓，但对这个城市的人、社会、文化这些是不清楚的。所以你必须要走到这个城市的最底部，要走到街头，走进茶馆，茶馆文化等等，你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城市，而不是浮在表面。

微观成都：显微镜下的历史风景

城市改造如何影响城市文化？

王笛：过去在进行城市改造时，我们普遍偏爱“新”的建筑。拿成都来说，即七、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与今日的成都相比，当时的城市相当陈旧。那时我们对新事物是一种追求，尤为明显的就是九眼桥。九眼桥作为成都的一个重要地标，80年代修了新桥，新桥的建成使得旧桥显得破败，所以决定将其拆除。当时，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都很反对，认为旧桥是文物。但那时的观念认为旧的不如新的好看。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城市的远景与现今的观念有所不同。但这是一个逐渐变化的理念。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新事物的渴望，导致对旧物的不珍惜。以成都为例，1997年我从美国回来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曾实地考察并拍摄了大慈寺后的一大片街区，包括和尚街、笔帖式街等。但不久之后，那片区域便被拆除。如果那片区域1997年的状态得以保留并加以改造的话，将非常了不起。尽管现在成都保留了一些地方，但经过多年的大规模拆除和重建，实际上缺乏大片的老社区。因为那时我们并不珍惜这些，而且居住在那里的居民也有改变居住环境的需求。我还记得我去拍照的时候，居民以为我是拆迁办的，询问何时拆迁，因为当时的居住条件很差，卫生、厕所和房屋状况都存在问题。如果要大规模改造这些城区，政府需要大量投资。

但遗憾的是，城市重建大多交给了开发商，导致那些区域被完全拆除。后来，当我再次回来时，那里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太古里。太古里在商业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已成为成都的一张名片。但当我去太古里时，如果不仔细寻找，很难发现大慈寺，因为它已被挤到边缘，而太古里占据了主要位置，这是非常不相称的。过去，大慈寺和和尚街那片区域，之所以叫和尚街，是因为唐代大慈寺非常大，后来因火灾而逐渐缩小，许多和尚住在寺外。如果这片区域得以保护，它将成为成都的一张非常好的名片，但现在已不复存在，成为了历史，不过我们也不能永远纠结于历史。

图源：《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著

有时我也会反复思考，既然太古里已经非常成功，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成都的年轻人或外地来的人，他们的印象当然太古里已经成为成都的一部分。那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后，太古里也将成为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文化和城市都在不断演变。过去你说这不是成都，但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明末清初时成都几乎被完全摧毁，我们所说的老成都实际上是清初重建的。在张献忠屠蜀之后，成都几乎没有人烟，据笔记描述，老虎可以在成都出没，说明完全是荒凉的，后来才重修，栽了芙蓉，也是这个原因成都才被称为芙蓉城。所以，成都这座城市不是从远古以来就是这样，也在不断演化。今天的成都的人几乎都是从外地来的，几乎找不到土生土长的清代以前的成都人，都是从外县，或从湖广和其他地区来的，所以才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还有我们今天的语言、川戏、川菜几乎都是清代形成的。我们今天的成都老茶馆，如观音阁老茶馆，也是20世纪初才形成的。成都知县周询写的《蜀海丛谈》中就提到了成都的茶馆。19世纪末，茶馆里是坐凳子的，不是那种扶手椅，坐起来很舒服。所以是到了20世纪才开始演变成今天的样式。茶馆也在演化，观音阁老茶馆差不多代表了民国时期的味道。今天的茶楼则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从外面传过来的形式。

图源：《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著

其实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变，我们意识不到，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在不断变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想或者你不想，它都在变。就像美国城市建筑专家芒福德说的，一个城市就像人一样，是个有机体。为什么叫有机体呢？他说城市也有血脉的，文化就是它的血脉，所以城市文化一定要珍惜。但他也有过担忧：以后城市的发展，特别是超大城市的发展，最后血脉都会被切断。

芒福德还指出城市都有生命周期，从出生、成长到衰老甚至死亡，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有的城市也在死亡，包括过去玉门、大庆这些都是资源型城市，特别是玉门，这种石油资源枯竭，城市的人口流失等等就开始了。这样的例子，在西方，在中国都可以找到。

微观成都：显微镜下的历史风景

什么叫微观史？

冯晖：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这里涉及到几个概念：社会史、城市史、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王老师是如何综合运用这些概念的？这些“史”之间有何联系，又该如何应用？

王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理清这些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社会史、文化史、城市史、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以“史”结尾，这意味着它们都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问题。

如果要定位我的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我认为它是社会史。我在写作时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我写这本书时，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影响。年鉴学派是将历史视为三种时段：长时段，即自然生态历史，以千年、数百年为跨度进行研究；短时段，即政治历史，非常短暂，如辛亥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等；介于长时段和短时段之间的是中时段，即社会的历史。

而像城市史研究的是革命，是短暂的。社会史研究的是相对稳定但也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时间跨度可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他们认为，要研究短时段的革命，必须了解社会，必须了解中时段。布罗代尔打了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准确：革命就像海面上的波涛，你看得见它的起伏，但引起波涛的潜流你却看不见，而正是这些潜流影响了上面的波涛。

因此，我们研究革命时一定要研究其社会背景。比如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我们不能仅仅研究革命本身，还要研究革命存在的土壤。从辛亥革命结束、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土壤影响了最终的国共相争，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研究革命，一定要研究社会、研究文化。

文化史研究的范围比社会史更广泛，需要研究人口。《跨出封闭的世界》研究了清代四川的人口。过去官方记载，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四川有七八千万人。但根据我的考察，这是错误的，而且错得离谱，官方统计几乎多了一半。根据我考据的实际人口数量。实际上，晚清时期辛亥革命时，四川只有几千万人口。

还有一个问题是，官方统计在晚清时期四川有多少耕地？是四千多万亩，即人均0.5亩。但我说这也是不对的，几乎少了一半。而我考察出1911年辛亥革命时，四川的实际耕地是九千多万亩。所以你说社会史有没有意义？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如果你连自己省的人口都搞不清楚，又如何理解四川的整个历史呢？

所以社会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但文化史稍微局限一些，比如当时尊经书院的山长主持了四川的改良运动。文化史就是研究这些，当时作为四川大学前身的尊经书院是如何影响我们，这在后来刻印的丛书中都还能找到。

新文化史研究的是什么？新文化史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特别是法国、美国兴起的，研究的不是精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人，把普通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的文化。例如，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写了一本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他研究的是工人，过去我们认为研究工人就是研究产业工人，但他专门研究手工工匠。他说，包括英国在内，大众文化是从农村文化逐渐演变而来的，来自农村的工匠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如果是研究上层人物，我们称为文化史，新文化史实际上研究的是非常乡土的，不仅是E.P.汤普，包括霍布斯鲍姆写了《土匪》《原始的叛乱》，这些都不是以精英为史，都是研究大众。

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他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如果我们研究五四运动的文化，是研究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这些领导人，都是精英阶层，知识分子。但林·亨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文化不研究伏尔泰、卢梭，研究的是下层的群体，比如他们的衣服样式，徽章符号等。这与过去我们研究文化的概念不同，所以叫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下面有个分支，就是微观史，也就是说微观史可以放到新文化史里面，可以作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什么叫微观史？《袍哥》就是微观史。微观史并不是说你写得细就是微观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图源：《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著

我们所谓的微观史，是你如果不研究那个人的话，那个人在历史上从来不会被提到，也不会被注意到。《袍哥》里面的雷明远，一个乡村里的袍哥生意人，在历史上完全被遗忘，把他发掘出来，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代表。因为像雷明远在民国时期那种袍哥身份的人千千万万，如果我们不写他，那这一批人的历史都会被遗忘。这里并不是说写微观史我们要写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写了一两个代表人物，就能代表后面的千千万万的人。

我再举个例子，胡安焉写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作为一个快递员，如果他不把他的经历写下来，其他人也不写，也可能在十年以后，快递员这个职业已经被机器人取代了，可能这个行业会消失。那如果任何人都不写的话，他们的历史就被完全忘掉。胡安焉记录下来他的经历，他的故事，以后就是非常好的微观史资料。

当然，一个人的回忆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他代表了很多人，但是每个个体的故事都会不一样。

微观成都：显微镜下的历史风景

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历史观？

王笛：我在去年提出过：“从宏大回归日常，用记录抵抗遗忘”。大家不要以为我记忆力很好，能记住所有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逐渐淡忘，谁也说不清楚，就像你小时候无法详细描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我认为一切都值得记录。

大约二十多年前，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文章。我经常自称历史学家，但我必须将历史学家从神坛上拉下来。我的同行们认为历史学家是神圣的，史学家的工作是神秘的，认为只有特殊的人才能撰写历史。但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是历史学家，只要你记录下自己的经历，你就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因为国家的历史总有人记录，而大多数普通人的声音却被容易忽视。

图源：《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著

不过现在，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的记录手段也开始改变，无论是使用视频、语音，还是通过微博、朋友圈分享，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可能有些人认为这些都是无用的信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你记录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夸张还是美化，都不必担心，因为未来的史学家会去伪存真。想想过去的文字记录，同样存在许多虚假成分，甚至比我们今天的图像、视频更多。

我反复强调，《二十四史》是不可信的历史，因为过去皇帝想让什么东西留下来就留下来，他不想让你知道的全部销毁。不要说远了，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不想让人知道的都被毁掉。所以我经常说，如果不修《二十四史》，留下来的真实历史要多得多。因为有官修的历史，我过去觉得这是值得自豪的，但恰恰这是对中国历史歪曲是最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历史观的启蒙”。比如我们五四的时候有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但在历史观上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我们还沉醉在过去的帝王史观的状态下，崇拜皇帝。这个帝王史观在影响到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所以为什么要有历史观的启蒙，这个太重要了。

尽管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就说了，《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就是给皇帝写家谱。这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只知有王朝不知有国家。我们汉语中的国家有三个概念，我们虽然讲国家，但实际涉及到三种概念并没有划分清楚。

第一种国家是指地缘的国家，用英语叫Country。第二种国家就是刚才提到的叫民族国家，叫Nation。第三种国家是指政府，国家机器，这个叫State。国家是个近代的概念，是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梁启超这些改良思想家，从西方引进的，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个现代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还沉醉于那种帝王史观，还沉醉于“二十四史”、“二十五史”这种断代史，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人。

我们读了帝王史观下的历史，把自己看得特别轻，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价值看得特别轻，就觉得在宏大叙事面前我们就是一粒灰尘，如果为了宏大的目的，我们生命的丧失，那不值一提。

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很微弱的，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有权利有义务来发出你的声音，如果人人都能发出你的声音，你的声音肯定就会被听到。

我在《历史的微声》那本书里面特别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帝王他要创造历史的时候，他站在山颠之上，下面是乌泱乌泱他的军队，这个是电影镜头里面经常展示的，特别是西方的电影，有king在那里指挥着千军万马，开始发动战争，当然在中国电影里也有这种，但是下面乌泱乌泱的军队，其实就是普通的民众。你想想，对帝王来说他要创造历史，要青史留名。但是对于马上就要加入到战争中间丧失生命的这些人来说，他们死掉了，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故事，化作了尘土。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你怎么看？你愿不愿意为了帝王的宏大事业，让你的整个家庭，你的村庄、兄弟等等这些都消失了。

这就是所谓宏大叙事的实质，过去的帝王史观下的历史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我们重视个体的命运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种思考。也就是说对待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我觉得你首先考虑你应该站在谁的立场上，站到帝王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