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出版强”，作者李良玉
李良玉按：这是2012年2月本人在高校教材《中国近代史》初稿（第三稿）审稿会上的发言，2013年收入我的文集出版。今天看来，11年前的这份审稿意见，似乎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前几天，看到何作庥院士夫妇在视频中指名批评某理科高校教材中存在基本错误。这似乎提醒我们，作为大学培养学生的工具，教材水平的提高，应该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就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而言，不断改善历史观念，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努力提高写作水平，提高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知识的科学性，还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2023年5月17日
高校教材《中国近代史》初稿审读意见
这两天，我读了《中国近代史》（送审稿），很受启发。在中宣部理论局的指导下，编写组专家做了许多工作，书稿有一定基础。优点就不多说了，根据要求，我把一些批评性的看法说出来，仅供编写组参考。不对的地方，不予采纳就可以了。
（一）体例问题。
作为教材，体例统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书稿在体例方面的问题，反映在以下四点上：
第一点，章的开头语不统一。
现有14章中，有10章有开头语（第1、2、3、4、6、7、8、9、11、12章），有4章没有开头语（第5、10、13、14章），其中，最长的开头语19行字，最短的三行字。建议统一起来，做到高度提炼，字数大致差不多。
第二点，详略程度不一。
总体上看，第1—5章叙述过于详细，6章以后相对简略，全书严重不平衡。
第三点，文风不统一。
第1—5章整体比较啰嗦；第6章起，文字相对简洁，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比较啰嗦。
比如，第149页关于“五四”游行的叙述：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出中华门，开始游行。北大学生傅斯年担任总指挥。队伍行至东交民巷的西口，被巡捕阻挡于铁栅栏之外。学生要求游行通过使馆区，巡捕诡称要与总统府通电话磋商，结果电话往返达两小时，学生仍不得按原计划通过使馆区。”
其中，大部分文字属于废话。再举一个文字啰嗦的例子。
第318页：
“1920年10月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赶走桂系军阀，孙中山更是对其赞赏有嘉，将陈炯明与黄兴、陈其美相提并论。重建军政府后，任命陈炯明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但是陈炯明随着个人权势的扩张，开始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战略，也不赞成孙中山的北伐计划。1921年10月，孙中山抵南宁向陈炯明说明北伐的迫切意义，并请其在后方“切实接济”北伐军。陈炯明表面顺从，暗中则设法阻挠孙中山的北伐计划。”
这段文字约180个字，其中问题是：第一，有标点符号错误；第二，有错别字，“赞赏有嘉”应为“赞赏有加”；第三，表述不准确。“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战略，也不赞成孙中山的北伐计划”说法含糊，当时陈炯明最主要的，是反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第四，这段文字共有6个陈炯明，5个孙中山，人名高度重复，说明作者不懂史学行文的某些技巧。
第四点，枝杈太多。
比如，第338页，前面介绍“五四”关于民主与科学的宣传，而紧接着以近千字的规模，介绍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整顿措施，与主题内容毫无关联，属于节外生枝。比如，第171页关于外资压迫与清政府国际收支恶化，许多内容与主题无关，应该压缩和修改。
除了以上与主题内容无关的叙述属于枝杈之外，行文中大量重点不突出、主线不清楚的叙述，实际上也是枝杈。
文字方面的这些问题，不是枝枝节节地修改能够解决的。必须下决心实行地毯式的、过滤性的清理。
（二）文字水平问题。
文字水平决定作品的面貌，推敲文字是史学研究人员的基本功之一。书稿在文字方面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六点上：
第一点，文字归纳能力不强，结论随意，啰嗦，不得要领。
比如，第207页关于“清政府和战难决与‘宣战诏书’”中，第1—2个自然段，大量文字其实是浪费的。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文字很幼稚。这里，不妨引一段：
“慈禧太后在政治权谋上很有手腕，但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却缺乏最高决策者世界眼光与决断能力，习惯于从内政的单向角度来处理国家事务。自1900年5月以来，对于义和团引发的危机，慈禧太后一直是被动的反应，在内外各种压力下，多数决策都是临时作出的，很多上谕互相矛盾。慈禧太后如此，大臣们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时期，朝廷内部对于义和团是剿是抚尽管一直有争议，但争议的各方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已经引起国际复杂反应的义和团问题简单化，只是从维护传统政治稳定和统治阶级某些政治利益的角度来提出对策，很少从国际关系的高度来审视和制定适宜的政策，也无法预见国内政策在国际上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朝廷颁布的政策，群臣所提的方案，从传统政治的角度看大都无可厚非，却带来了国家利益的实际损失。中外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以舒缓，反而一步步走向决裂。直到6月初，朝野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如何处置义和团的问题上，并没有认真思考如何应对列强的侵略问题。”
这段文字400多字，可以提出的问题有：
第一，“缺乏最高决策者世界眼光与决断能力”云云，貌似正确，而实质上在史学著作中就是正确的废话。如果慈禧有这些眼光与能力，还会有义和团运动？
第二，重复。“缺乏最高决策者世界眼光与决断能力，习惯于从内政的单向角度来处理国家事务”，与“只是从维护传统政治稳定和统治阶级某些政治利益的角度来提出对策，很少从国际关系的高度来审视和制定适宜的政策，也无法预见国内政策在国际上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是一种唠叨。
第三，语无伦次。既然本书持革命史观，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七大革命高潮之一，那么“义和团引发危机”又怎么解释？革命高潮引发了什么危机？是引发了革命危机，统治阶级危机，社会危机，还是中外关系危机？如果引发了革命危机，社会危机，中外关系危机，这个革命高潮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引发了统治阶级危机，又怎么解释慈禧太后的政策？是不是她的操纵义和团的政策有功？
第四，文字幼稚不堪。比如，“慈禧太后是如此，大臣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云云。
第二点，一些重要概念不统一，有的提法欠推敲。
比如，关于清政权，在目录中有清王朝，清朝，清廷，清政府四种提法；而在行文中，则有清政府（第18页，第35页），清朝（第19页），清廷（第20页，第149页），清皇朝（第249页），以及同页上清廷、清政府并用（第24页，第155页）五种提法。还有的地方用了“朝廷”，实际六种。
除了这个情况之外，关于辛亥革命的提法，第247页，有民主革命、反清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三种提法。其中，反清民主革命的提法，非常不科学，没有依据，建议一律使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提法。
第336页，有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提胡适可以，但为什么不提鲁迅？最好只提以陈独秀为代表，或者提以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为代表，以避免片面。
第348页，说1919年5月2日林长民文章的发表，点燃了国人心中“仇日”的怒火，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瞎说。照此说法，“五四”运动是仇日运动？
第三点，错别字与标点符号错误。
这样的例子太多，我都标注了。这里举一个例子，第180页，把康有为写成“康为有”；第187页说光绪下令“王大臣传见康有为”，应该是“五大臣传见康有为”；第159页，丁汝昌建议在威海要塞后“布置大支部队”；第99页资本3 961万元，1 071万元，当时通行“元”？还有奕訢写成了“奕辛”。
第四点，措词不妥。
比如，第200页“江南的砀山”，砀山是在江南吗？第200页义和拳“形迹为教门所用”，这是什么意思？第171页日本这个“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个说法很奇怪；第167页，1896年法国获得了从越南到龙州的铁路建筑权，“这是外国在华取得的第一个铁路让予权”，铁路建筑权和铁路让予权不是一回事；第163页日本“窃占钓鱼岛”，用窃占是否合适？建议用“非法占据”，或者查一查外交上怎么说的，以防不准确。
第五点，形容错误。
比如，第154页说海关税务司金登干“代理”中国与法国谈判；第155页说，日本人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属于不确切修饰，有表扬的嫌疑；第156页，日本驻华公使大鸟“根据政府的训令发出强硬照会”，根据规矩和惯例，外交照会好像应该是外交部的，外交公使只能代表政府递交。这个说法不符合外交仪规，也不合乎外交史的表述规范；第198页西太后宣布“重新训政”，好像不准确，需要查一查说法。
第六点，叙述上的语义逻辑问题。
比如，第139页“验明伤痕后送回上海”，伤好了才留下伤痕，当时打伤了应该是“验明伤势后送回上海”；第160页平壤失守之后，西太后希望列强调停“皆无成效”，她只是希望调停，没有实际措施，怎么谈得到有成效？第180页“上驳诏书，下达民词”，民词本来就在下面，怎么“下达”？第192页康有为“亲自上密折”，他自己不亲自上，别人还能代他上，清代上密折有这样的规定？第199页“直到最基层的县令”，县令还能叫最基层的？
执笔修改教材初稿第三章的手迹
（三）事实表述方面的问题。
叙事正确是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要绝对避免事实错误。书稿在这方面的问题有下述几种类型：
第一种，在叙述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采纳的历史事实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比如，第156页关于甲午战争的叙述，1894年7月25日中日第一场海战，作者一笔带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其重要性远超过后面一些作者费了较多笔墨的内容。
例如，第183页介绍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新旧之争的时候，作者引用了袁世凯1897年12月一封信的内容，实际上袁世凯的这封信并不属于争论的范畴。袁世凯信中所说变法的要着是用人、理财、练兵三项，也不能证明他当时的思想是主张守旧。
同页上，把张之洞《劝学篇》的有关内容，作为守旧言论也不准确。《劝学篇》公开出版于戊戌政变之后，其本末之说，最初的意义不全是守旧。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流行成为口号，才具有比较确定的守旧的含义。这里作为引文用了，隐含的意思就是，张之洞是辩论中的守旧派。这可能和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初期的实际表现不合。
第二种，分寸把握不准。
第193页关于戊戌政变的表述，作者费了许多笔墨，给读者的印象是在给袁世凯平反。因为袁世凯告密之前杨崇伊已经上奏西太后要求重新听政，而且西太后已经引起重视，并采取了措施；袁世凯向光绪辞行，光绪没有交代，谭嗣同的游说未经过光绪，不代表光绪的意思；袁世凯告密之前慈禧已经抓人，等等。特别是，一方面说9月21日慈禧尚未接到荣禄的报告；另一方面又说“估计当日晚些的时候”，西太后接到了荣禄所报告的袁世凯的告密，所以谭嗣同被捕。同一段文字自相矛盾。其实，无论怎么说，袁世凯告密都是事实，不需要在这里为他辩白。作为教材，作为重大事实，这样的表述是不妥当的。
第三种，有一些提法没有统一界定，难以得到公认。
比如，第103页关于洋务派有三个层次，甚至有三派的说法，可能不妥；第136页，清代之前，外来宗教由于和本土伦理冲突而“无法立足，自生自灭”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进入清朝以后“洋教被禁”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第115页关于洋务运动时期形成了产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的说法缺少认同，其人数统计画蛇添足。
还有一些说法别出心裁。第336页，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北大一校一刊为核心格局”的说法；第342页，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是“真正伟大的革命”的说法，同页关于“五四”新文化阵营“与革命党人有血缘关系”的说法；第361页关于中共成立，使中国出现了“完全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说法，有的牵强附会，有的莫名其妙。难道还有“不真正伟大的革命”？新文化阵营与革命党人有“血缘关系”，这个阵营是革命党人的私生子吗？或者作者能列举出新文化阵营中的哪些人是革命党人所生的吗？中共“一大”表明“完全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了，难道还有“不完全的崭新”？难道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不完全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
第四种，有些提法可能作者并未注意，实际包含政治错误。
比如，第146页中法战争期间“中法两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外交斗争”，这里究竟谁和谁斗争？第143页成都教案之后，英法美军舰示威，“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场艰苦漫长的交涉开始了”，这里成了西方对中国的交涉开始了，语气是站在有关西方国家立场上的。
（四）材料使用的问题。
如何使用资料，是衡量历史著作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资料的使用方面，书稿还有一些瑕疵。
第142页在天津教案处理后说，“法国人这样评价这一结局：强权即公理那个悲愤的格言，必须严厉地在中国予以实施”。这样的行文，缺少必要的评判。
第185页关于梁启超“论积弱在于防弊”一文的引文，解释不正确，作者没有理解该文的含义。建议作者重新读读这篇文章，或者参考一下学界的研究。另外，梁启超的文章题目是《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也不是“论积弱由于防弊”。
第186页对康有为博爱思想的叙述，引用梁启超的评论，不引用康有为本人的言论，论证方法不正确；说康有为以“仁”沟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博爱观，博爱观根源于、等同于人道主义吗？说康有为把“仁的推及过程和他的‘三世说’结合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不用引文证明，有没有根据？
同页上，说维新派已经树立起了民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观念，并说他们推行了“维新文化”，可能都是自说自话。
第47页叙述太平天国起事之前各省民变，引容闳的话说：“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引用不正确。容闳所说，不是指各地民变蜂起，革命不可避免。而是指清政府各级官员的贪腐，必将逼出革命来。
第145页，中法战争法国驻海防领事鼓吹“法国必须占领东京”，“东京”应有注明，以防与今天日本的东京混淆。
第172页，评论汇丰银行说，“19世纪末已被人看作‘一家在世界具有影响的银行了’”，查注释，引文来自汪敬虞先生1995年的一篇文章，如果引文内容来自汪文的引文，就应该交代转引自汪文，否则，读者将无从理解这个注释。
执笔修改教材初稿第三章的手迹
（五）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关于中国近代七次革命高潮的表述。
“绪论”提出，中国近代有七次革命高潮，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个说法有新意，问题是：
能不能把太平天国继续作为革命或者革命高潮来处理？“绪论”中它是作为革命的，但在行文中并没有提到它是革命，而只是说农民起义。这是书稿的一个矛盾。另外，写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是无法回避的，然而，是否仍然要作为革命、革命高潮来处理？这样处理有没有坚实的学理依据？能否得到学界公认？建议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总的定义。
能不能把义和团运动继续作为革命或者革命高潮来处理？按照作者的叙述，义和团运动所以搞那么大的事，完全是慈禧的利用操纵政策造成的。事实也是如此。如果这场运动是革命，而且是革命高潮，慈禧是不是也有促成革命的功劳？建议用“教案与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作总的定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本质上是文化运动，这好像不应该有问题，它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成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爱国民主运动，这能不能称为革命？“五四”运动还没有共产党领导，后来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本质上也是群众爱国民主运动，而且还是中共地下党所领导，是不是可以称为“一二九革命”？按照这样的标准，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混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民主运动与社会革命的区别。
1927年大革命过去约定俗成的提法是“1924-1927年大革命”，或者“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能够简单地称为“1927年大革命”。
解放战争是革命没有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事件，是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是新中国成立的标志。它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从来没有人把这个历史事件说成是革命。
所以，这个七次革命高潮的说法，带有自说自话、论证不严密、难以得到学界公认的性质。作为学者个人意见可以坚持，作为教材不合适。
第二，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一个表述。
第212页上，有义和团运动中由于外国使馆有驻兵，所以，清军和义和团攻打使馆并不违反当时的国际公法的观点。这种观点缺乏论证，依据不足，难以得到学界公认，甚至可能被讥为当代义和团，建议慎重对待。
第三，关于严复思想的一个表述。
第182页，关于《天演论》，作者说：“严复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生物界的‘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是一种反动理论，它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向外侵略服务的，但是严复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却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段话，有严重错误。因为从语法上看，作者肯定，严复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形成的“认为”是反动理论。也就是说，不仅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动，严复的思想也反动。而实际上，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时已经显示出它的理论上的片面性、落后性，但严复结合这个理论所提出的《天演论》的思想却是积极的。同时，这段话逻辑上又不通。严复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形成的“认为”，当时的作用是激发救亡图存，怎么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东西？怎么又是严复把严复的“认为”介绍到中国来？
由于作者文字能力太差，语言逻辑混乱，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
第四，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表述。
第185页，在谈到中法战争的时候，作者交代了“中法新约”签订后，越南不再是中国的“保护国”，而成了法国的“保护国”，并说：“至此，中法两国为之争吵了10年，动武了一年多的论题尘埃落定。存在了近千年的中越宗藩关系被一刀切断。”这样的表述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中法战争中，中国反对侵略目的是为了维护中越宗藩关系吗？其次，对中法战争，用“争吵了10年，动武了1年多”这样的语气表述，是双方都不对，双方都是不义之争吗？最后，中国和东南亚一带国家历史上的宗藩关系，或者说藩属关系，是特定历史时代形成的一种特定民族关系。这种关系和近代西方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是同一种性质的关系吗？
应该看到，中国和东南亚一带国家历史上的宗藩关系，或者说藩属关系，是它们的民族政治共同体没有完全定型，或者说近代民族国家没有完全定型、和中国长期友好往来，并且吸收中国先进政治、经济、文化成果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与中国的特定邻属关系。中国对它们没有统治关系，不从它们那里收取税赋，不掠取它们的资源。这种关系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朝贡。中国的统治者接受它们的朝贡礼品，但赏赐给它们的更多。从它们的统治者来说，保持和中国的这种关系，也是他们自身统治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从而有利于它们国内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近代史的教材中，类似的问题不止越南。书稿的甲午战争部分也涉及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采取慎重态度。因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凡牵涉到这些国家，均具有与上述藩属关系完全无关的特定原因和动机。假如教材的叙述不恰当地牵扯藩属关系，会造成历史史实和历史是非的混淆。同时，也需要注意，牵扯这种关系会不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副作用。
这个问题，好像需要进行必要的讨论，以求统一认识。
第五，关于戊戌变法一个事实的表述。
第196页，作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时候，谈到康有为的设计是，先开制度局，以后立宪法，开国会，戊戌变法的目标是逐步地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如果说康有为有纲领的话，那他的总纲领应该是保国、保种、保教，而不是开制度局。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要逐步地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作者的说法有拔高的性质。如果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就要逐步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那怎么解释他后来坚决反对革命，甚至辛亥革命后还参与复辟？
第六，关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一个分析。
第195页，作者总结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认为：“这个失败是由维新派和光绪皇帝的一系列错误导致的。变法派的错误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变法理论和策略上的错误。”这个说法值得讨论。
首先，作者列举了维新派和光绪帝的一些错误，这些问题当然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其中有的所谓错误可能需要正确理解，或者科学表述。比如，关于《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它们是康有为改革的理论基础，现在看来，学理上自然是有问题的。但是，是否应该把它作为一种错误的理论来追究，应该在一种怎么样的层面上分析它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可能远不是作者讲的那么简单。
在戊戌变法那个时代，康有为不可能找到科学的变法理论，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理论。他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去找。康有为的说法可能不对，但是他从传统资源制造变法的理论根据，不能说一定就是错误。换句话说，这个理论根据对不对是一回事，这样做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个理论学理上正确不正确是一回事，能不能起到打破意识形态僵局，唤起改革意识是另外一回事。这两者有联系，但不能等同。
其次，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自然可以检讨维新派和光绪帝的错误，但是，只检讨改革派的错误，而只字不提顽固派的错误是不正确的。严格说来，慈禧的极端昏庸与权力欲，慈禧长期把持朝政所形成的君权旁落，满清贵族集团的极端自私和贪腐，顽固势力对改革的极力抵制和反对，所综合起来形成的慈禧所依仗的制度优势与顽固势力远远大于改革势力，才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作为历史教材，需要总结改革派理论上、策略上、政策上的失误，更需要谴责顽固派的昏庸、自私和反动。作者的分析应该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分。否则，有混淆黑白、不分是非之嫌。
执笔修改教材初稿第五章的手迹
（六）关于本书的核心概念与价值体系。
作为教材，不能简单地堆砌史实。还需要有鲜明的核心概念和价值体系把这些史实串联起来，形成有思想力的，有历史说服力的，有一定学术品位的解释体系。在这个方面，书稿还有比较大的欠缺。
第一，全书的中心线索不鲜明。
在书稿的有关部分，可以看到有关的处理，是在过去侵略、反抗的叙事模式之外，加上了若干开拓性的历史内容，但是缺乏有机的整合，给人拼凑起来的印象。
第二，单元结构上的问题。
过去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虽然总的思想体系是侵略、反抗模式，但是它们以近代历史上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为单元，因此具有中心突出，条理清晰的优点。也许由于过去的教材比较成熟的原因，作者企图有所突破，在单元结构上做了较大的调整，把有关历史重大事件做了重新组合。比如，太平天国由过去的独立单元，改变为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合成一个单元；把边疆危机、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合成一个单元，把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合成一个单元。这些单元结构的重大改变，可能反而削弱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削弱了相关问题的历史逻辑。
单元结构上的另一个问题是，作者在一些单元的叙述上，都采取了先叙述历史背景，即社会状况的方法。通常情况下，这样处理是对的。但是，有些历史问题的叙述，常常不能这样机械处理。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间隔时间不长，如何处理许多历史事件与历史因素的关联性，是需要仔细研究的。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矛盾。
比如辛亥革命，书稿安排的第一节是“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第二节是“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其中叙述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留学运动，新知识阶级的产生，清政府新政的推行，科举的废除，新学制的实行，等等，都是事实。但是这些东西却不是辛亥革命的历史逻辑。在叙述辛亥革命之前，大量叙述这些内容，恰恰告诉读者，过去有一个观点是对的，即清政府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经做了大量改良，如果不革命，让它慢慢改良，比革命的结果要好得多。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业已丧失殆尽。顽固派扼杀了戊戌维新，慈禧在义和团问题上实行的取乱之道，八国联军的蹂躏北京，“辛丑和约”的空前丧权辱国，已经把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彻底摧毁了。所以，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仅仅6年功夫，满清政权土崩瓦解。在这里，当时的政治逻辑，现在分析它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是高度一致的。
为了体现这三个逻辑的一致性，书稿第一、第二节的有关内容，就需要仔细分析，重新组合。与上述主旨不一致的内容，应该考虑放在另外的恰当的场合去叙述。
第三，关于对相关历史内容进行总结评议的水平。
对有关历史事实进行适当点评，是衡量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历史教材特别要注意这一点。书稿在叙述历史事实的时候，在对关键环节的掌握，对历史是非的评判，对历史意义的分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他不说了，现在仅举书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为例，来说明这方面修改提高的重要。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书稿作了以下评价：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启迪青年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自觉方面具有正面的启蒙作用，它在激励中国青年进一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是一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他们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思想方法上也有简单化的毛病，对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缺乏科学的分析，在对待民族文化上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
这个评价非常缺乏理论性，不到位，而且有标点不正确、文字不通的毛病。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有这个东西才叫推动，没有这个东西只能叫发动。难道在《新青年》创刊之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存在了，陈独秀们只是推动了一下？新文化运动有“正面的启蒙作用”，难道启蒙还有“负面的启蒙”？负面的宣传还叫“启蒙”？“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既然是文化运动，还能深入扩大到农民中去，难道今天我们应该责备陈独秀们为什么没有去向农民宣传民主与科学？“对待民族文化上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他们当时宣传的西方文化不是一种民族文化？陈独秀们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质持批评态度，他们从来没有全盘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整体上对中国文化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更不对西方文化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仔细推敲下来，书稿的评价，只有200字出头，但逻辑混乱，错误多多。
执笔修改教材初稿第五章的手迹
第四，若干理论观点的运用问题。
科学叙述中国近代史，需要提高理论水平。其中，需要恰当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
1.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观点与近代社会实际的关系。
在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重要的结论，教材自然要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来处理。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来分析近代社会的实际。
说中国近代社会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绝不是说，截至1949年它都铁板一块地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是发展的变化的，是在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下，在人民革命的改造下，在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政党的不断引导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推动下，不断由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况，走向民族解放的过程。也可以说，中国近代逐步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逐步地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最突出的伟大历史事件，就是辛亥革命和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
2.关于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关系。
阶级观点、民族观点、群众观点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这些观点在教材中必须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是中国近代史教材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更加慎重处理的问题。现在，特别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科学解释有关史实。
比如，不能把清政权统治下的有关民变、有关少数民族造反，一律说成起义、说成反对清廷封建压迫。我建议大力压缩有关各地民变与少数民族起义的叙述，仔细研究应该在什么样的篇幅下，什么样的角度上，来叙述这一类事件对于动摇清廷统治的作用。
历史上的民众事件与少数民族冲突，有的具有反剥削反压迫的意义，有的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有局部地区部分群众抗租抗税的问题，有局部地区群众互相争夺水资源、争夺山林、争夺土地引发的问题，有宗族斗争、宗族械斗的问题，有秘密社会头目制造事端，聚众闹事，夺取权力，甚至企图黄袍加身的问题；有固有民族隔阂的问题，有少数民族头领煽动造反的问题，有少数民族部族冲突、教派冲突的问题，有少数民族群众反对当地土司头人引发的问题，还有外部势力支持甚至策动下民族叛乱者煽动民族分裂的问题，等等。把历史上的所有反抗现行秩序的民众事件和民族纠纷，都作为正义的人民起义，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以为，历史教材具有国家知识的作用。当前，加强民族团结，巩固中央集权，建设繁荣富强的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现代国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新编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有益于这一点。这个问题可能涉及比较大的问题，建议开展必要的讨论，甚至做必要的请示。
3.关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
西方列强的政治侵略和近代时期国门打开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是近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没有同一性。在历史叙述中，处理不好就会混淆历史是非。建议在叙述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时候，特别注意强调不平等条约体系问题。建议在有关部分把不平等条约体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4.关于不平等条约特权与通商以后的正常经济贸易往来的关系。
我以为，这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说明这一点，可能是说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合理性的重要前提。本教材有经济史的专家，应该在这个方面有开拓。
5.关于国家主权理论与执政集团的社会属性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有关政治势力，有关统治者，分别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他们对于涉外事务的处理，又需要按照统一的历史标准进行评价。这就特别需要作者站得高一点，站在国家主权的立场上评价他们的是非功过。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开展一定的讨论，并且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研究，以提高教材的整体水平。
加强书稿的理论性，是提高本教材学术水平的重要环节。在以后的修改中，需要花极大的力气加以解决。
（本文为笔者2012年2月7日在大学历史教材《中国近代史》审稿会议上的发言，2月9 —11日根据手稿整理，原载《李良玉史学文萃》，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