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许鹿希

父亲:“谁有本事能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

1958年8月的一天晚上,稼先回到家里,跟我说他的工作有调动。我问他调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不能说。我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又说不知道。接着我问他,那我能给你写信吗?他回答不能。

此后,稼先经常是一个电话打来,说他马上要出差。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问。我知道问也问不出来。每一次离开都是突然的,每一次回来也是突然的。

回来一般是白天,突然就回来了,回来后吃一点东西就去休息;一般都是到了晚上9点,小车来接他,把他接到中南海,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到了半夜3点多回到家,他依然是什么也不说。



左二邓稼先(后立戴眼镜者)

直到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还是不能跟我们说。但时间长了,我隐约感觉到他与原子弹研制有关,却还是从来不问。

我的父亲许德珩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是好朋友,都是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

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一天,严伯伯来我家做客,我父亲拿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跟严伯伯说:“谁有本事能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严伯伯说:“你去问问你女婿。”两位老人心照不宣地站在客厅,拄着拐杖,哈哈大笑。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张特殊的照片

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是因为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他骨髓里就有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细胞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中国的核试验,我们知道的是四十五次。

其实,还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投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

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稼先就亲自去找,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受到了放射线侵害。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我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

平时,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我想可能是他在找到这颗核弹以后,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影响,就一反平素的习惯,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稼先怕我担心,从没给我看过这张照片,我第一次看到照片还是在赵敬璞部长家里。



1966年国庆节,邓稼先(右)与钱学森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对邓稼先的解密,一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被准许。当时,医院给中央军委递了一个报告,说已没有办法挽救邓稼先的生命,让家属准备后事。

中央军委给出一个意见:邓稼先一辈子隐姓埋名,在他去世之前,要对他解密。所以,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相关事迹。

那一天,很多人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许鹿希,邓稼先还活着吗?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一下子都在报纸上刊登了?”

我看了报纸后,也绝望了。我知道,邓稼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1984年10月16日,聂荣臻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张蕴玉副主任,著名科学家邓稼先畅谈

从1985年7月31日稼先查出癌症住院,到1986年7月29日他去世,稼先在医院里一共住了三百六十三天。在这不到一年的日子里,稼先依然心系着他所从事的科研事业。大夫不让他看资料,我帮他把一本本厚厚的资料藏在衣柜里,用衣服盖着。

也有人觉得稼先傻,觉得他不值得。稼先是极聪明的人,他二十六岁就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钱三强他们都叫他“娃娃博士”。很多人都说以稼先的聪明才智,想在国外过富足生活,其实很容易。

但是稼先偏偏选择了回国,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祖国的强大与祖国的建设牺牲一切。但是,作为稼先的妻子,我是理解他的。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争了中国人的气,是值得的。

母亲再也听不到他的呼唤

我与稼先第一次相见时,是十八岁。那一年,我刚刚考入北京医科大学,那时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做助教,他教我们系的普通物理学。

在这之前,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只是没有见过面。我的父亲许德珩与他的父亲邓以蛰是世交。在我小的时候,邓伯伯时常会约我的父母去家里做客。



邓稼先,1950年8月20日摄于美国普渡大学

1953年,我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稼先已从国外学成归来两年,我们结了婚。我们二人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我很欣赏稼先对物理科学的专注,他待人随和、厚道,我觉得选他作为爱人,很可靠。

1953年至1958年,是我与稼先在一起最美好的时光。那个时候,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经常会跟钱三强、彭桓武等先生们在一起讨论学术,我能感受到他在那种气氛里的轻松与愉悦。

他也偶尔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当时的稿费并不低,所以每次他拿到稿费后,就很开心地跑到玩具店里给孩子们买玩具。可是,这样的时光,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稼先去世,就再也没有过。



1962年,邓稼先全家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1958年,稼先接到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后,我一个人抚养孩子、照顾四位老人。这期间,最大的心酸倒并不是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的难处,而是要面对外界各种人的非议与亲人的不解,甚至有人都说稼先跟我离婚了。

我和稼先之间有一种默契,那就是我既然支持他的工作,这一路下来,稼先和我无论受多少委屈、吃多少苦,哪怕不被人理解,我们都不去计较与抱怨。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佩戴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摄于北京301医院

稼先的父亲肺癌住院的半年里,他没有时间去医院照顾。而他的母亲病危时,恰巧是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九院的党委书记,说稼先的母亲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能不能叫他回来看母亲最后一眼。

书记跟我说:“现在任何事情,稼先都回不去。一旦可以回去了,我们就立即派人送他回去。”书记提前给他准备了一张机票,原子弹一旦爆炸成功就让他回来。

医院里的大夫尽最大的力量维持着稼先母亲的生命,而母亲在最后的几天里已经昏迷。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组织上立刻安排稼先回京。

他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稼先使劲地喊母亲,可是母亲已听不到他的声音。后来,稼先就使劲地捏母亲的手,这时,母亲的手动了一下,溘然长逝。(叶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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