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中朝联军第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而第二番轮换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前线部队衣鞋粮弹均未补充，很多战士赤脚作战，这使得彭德怀深为焦虑。他感到战场情况用电报说不清楚，16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向中央面报。毛泽东回电同意。
20日晚，彭德怀带着两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两辆吉普车，冒着敌机的轰炸，21日晨到达安东，聂荣臻派来的专机已在机场等候。
11时，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加油。东北军区司令部的同志见彭总很疲劳，请他在机场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他摆摆手：“我不累，你们别管我！”他不进休息室，既不吃饭，也不喝水，就一直站在飞机旁，等着飞机加完油，即刻向北京飞去。
21日午后，彭德怀急急进入静明园时，毛泽东正按他的习惯睡午觉。秘书和警卫员劝彭总等一等。彭德怀面色严肃，大声说：“我有急事要向毛主席汇报！”他不顾警卫员的拦阻，推门而进，将毛泽东唤醒。
毛泽东因为长期失眠，睡着后特别不情愿别人打搅。他知道是彭德怀进来，立即起床，一面穿衣，一面打趣道：“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吃饭了没有？”
彭德怀坐在沙发上：“哪里有饭吃！不吃了，我给你汇报。”
“你必须先吃饭，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彭德怀只好到食堂草草扒了几口饭，又赶回来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场的局势和困难。
在当时，彭德怀的事无疑是领袖们最要紧的事。
2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在总参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对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问题。
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
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
此时，会议又出现这个情况，彭德怀大为恼火，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吼道：“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有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这一吼，会场气氛骤然紧张，有人仰起脖子想和彭德怀争辩，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请彭德怀说说具体情况，彭德怀也不语，会议只好不欢而散。
周恩来没有抱怨彭德怀的态度，会后又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要求国内的部队都要到朝鲜轮战；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周恩来自己还抽空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炒炒面的情况，他拿起铲子就动手炒起来。他的左臂负过伤，只能单靠右臂用力，不一会儿，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流。一位女同志上前抢他手中的铲子，说：“总理，不要累坏身体。”
周恩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说：“不要紧。我们在国内受点累，这算什么。志愿军在前线很艰苦，要把炒面做好送给他们当干粮，支援他们打胜仗啊。”后方供应的事情他一直过问得很细。
1月份，东北军区开后勤会议，周恩来还专门要聂荣臻和他一道赶到沈阳听汇报，当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作战部队反映大 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上面加绗线……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除了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决策重大问题外，又和军委各部门负责人研究具体实施方案。他日夜奔波，十分紧张，本来已经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消瘦。毛泽东见状要他在北京休息几天，因前线正紧张，彭德怀仍于3月1日匆忙离京。
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处境，请求苏联方面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3月5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两个驱逐机师和三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6000辆汽车的合同。
彭德怀离京后，从3月1日至3日，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将所定各项措施迅速部署完毕，3月3日即将具体落实方案电告彭德怀和高岗。火气很大的彭德怀转而对周恩来惊人的工作精神和效率大为佩服。
那一阵子，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常生病的他也病倒了。工作人员劝他休息，可他不听，连邓颖超劝也不管用。没办法，秘书就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的话他不能不听。结果，主席让周恩来休息三天。周恩来只好从命。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就忍不住了，但主席的话他又不能不执行，就让秘书给主席讲一讲，他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维持原判”，仍答复休息三天再说。秘书们很快乐，硬是让总理老老实实休息了三天。
即使在病中，一些重要的工作他仍无法摆脱，有时却是人为的干扰。一般人不敢干扰，干扰来自多事的江青。
总理生病期间，闲不住，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让秘书韦明从文化部调来一部电影片子。名义上是让总理审查，其实想借此让总理放松一下。平时总理从来不愿单纯娱乐性地看片子，这次是审查片子，他果真坐下来看电影了，工作人员都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可是电影开映不久，忽然，屋外电话铃声响起，韦明就跑进去接电话。
“请总理听电话！”话筒中传来江青的声音。
韦明面有难色：“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在话筒那边说：“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年轻气盛的韦明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这可把江青惹火了，冲着话筒嚷开了：“你不要管！”
韦明想，你既然说不要我管，我就把电话挂了吧。他挂了电话，回到里屋。不一会儿，江青又来电话了，质问道：“你怎么把电话挂了？”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说完，又觉得江青毕竟是主席的秘书，夫人，如果主席真有事，耽误了不好，所以语气渐渐缓下来，向江青解释说：“总理病了，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一下，总理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有了个休息的机会，让他多休息会儿吧。”
江青仍坚持要找总理。韦明只好去向总理报告：江青来电话了。总理马上就叫停了电影，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一接就是40多分钟。原来江青看了一个电影剧本，给周恩来大谈了一通她对剧本的感想，本来这事一点都不急。
事后不久，江青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告 韦明一状，给韦明戴了十来顶大帽子，说他是“媚上压下”。
周恩来把这封信给韦明看了。韦明心里有气，跟总理说：“说我媚上压下，她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周恩来没说什么。
江青并不知道韦明已看了她的告状信，没过两天，在一次周末舞会上，江青见了韦明，做出一副热情的姿态，说：“韦明同志，咱们跳个舞吧！”韦明心里上下直翻腾：刚写了两千字的告状信，现在又这般热情，真是个两面派！
韦明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直到11年后的1962年，韦明要去甘肃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才提起那封信，提醒韦明要接受教训，对人对事不要太简单……
1951年5月，由于周恩来日夜操劳，导致高烧不止，累倒了。毛泽东批准休息两个月，建议他去大连。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和邓颖超一起去了大连。在整个休养期间，他仍关心着朝鲜前线的战况，只休息了一个月又赶回北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