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罗家伦与顾颉刚相识于“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新生，24岁的顾颉刚报名应试，随即被录取。他于秋天负笈北上，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与他同年入学的还有傅斯年。1917年秋，毕业于复旦公学的罗家伦通过北大的新生考试，于这一年秋升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
罗家伦入学之初，顾颉刚与傅斯年已升入二年级，他们两个同住在西斋丙字12号宿舍。9月开学之后，罗家伦几乎天天去傅斯年宿舍：“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
可见当时这个宿舍学术氛围相当浓厚，“颇有谈论之乐”。顾颉刚也正是在此时与罗家伦相识的。当时在罗家伦看来，顾颉刚“精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不善言辞。” 由于罗家伦与傅斯年的亲密无间，而傅斯年又与顾颉刚同寝室，罗家伦与顾颉刚也成了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这段交往开启了两人数十年的友谊。
罗家伦
一
师生之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是当时北大学风的一大特色，这种风气在1918、1919年间最为盛行。傅斯年经过顾颉刚的推荐，转投胡适门下以后，胡适的家也就成了傅、顾、罗等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在这里，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无拘无束地争论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诸多问题，不断碰撞出学术思想的火花。在胡适等人的鼓励与提携之下，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也很快成长为新文化思想的宣传者与实践者，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 《新潮》 杂志的创办。
1918年秋，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康柏清等为文学革命，进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号，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的支持下，于1918年11月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 《新潮》 杂志，并邀请胡适做他们的顾问。顾颉刚此时虽在苏州养病，但也密切关注着这项事业。因为这项事业的缘起本身就与他有很大的关系。
傅斯年回忆当年创办 《新潮》的缘由时就曾提道：“（民国） 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是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可见，顾颉刚确实是 《新潮》 杂志最早的发起人与谋划者。至于《新潮》 这一名称，则是由罗家伦提出的。
《新潮》 创设之始，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罗家伦任编辑，顾颉刚虽人在苏州，也成为它首批入社的成员。并且经常给傅斯年、罗家伦去信提出各种意见，不断给予他们鼓励。如他在191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曾记道：“写覆志希书，以社事相勖。”他于12月为《新潮》作了一篇文章 《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是《新潮》上刊登的第一篇批判旧家庭的文章。
顾颉刚生怕所作文字被其父亲看见，故在文章中用了笔名“顾诚吾”。该文着重批判旧家庭中毒害、禁锢人们头脑的名分主义、习俗主义、运命主义，并抒发了自己这一年多来在家庭遭遇的悲愤与无奈：“旧家庭里因为没有是非，没有爱情，所以根本上不认有人格的存在。”这无疑是顾颉刚发自内心的感慨。
关于此，罗家伦后来回忆：“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掊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其中一篇 《妇女人格问题》，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这篇文章后来传到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手中，傅便当即“示意蔡孑民，要他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
妇女解放确实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罗家伦也曾在《新潮》 第二卷第一号上写过一篇与之类似的文章，题为 《妇女解放》，细致地分析了西方妇女解放的潮流与理论，并且对比中国妇女的实际地位与情况，强调必须实现男女平等的理由以及在中国实行的必要，其目的是探寻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
罗家伦不仅文笔斐然，而且他的文字对许多社会现象都有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这一点也是令顾颉刚非常钦佩的，为此，他常常向妻子殷履安推荐罗家伦的文章与观点。如对于上述那篇《妇女解放》，顾颉刚在1919年9月29日给殷履安的信中就迫不及待地向她引荐：“《新潮》 二卷一号里，有罗志希的一篇 《妇女解放与儿童公育》，很费心力做的；等下个月出版时，寄给你看。”
又如，顾颉刚身边有个同学自杀，罗家伦曾在 《晨报》上对此做过一篇评论，这篇评论的观点也使顾颉刚非常服膺。他在1919年11月21日给殷履安的信中提道：罗家伦在文章中指出：“现在新旧社会过渡的时代，有觉悟的人，随处都要感到困苦不安，容易走到自杀的一条路上去。补救他的方法，有三样：（一） 确立新的人生观，（二） 美术的生活，（三） 朋友交际的生活。这三条是的确不差。”由此不难看出两人价值观之相近。
傅斯年
二
尽管两人身处两地，但书信往来频仍。这一时期两人信件往来的主要内容大体是罗家伦邀请顾颉刚多向 《新潮》 投稿，并且希望顾回到北平后能多为 《新潮》 做事。尽管顾颉刚自己承认“对于 《新潮》，可称是一个忠实的社员”，然而由于家里的琐事与自己的身体，他对于这项事业并不能“十分尽力”。
面对罗家伦的一再邀请，顾颉刚对他承诺“下半年我到北京后，自然要在新潮社当些职务”，但“不愿当编辑更不愿做干事，而仅仅想做个编辑部的书记”，做纸上接洽的事情。而他本人回到北大以后初步的打算是“想此十年中作为休养时期，以自修为主，余暇作文发表，十年后便可以文字尽量地供给社会了。”可见顾颉刚虽然非常支持 《新潮》 的事业，但由于家庭环境以及自身因素，并不想太多地从事于这样的工作，他还是想以读书、学术为志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
不久以后，“五四”运动爆发，罗家伦在“五四”运动期间扮演了旗手的角色，他被推为游行时的三人代表之一，那份著名的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也是由他亲笔起草。消息传到苏州后，顾颉刚极为关注，并于5月9日写信给罗家伦，劝其将风潮扩大：“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总得在根本上动一回……所以这回的事非得扩大不可，非得一根本解决不可。”
为响应罗家伦等在北京发起的“五四”运动，顾颉刚也曾在家乡与叶圣陶、王伯祥等挚友多方联络，发起一份周报，名为 《自觉》，不过最终因经费困难而作罢。顾颉刚不仅在思想、行动上努力与罗家伦保持一致，而且面对别人对傅斯年、罗家伦的攻击与诋毁，他也多方解释，为其辩护。
顾颉刚在给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解释道：“孟真、志希被同学逐出，难保无这事，却亲近军阀的行为断断不可相信，他们若是这样的言行背谬、志气薄弱，我不但从今不敢相信他人，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了。”并且认为他们两人人品极为信得过：“我同孟真相识五年，同居一年，他的性情知道得很详细。对于志希虽相识不过一年，因他与孟真来往很密，所以也颇能知晓。
他们两个真是《红楼梦》里的黛玉、晴雯，不是与他们友好的人没有一个不怨他恨他。孟真、志希两个人不消说得是绝不肯瞻顾世故的，他们见着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要加以评论——常人所谓之骂——攻击。”在他看来，罗家伦也是“生性直爽，与孟真竟难弟难兄”。顾颉刚同时也为他们感到一些惋惜：“他们两人都是天才，只以不善处世，闹得名誉受了污蔑。”
“五四”风潮渐渐平息以后，1919年秋，傅斯年考取山东省庚款官费留学生，即将赴英留学。随即，新潮社改组，罗家伦接任 《新潮》 编辑的职务，也成了新潮社唯一的编辑，而顾颉刚也是其中的一名重要职员，负责代派、赠阅、交换等事项，这便更加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1920年5月5日顾颉刚给罗家伦的回信表明罗家伦此前曾去找过顾颉刚。而此时罗家伦已受蔡元培的推荐，获得了实业家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即将于秋天赴美留学。罗家伦之所以在行前去找顾颉刚，意图非常明显，是想让顾颉刚接任 《新潮》 的主编，由此也不难看出罗家伦对顾颉刚的信任与器重。
而这也能从顾颉刚写给妻子殷履安的信中得到证实，顾颉刚在1920年5月30日的信中这样写道：“两旬之前，志希到我寓里来，说他要出洋了，社事要我主持；允许代我京中谋事，问我要多少薪水才够用。”所谓两旬前，正是5月初。信中表明，罗家伦不仅将社事嘱咐给顾颉刚，而且还愿意代他谋求工作。
然而这对于正在为家庭操劳且有志于学业的顾颉刚来说，确系无法承担的重任。顾不得已回了一封长信给罗家伦，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家庭状况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罗家伦面前，希望他能够理解。
顾颉刚的这封信先从自己的家庭入手，表达了自己在家庭与学问之间无法协调的无奈：“我自问我好学之心，实在比别人强，几乎没一分钟不想到学问”，“我对于学问，既极躭深好，而家庭的不安，教我永远得不到学问”，“所以我对于家庭的处置，职业的追求，实在抱了无限的隐痛。没有法子，只好牺牲我个人的幸福罢”。
后来的一句话透露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我抱了这种的心思，从没有对人这般的说过。因为我自知学问浅薄，讲不到做事业。请你看了，也不要告人知道，增加我的惭愧。”可见顾颉刚把罗家伦引为知己，才将这一心中的计划向罗家伦和盘托出。
新潮社同人合影
最后顾颉刚谈到了《新潮社》 的事业：“我对于新潮社，自然极愿尽力。但文字上的尽力，终当待之四五年后。”而他希望目前所能担任的职务最好是介于编辑与书记之间：“我极愿做一个编辑上的事务员，做催稿、发稿、分件、作覆……至于编次文稿，及撰述文稿，我的学问实在及不来，只好缓几年再说。”
即便如此，顾颉刚对于罗家伦所托付的重任还是应了下来。经过1920年10月28日的选举，担任第三届主任编辑的是周作人，而顾颉刚的职务是编辑，他由是与毛子水、孙伏园等一同挑起了 《新潮》 的大梁。他事后回忆：“1920年罗家伦也毕业了，编辑工作就交由周作人担任。周不是一个办事的人，《新潮》 二卷虽然名义上由他主编，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任何编辑工作，而主要是靠我们几个人支撑着。”
三
由于即将毕业，罗家伦已有出国的计划，而自身安排尚未有着落，因此在信的最后，顾颉刚请求罗家伦代他与郭绍虞在学校中谋求工作，尤其希望能介绍他们在图书馆工作。为此，罗家伦曾多次写信给胡适，请其设法为顾颉刚谋一职务。
胡适
如他在1920年5月31日给胡适的信中指出：“顾颉刚兄事前次蒙先生慨然允为设法，以完成他做书的志愿，是我很感激的。但是他的家庭，很想叫他回家去做事；若是不幸回家，他一生学问的前途糟了。所以我想请先生始终成全，快一点为他办妥；最好一方面在图书馆管理中文编目，一方面再为他在编译会弄一个三四十元的事体，以维持他的生活。顾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性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
这封信确实有效果。顾颉刚之所以能留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一职，罗家伦无疑出了很大的力，这从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便能看出：“我的职事，承先生安排，使我求学与奉职融合为一，感不可言。薪水一事，承志希说及先生的厚意，更是感激。”这师徒三人的情谊在这数封往还信件中表露无遗。
顾颉刚
由上可见，无论是家庭烦恼，还是治学抱负，顾颉刚都很愿意向比他小一届的这位青年才俊去抱怨、诉说与分享。由此可见，罗家伦对这样一位挚友也是非常关心与敬佩的，对他的人生理想与学术抱负也非常支持与赞同，甚至愿意将 《新潮》这项他与傅斯年等筚路蓝缕开创出的事业的担子让给顾颉刚来挑，尽管后来顾颉刚出于种种缘由而谢绝，但亦足窥二人情谊之一斑。
由于顾颉刚中途休学一年，因此小他一届的罗家伦与他同时毕业。1920年秋，因蔡元培的“特达之知”，罗家伦依靠实业家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于秋天出国，先赴美国再到欧洲，先后就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主修哲学与历史等方面的课程，旁及民族学、教育学，从1920年到1926年前后一共历经六年，最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而顾颉刚之前虽有出国之打算，但由于诸多因素，还是留在国内从事学术研究。1920年从北大毕业，先后任职于北大图书馆、北大国学门、商务印书馆、厦门大学，担任过助教、图书馆编目员、教授等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他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在史学界刮起了“古史辨”的旋风，并因此名声大噪。
此后罗家伦逐步踏入政界，而顾颉刚仍然坚持奋斗在他的学术事业与社会事业之中，两人渐行渐远，但凭借当日北大同学这一层“学缘”关系，每当顾颉刚的社会事业遇有困难时，罗家伦总能伸出援助之手。但由于性格秉性、人生追求、政治理念的差异，两人最终还是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