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是1919年5月4日的那次学生游行,担任总指挥的是一个叫做傅斯年的北大学生。当时他带领约三千学生的队伍,向北京使馆区进发,向美国公使递交抗议书。

傅斯年,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在北大读书期间,傅斯年接受了科学、民主思潮,提倡新文化,在学生中树立了很高威信,成为学生领袖之一。

北大毕业后,他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先后留学英、德。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描述,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之余就鼓励大家离婚,真正全力读书、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且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其学问无不佩服。

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后,一直工作在学界。1928年,受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之聘,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出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并在接下来,将史语所办成了研究院13个所中最有成绩的一个。

当时,他除了研究工作,还参与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然几经迁徙后,潮烂、虫蛀情况极为严重。

当时的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拟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后经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傅斯年呈请蔡元培做主,以1.8万元将这批档案买下,抢救了这批珍贵的资料。


傅斯年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10月,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言论,详细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为中国及世界各国公认“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起到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很多名家大师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这一盛世出现的主要功劳应给于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

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胡适和傅斯年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互相欣赏。1917年9月,胡适被时任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很多学生认为胡适不配做大学教授,甚至酝酿要将他赶走。哲学系顾颉刚认为,胡适读的书固然不如老先生多,但“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于是,就请好友傅斯年来听。

傅斯年听后、对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于是、胡适的一场危机就这样平息了下去。

在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还曾著《文学革新申义》以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傅斯年和蒋介石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故暂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管学校。当时有很多棘手问题,如日治下的教职员如何处理等;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为胡适的回校上任铺好道路。

在胡适的评价里,傅斯年几乎是完美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和傅斯年互相欣赏的最重要原因。应该是两人思想理念的类似。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所记,傅斯年告诉他:“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在这番言语里,隐隐会有这样的意味:对于无法摆脱安身立命于传统的中国人之中的无奈或不甘。这也许也是他们两个“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的知识人士,在传统的中国人面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表现出优越感的原因。

当然,他俩只是代表,像他俩这样心态的人、或者以他俩为榜样的知识分子,不仅当时有、直到今天还为数不少。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遹(yù,冷御秋)、左舜生等六人到延安考察访问;期间,毛先生给予热情接待,并以120万中共党员领袖、130万中共军队首长之尊,请傅斯年代己以学生的身份向胡适问好。

但在访问结束后,傅斯年和黄炎培等人的感受截然相反。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而傅斯年的评价则是“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


介绍见下行文字

毛先生与国民参政会考察团聚餐,毛先生左手起:章伯钧、冷御秋、黄炎培、林伯渠、左舜生、朱德、傅斯年

傅斯年说毛先生“至多不过宋江一流”,说“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傅斯年有个外号叫“傅大炮”,是说性格耿直,知无不言、无所顾忌。在他担任国民参政员期间,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并把他轰下台;然后又把孔的继任者宋子文赶下台。两任行政院长,被他一个国民参政员赶走,大炮之威力不可谓不猛。

还有一次因为中医提案,傅斯年反对中医、和国民党元老孔庚之间发生了激烈辩论,甚至互相谩骂。傅斯年扬言:“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会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堵住了孔庚,后来看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非常瘦弱,才将双手垂下来:“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白骂了罢!”

和胡适不同,在被傅斯年逐出北大校门的周作人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

和胡周二人相比,如去更认可李敖对傅斯年的评价,《李敖有话说》中说:“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李敖说傅斯年很苦,应该是实情。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国民政府派两架飞机到北京去接愿意逃到南方去的学者(即“抢救学人计划”),在南京机场接机的傅斯年看到机舱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位乘客时,失望地哭了。后来,听到两个老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他也决定为“旧朝”献身。多亏妻子的干预,他才免于自杀。


傅斯年、俞大綵夫妇和儿子傅仁轨

后来到了台湾,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时过不久、这门“大炮”就死于另一门的“大炮”的轰炸中。那是1950年12月20日上午,他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讲完话后、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

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突然意外发生,他脸色变得苍白,步履开始踉跄,坐在台下的台大教授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只听傅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

傅斯年去世的原因被确定为“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他的去世被认为和过度疲惫有关。当时的傅斯年正赶着为董作宾教授办的杂志写文章,他想快点完成,好早点拿到稿费。

此前、傅斯年曾对贫贱相守十六年的妻子俞大綵说:“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了,不能御寒。”俞大綵是俞大维的妹妹,而俞大维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曾任台湾“国防部长”;还有一层关系:俞大维还是蒋经国的亲家,其儿子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

国内有些文人每每津津乐道于傅斯年、胡适之等“知识精英”,他们在解放时没有留在大陆、从来躲过了后来的反右等政治运动;独不说傅斯年到台湾后还在为买条棉裤努力,躲到美国的胡适为自己的医药费发愁,而五四运动时的另一个学生领袖罗家伦逃台后,被一百多位“议员”攻击为“通共匪谍”……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的“傅钟”后成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21声。这是因为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如去认为:一个人每天拿出些时间沉思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傅斯年暴卒议会之上、胡适之暴卒酒会之上,恐难归于没有足够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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