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大明劫》剧照
关于明清易代的缘由，很多学者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都已进行了阐释，而其中的气候变化因素却常常被忽视。人们往往只看到了气候变化所产生的现象，而不能更深入地探究这些现象所产生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不仅有鲜明的自然属性，还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属性。气候变化，尤其是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变化，会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种种消极影响，甚而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在明清易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小冰期的极盛
有学者统计发现，从公元850年起，中国历史上有七次大动乱都发生在冷期中，85%以上的改朝换代和所有全国动乱都是在冷期发生的。
1939年，马瑟斯（Matthes）提出了“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概念，泛指全新世气候最宜期之后的冷期。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将这一冷期称为“新冰期”，而“小冰期”则专指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暖期之间的几个世纪的冷期。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又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竺可桢、王绍武等学者通过研究，将华北地区的小冰期划分为三个冷期：即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后来学者又研究发现，第一个冷期在华北为弱冷期，而“华北地区近500年只有1500s-1690s和1800s-1860s两个寒冷期”。其中，1500s-1690s的寒冷期的持续时间较长，而这一时期正是明清更迭之际，气候的明显变化与国家政权的更替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小冰期的气候变化对明清政权的交替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气候的非正常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破坏，加之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各类极端性的自然灾害，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国家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具体来说，在小冰期的气候条件下，我国的气温普遍降低，历史文献中关于该时期南方冬天结冰很厚的记载很多，而且各地极端初霜期的出现明显提早，内蒙古和东北大约比现代早30天以上。从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所绘“明代气温变迁表”可以发现，明代中后期的气温与现在相比低了1.5℃-2℃，达到了小冰河期的气温极致。明代气温变迁表：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而气温的恒冷无疑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研究发现，在秦汉、隋唐等暖期，北方的农业种植界限较为靠北，适宜的气温和湿度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农耕区的面积得以扩大，农作物的成熟周期减少，产量增加。而在气候寒冷的时期，湿度减小，适宜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农业的种植界限明显南退，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变长，产量下降。“从我国古代稻作区分布的演变历史看，气候温暖时，黄河流域普遍种植单季稻，双季稻可北进至长江两岸；而气候寒冷时，黄河流域稻作规模明显缩小，仅呈零星分布，双季稻南撤到长江以南地区。”双季稻开始于唐代，到明代，尤其是1620-1720年间，由于天气的寒冷，双季稻已经不能栽植。
另外，小冰期对商业的发展同样也有制约作用。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主要靠航运，但在小冰期的极致气候条件下，年降雪量大，降雪频繁，冬季寒冷。因而，长江、黄河、运河、海道等都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冰冻，汉江、太湖、洞庭湖、淮河等水系都曾多次结冰，这些都会对商品的流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商业发展的滞缓。
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小冰期的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加剧了如旱、涝、雹、蝗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次。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极端的气候变化常常造成种种灾害。“无论从灾荒总数，还是成灾频度，以及灾荒的破坏力，明代的灾荒都是空前的，就灾荒频度而言，明代灾频更是首当其冲。”明末清初，黄河故道河南延津县附近的胙城县整个县城，一日被飓风所卷之沙压住，沙高数米，有学者就认为：“这一罕见的灾变事件出现在明清宇宙期内并非偶然，反映了自然界变化的一种特大峰值。”总之，明代中后期特大灾害出现的频次较以往时期要高，而且有一些时间段，几种特大灾害同时发生，这些都必定会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和发展产生严重的危害。而积弊日久，矛盾丛生，也一定会加快明代社会覆灭的进程。
气候的恶性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中，最突出的要数旱涝。明代中后期，特大干旱发生的频率远高于前期。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的17年中，全国各地竟然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仅以崇祯十三年（1640）为例：（北京）密云“饿殍遍野”。（天津）武清，“饥荒年，百姓以草根、树皮为食，皆光，出现人相食现象”。（唐山）玉田，“大饥，人相食”。（保定）安新，“旱，九河俱干，人相食，白洋淀竭”。（沧州）献县，“大旱，野骨如莽”。（石家庄）元氏，“大旱，麦秋无，民食树皮、草子，煮靴皮嚼，且食人”。（邯郸）曲周，“春风霾，夏旱至秋不雨，人相食”。（德州）沾化，“夏秋大旱，荒野无村，人相食”。（莱阳）福山，“禾稼殆尽，人相食”。（济南）平阴，“旱，禾稼俱尽，人相食”。（临沂）胶县，“夏五月大旱蝗，冬十二月大饥，人相食”。（菏泽）滕县，“大饥，人相食”。（太原）交城，“大饥，斗米粮六钱，饿殍遍地”。（临汾）夏县，“大饥，人相食”。（《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安阳）获嘉，“旱蝗，民饥，树皮、草根食尽，父子、夫妻相食，骸骨遍郊”。（郑州）鄢陵，“大饥，斗米三千余钱，饿殍载道，母食其子，其妻烹夫，于时树皮尽食，野菜、麦根继之，白骨如莽，城守戒严，道路遂阻”。（南阳）南召，“大旱百六十天无雨水，无泉，人相食”。（信阳）固始，“春大饥，夏大疫，人相食者十之六七”。（《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徐州）睢宁，“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扬州）泰州，“不雨，河竭，无禾，人相食。（南京）金坛，“连旱三年，米石银四两，民死无算”。（阜阳）亳县，“大饥疫，人相食”。（蚌埠）凤阳，“大饥，草木根皮食尽，四月大疫，百里无人踪”。（合肥）霍邱，“旱蝗，大饥，斗麦千钱，人至相食”。（《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西安），“夏旱，斗米值二两五钱，人相食”。（《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
△ 明代周臣的《流民图》（局部）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但明代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崇祯十三年的干旱是1800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而且，在这一年前后，崇祯十二年（1639）的干旱是百年一遇，崇祯十四年（1641）的干旱为五百年一遇。明代末年的大旱灾，持续时间最长，受灾人口最多。1638-1644年的连年旱灾，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
从上面所引材料也不难看出，旱灾往往还伴随着蝗灾同时发生，对明代后期的蝗灾，《明史》中亦有详细记载：“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七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明代中后期，北方旱灾频发，南方地区遭受着特大雨涝灾害的侵袭，如杭州，崇祯元年（1628）萧山“七月连雨，二十三日飓风大作，……淹死人口共一万七千二百余口。”（《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崇祯十二年（杭州）临安，“六月，大水，坏居民田亩数十处，溺死者近数千人。”（《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
气候的恶变也多产生雹灾。伴随着冰雹的又多是强降雨和狂风天气，对人畜安全，以及农作物生产都会造成重大的破坏。如“（万历）四年四月丙午，博兴大雨雹，如拳如卵，明日又如之，击死男妇五十余人，牛马无算，禾麦毁尽。兖州相继损禾。……十五年五月癸巳，喜峰口大雨雹，如枣栗，积尺余，田禾瓜果尽伤。……（四十六年）三月庚辰，长泰、同安大雨雹，如斗如拳，击伤城郭、庐舍，压死者二百二十余人。……（崇祯）八年七月己酉，临县大冰雹三日，积二尺余，大如鸡卵，伤稼。……十二年八月，白水、同安、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
除了上述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严重破坏的旱、涝、蝗等灾害外，还有些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如瘟疫其发生也多是由于气候的异常变化，“自然变动达到高潮，其结果必然反映到动植物的生理和生态异常上。”“宇宙期的物理场值很高，疫病流行必然发生。明代从1408到1644年春，有一二十次大疫。”
气候反常及其所致自然灾害是大疫发生和流行的主要因素，“这一方面由于气候反常和自然灾害导致了致病因素的孳生蔓延，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引发饥荒，降低了人体抵抗力，使疾病乘虚而入，且可大面积流行。”由于气候的异常、灾害的频发，明代中后期的各类疫情连续不断，对此可参考《1573-1644年疫病流行平均指数和时段统计表》：
通过此表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即1586-1590年、1640-1644年，而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的程度尤其严重。据《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的考证，这次疫病流行的分布变化大致为：1640年主要流行于河北南部、关中平原、山西河津至山东济南沿黄河地区、淮河以南至长江以北地区和杭嘉湖平原；到1641年，疫区扩散到兰州、河南、湖北、江西等地；1642年，长江流域和江南的很多地区也感染了疫情；1643年，南方疫区主要在湖南和江西赣南，北方疫区蔓延到北京、山东、河北等地；1644年，华东、华北、华中都有重大疫情。
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代中期，鼠疫在山西、河北、河南就曾零星爆发。明末，“从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七年的十几年间，鼠疫从中部和北部几个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都有鼠疫的大流行。“就崇祯年间华北三省鼠疫流行的情况来看，崇祯六年可能是其零星的爆发期，其中心地位于山西南部或中部地区，崇祯七年、八年间，鼠疫在太原府西部的兴县一带爆发流行。崇祯九年、十年间，在陕北地区和本省大同府地的鼠疫流行可能与兴县鼠疫有直接的关系。此后传入河南和河北等地，在崇祯十四年大流行。至崇祯十六年及十七年，又在北京、天津等地大流行，造成华北两大都市人口的大量死亡。”“在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应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疫病的发生不仅导致了人口的减少，而且军队的作战能力也受到削弱。
明代中后期气候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对明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破坏，进而从根本上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正如有些学者所论：“15世纪末的干旱使得北方大批人口脱离土地成为流民，构成当时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17世纪开始的全国性大旱灾带来的社会震荡更为激烈。简略地说，这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旱灾直接导致全国性的大蝗灾，也引发了波及差不多整个华北地区的鼠疫大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灾民大量离乡。”因此，关注和研究明清政权的鼎革，我们不得不客观分析明清之际这些频繁、大量发生的自然灾害对明王朝覆亡的加剧作用。
气候变化与战争
气候变化不仅可以造成自然灾害的发生、物质财富的毁坏、人口的死伤，而且还能直接导致战争的爆发，影响社会的安定，甚而导致政权的覆灭。“盖人有恒言：饥寒起盗心。荒年盗贼难保必无，纵非为盗之人，当其缺食之时，借于富民而不得，相率而肆劫夺者，往往有之。于此不禁，祸乱或鹞以起。”纵观历史，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汉代的绿林、赤眉起义，以至明末李自成起义，无论时间长短，规模、范围大小，无不有灾荒相伴随，而灾荒的发生及严重程度和气候变化的因素关系犹密。
就明代而论，中后期气候的异常变化是导致各地农民起义的客观诱因。早在永乐年间，山东就爆发了唐赛儿起义，而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则是灾害升级的必然结果。爆发李自成起义的陕西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李自成率军进入河南时，正逢河南大饥荒，起义军在河南可谓一呼百应，不仅受灾农民加入其中，很多起义组织也都归顺了李自成。《明史纪事本末》云：“时河南大饥，饥民所在为盗。自成乃自郧、均走伊、洛，饥民从者数万，势复大振。”
可以说，明代末年的这场大灾荒为李自成起义军的壮大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而李自成起义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起义军的很多战略决策也与明代末年的灾荒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当时流传的歌谣如：“吃他娘，吃着不尽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些无不表明李自成减免赋税的政策深得民心。《明季北略》载：“（李）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愚民信之。唯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在人民饱受灾害和瘟疫之苦时，起义军这些政策无疑是无边黑暗中的光明，所以起义军才会深得人心。
当然，李自成的起义由盛转衰，以至失败，也与灾荒、瘟疫有着很大的联系。自然灾害影响着战争的进程，而且粮食供应不足，往往直接影响到军事斗争的胜败。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时，动用百万之众，而供给又遇到困难，对人民的侵扰也在所难免。另外，“均田”的政策并未得到有效的贯彻，这些都给起义军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灾荒，再加上战事激烈，起义时期瘟疫的大面积流行，也成了威胁起义军的一大灾难。李自成在进京前，鼠疫已经在京城蔓延开来，导致人口锐减，据说死亡人口在20万以上，使京城的守备力量受到严重薄弱。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只呆了短短的43天，就被清军逐了出来，据有的学者考证，此瘟疫即为鼠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被迅速传染的鼠疫逐出了北京。”
气候的变化也是导致清军入关的一大因素。有学者曾对气候变化与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进行过统计分析，发现“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
气候寒冷时期，湿度降低，容易引起连年旱灾，会使牧草的生长受到影响，土地沙漠化现象严重，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游牧民族的生产受到摧毁，需要南迁寻求生存的机会，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女真族的发展、壮大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女真族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中原人一样，常受自然灾害的侵拢，但他们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一次次度过了饥荒。据《汉译满文老档》，万历十九年，大涝，“山为之崩，人亦漂去。”“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互市交易，照例取赏。”努尔哈赤在“饥馑”之年，一方面与明朝、朝鲜交好，获得资源，另一方面，凭借自身资源的丰富和部落的强大迫使一些小的部落来投靠。此外，对明王朝的战争最初也是因为要掠夺资源，渡过饥荒。崇祯年间，皇太极带领金人多次侵越京畿之地，掠获人畜等大量物资。“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在继续着女真族的掠夺习惯，只是他们制止了个人掠夺行为，而实行集体掠夺。掠夺的结果，不仅度过了天灾，争取了合作者，而且削弱了明朝，最终取代了明朝。”可以说，“后金（清）在有一定凝聚力中克服天灾，明朝则在人心思变中迎来了灾荒。”而且，明清小冰期的气候也为满族的军事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清军的作战能力对寒冷更具适应性。
概而言之，明清易代的原因有很多，如明代中后期政治上的黑暗，连续几位皇帝的政治不作为、昏聩无能，以及宦官的专权、大臣的党争等，都是导致明朝覆亡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气候的异常变化对明代的经济实力、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以及民心所向等政权赖以维系的几个方面，无不产生了消极性的影响，而朝政的黑暗、国君的昏聩等人为因素也使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灾害得不到有效治理。总之，气候变化虽然不是导致明清易代的最主要因素，但却是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客观自然原因。（节选自《学海》，2011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