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如何灭亡？
虽然明朝灭亡已经381年了，但灭国缘由仍有各种说法。什么一个快递员下岗导致的灭亡，明亡实亡于万历，东林党人灭国，李如松养虎为患灭亡明朝，崇祯刚愎自用自取灭亡，杀了魏忠贤导致亡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是研究历史的人知道，这些是当不得数的，都是为了点击率耸人听闻。要按这种写法，我也可以写出明朝亡在一个奶妈（天启客氏）、亡在一个妓女（陈圆圆）、亡在一个同性恋（洪承畴）手里的十数篇文章。
我们知道，大国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绝不是一宗单纯事件能够导致一个大帝国崩塌。那么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看看崇祯在那个特殊时段，有没有可能不当亡国之君？
答案是，有。
其一，与李自成和谈。
《明史·列传·流贼》记载：十八日，贼攻益急，自成驻彰义门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
李自成剧照
李自成派人进城，是要求崇祯皇帝禅位给他，这是明史当中的说法，崇祯当然不愿意，下诏亲征，从北京历经鞑靼和后金军攻城多次保卫战，各路勤王军终于击退入侵者，符合事实也符合崇祯的心理预期。
不过在另外一种版本记载中，说法就完全不一样，根据清晚期史学家徐鼒在《小腆纪年附考》中描述，李自成派遣杜勋入城，是去向崇祯求和的，不仅如此李自成还提出了3个条件。 其一、割让西北一带，并封李自成为王；其二、犒赏大军；其三、不奉诏、不觐见。
此说未见于任何正史，难辨真假。即便为真，崇祯一朝也不敢有人答应。浪费了两天，内奸打开城门，迎接大顺军，崇祯上吊，国破。从三月十八日议和到三月十九日凌晨北京城就已经陷落，不仅仅是李自成没有想到，恐怕就连崇祯也万万没有想到。他当天还想开早朝商议抵抗农民军呢，发现大事不好，外城已是满城火光，贼已入城。
其二，弃城而走。
历史上，帝国被攻击都城后，选择弃城，大有人在。
李自成是从陕西山西一路攻入北京，张献忠是在汉中河南割据，江南一带仍然在明军掌握之中，倘若崇祯实施战略转移，以明朝子民在嘉定的反抗决心，有了皇帝作领袖，清军不会那么容易颠覆明朝。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火烧圆明园，咸丰逃到承德；义和拳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清国都避免了亡国。
现代史，蒋公弃守南京，退到重庆，中华民国终于抗倭成功。
其三，让太子（或指定继承人）择地迁都
西晋亡国，长安被刘曜所破，司马睿利用丞相、扬州大都督身份，在建康接任晋帝国掌门，东晋再立。
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军逼近长安，唐玄宗自己逃亡四川，让太子监国，太子李亨遂在灵州即位，终于让大唐稳住阵脚，唐朝国祚多延续了152年。
北宋被金国灭了之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被指令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渡江，建立了南宋，宋朝基业又延续了152年。
明朝面临的局面远比北宋乐观，只要崇祯下定决心迁都，或者让太子监国。局面都将完全不同。（此节后续章节详细论述）
但是，崇祯皇帝没有迁都，仅仅在内阁会议讨论中询问大臣，当今之事何如？问首辅问了两个小时，就是一句话不说。
3月16日，崇祯死前一天，还坚持上朝，百官一个没来，他还亲自击鼓呼唤大臣上朝。可惜没人理他。不是他不想迁都，或者转移太子，而是局势变化快得让李自成都没有料到，他根本没有料到打进北京城如此容易！
其四，与满洲谈和，集中精力剿灭李自成部队。
崇祯尝试过，但锅防不长陈新甲做事不扎实，把密报放在桌上被秘书拿去当正常文书传递了，消息走漏舆论大哗，崇祯为了推卸责任只能卸磨杀驴。
袁崇焕画像
类似的事情，袁崇焕实际也做过，但他与皇太极前后通过七次信，一次也没有上报中央，他是知道崇祯的脾气，也知道“清流”们眼中只要和敌方谈判就是卖国。
终崇祯一世，皇太极从来没有对明朝有推翻政权想法，都是要求和谈罢兵。即使是打倒北京城兵临城下，也仅掠夺人口与粮草。
假设和谈成功，后金也只是辽东割据政权而已，而关宁铁骑入关后，一有红衣大炮，二他们战斗力连清军都忌惮三分。李自成的部队能有多大本事打赢?且全国三大财政支出，一是练饷二是辽饷三是剿饷，与满洲和谈之后，辽饷节省大半，用于对付李闯军是绰绰有余。
这些假设自然是不存在，崇祯已自尽381年。在形势远远好于南宋对金国的背景下，依然拥有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为何就灭国了呢？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长期南北分治的局面？让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历史。
第一节：天亡大明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于崇祯在位的17年里，一直持续地攻击大明帝国，致大明伤亡惨重，尸体遍野惨绝人寰，它能不能算是大明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它究竟是谁？
让我们回到1628年。
蝗灾
朱由检确实是个非常不走运的皇帝，接手了哥哥朱由校交给他的烂摊子，偏偏遇上了小冰河期，几万年都遇不上一次的复合天灾，有持续数年的北方旱灾，有覆盖北方及长江流域的蝗灾，在位期间还有长达十二年的鼠疫！①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崇祯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河南于崇祯七年，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灾，“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北方旱情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大，与旱灾同时发生的还有波及北方及长江流域的大蝗灾。这也就是说，所谓起义造反都是因为旱灾蝗灾引起的灾民暴乱。
恰恰因为明朝财政吃紧，有人给崇祯出主意，裁撤陕西驿站可以省不少银子。于是驿卒李自成失业，加入到流民军集团。
鼠疫景象
在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七年的12年间，鼠疫再度发威。特别是明朝灭亡的最后两年，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七年（公元1644年），鼠疫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怖至极，“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加上连着两年百年不遇的超大旱灾，当时一片世界末日景象。
北京虽然是京畿重地，也不能幸免，鼠疫肆虐。康熙《通州志·灾祥》记载，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一带，“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城内情况更糟糕。清人吴震方《花村谈往·风雷疫疠》记载，崇祯十六年六至八月，京城内外流行疙瘩瘟（即鼠疫，注），不论贫富贵贱，不分年老年幼，得病即死。兵部朱念祖访客回来，刚进门即死去。
鼠疫死者枕藉
从吴文所记可见，当时北京城鼠疫相当严重，从城内抬出去掩埋的尸体，“计数凡二十余万”。现代学者估计，当时京城人口死亡率大约是40％，这是保守的估计，实际应该更多。在万历至崇祯一朝的大疫情中，华北三地死人总计在1000万。
古人迷信天道，在这样的背景下，难有继续为大明效忠之忠臣死士。
第二节：崇祯死弯
吴思先生说，崇祯死弯导致崇祯灭国，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在下只能部分同意。
明思宗上吊处
如前所述，深重的连年天灾，给明帝国带来直接影响就是财政赤字。流民越多，派出军队镇压越多。说实话，明末还是有很多能打仗的将军与文臣的，不是仅仅只有一个袁崇焕。孙传庭、洪承畴、孙承宗、卢象升、熊廷弼，杨嗣昌，左良玉、满桂，赵率教等名将如灿若星河，他们常常打得流民集军团找不着北。老闯王高迎祥被打死了，李自成接任，也是反复多次被打败，多次投降，最惨的一次只剩18骑。明朝领兵官打仗可不是吃素的。
但是，打仗要发军饷，打胜了要犒赏，朝廷没有银子，怎么办？哗变！仗打着打着，哗变的官军越来越多，原来只是流民集团不成气候，后来成为叛兵与流民混合军团，这剿匪就越来越难了，像李闯军队里骑兵主力就是朵颜三卫与西北边军的叛军。匪越多，需要的银子更多，从民间增收的税赋更多（辽饷，剿饷，练饷），一无所有都等着吃死人肉的灾民怎么能交得了税？于是变民越多，匪越剿越多，已成席卷燎原之势。
我们来看看三大饷是怎么征收的？辽饷，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起加派，用于支付辽东军需。天下田亩每亩平均加征纹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崇祯四年（1631年）每亩田加征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剿饷，自崇祯十年（1637年）起加派，用于剿灭此起彼伏的起义。朝廷增兵十二万，为此加征剿饷，总数两百八十万两；练饷，清兵数次绕境蒙古长驱入内地打草谷及屠城，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以练兵御敌，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加派。“三饷”于崇祯十七年，即明亡这一年废止。
崇祯十七年，离崇祯灭国自杀之前二十多天，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
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质问。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因公自杀，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暗想，蒋首辅说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不可。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户部尚书。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朕不是聚敛，只想练兵。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 后边的话还长，总之皇上震怒。最后户部尚书主动站了出来，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皇上的火气才消了一点。这位蒋阁老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叛贼反而欢迎，甚至叛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他批准蒋德璟辞官的请求，不久就取消了练饷。
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这是因为皇帝老百姓穷困潦倒连锅都揭不开，整个国家都陷入催收军饷的困局，百姓纷起而成为盗贼，所以取消（练饷）。（“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 ）
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脑筋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是直线的（其实大部分皇上思维都差不多），他想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所以要多收兵饷（辽饷剿饷亦同此理）。在刚开始征收炼饷的时候，这种思维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一千多万两白银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钱，还不足以平息新制造的叛乱。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反叛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因此，吴思把它称为“崇祯死弯”。
但换个角度，为什么不能把征收上来的“剿饷练饷”，转化为扶助陕西、河南旱灾蝗灾灾民以及鼠疫死亡抚恤款？这些流民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他们闹什么起义？天朝子民最为顺服，不是到了彻底走投无路，他们绝不会反抗官家，甚至吃观音土吃树皮都不会起义，只有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百姓才可能愤而起义。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为什么一定要剿？崇祯的第五次罪己诏也明白变民军是什么人：“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榛莽，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然而话题一转，“不有挞伐，何申国威？”皇帝对待反抗者，只会一种处理方式——剿灭！官家嘴上说得好听，天天说为赤子服务，实际是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对立面，被压榨的百姓一有不心甘情愿，那就是寻信姿势就是反贼。
第三节：崇祯的个性
明军过去与李自成、张献忠部队作战失败，明朝领兵官或地方巡抚多以自杀了局，等到崇祯十六年，十七年，大量的总兵官、巡抚、监军太监未等开战主动开门投降，这就是对帝国的彻底绝望。项羽死前说过：“天亡我，非战之罪”。他那是胡扯，他和崇祯倒有几分相像。
朱由检17岁登基，不动声色地除掉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手段可谓高明。用袁崇焕守辽东，要啥给啥，袁的方略无有不从，当是慧眼如炬唯才是举，明朝有望中兴。可是到了崇祯三年，皇太极绕过宁远，直接攻击北京，随后袁崇焕被判死刑。
袁崇焕的叛死，对于崇祯皇帝来说这是一个巨大转折点，平台召对时对袁崇焕信任得无以复加，但袁犯了一个错误，夸下海口“建部五年可平”，实际情况是5年不仅平不了，50年也平不了。袁督师上任不久，为了军饷的事，擅自把另一个大军区司令官毛文龙斩首了，被杀的毛司令与其平级而且袁先斩后奏，这是大忌！为了支持袁督师完成5年平辽的业绩，皇上也忍了。
没料想，崇祯登基第三年，皇太极绕过宁锦防线直扑北京城，把小皇帝吓出一身冷汗，他不懂军事，不明白为什么袁督师守得好好的宁锦防线怎么会被突破？（皇太极绕道破关入塞）加上毛文龙的同乡好友开始为毛文龙复仇，把罪责一股脑儿推给袁崇焕，加上袁崇焕政治不成熟，在紧要关头要求带兵入城抵抗后金兵，当然犯了大忌，经过一年审理，不杀也得杀了。皇上知道，即便冤枉袁崇焕，留着也后患无穷，让他继续统帅战斗力最强的关宁铁骑，万一来个造反谁受得了？（详见拙作《刚毅果决的崇祯皇帝》）
经历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信任极其迅速，失宠也极其迅速，朱由检这个19岁小伙子，三观开始不正，他怀疑一切大臣武将，觉得谁都有可能是贪钱擅权的腐败分子（异己分子）作战稍有不利或稍有缓顿，便即诛杀。明帝国迅速走向下坡路，加上最擅搞搞震的东林党人，随时随地弹劾统兵主帅“养寇自重”“靡师费饷”，这两项罪名一弹一个准，所以无论熊廷弼、孙传庭、还是洪承畴都是被皇帝逼迫，被迫与敌军野战决一死战，在准备不充分、野战实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结局全部是遭遇灭顶之灾。
崇祯一朝，干掉的高官不计其数，其中包括杀掉7个总督，杀掉11个巡抚，更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14位兵部尚书，17位刑部尚书，在他手下，高管们几乎没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只要失败一次要么人头落地要么抓去坐牢，孜孜不倦的东林党也不断挖坑，打赢了要质问为什么不能全歼？打输了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通骚操作，搞得少年天子越发焦躁，连年的天灾，也让朱由检心力交瘁，无怪乎周国丈周奎将绝色美女陈圆圆敬献给皇上，待了几天啥也没做，朱由检就把她放还了。是啊，你想，若是一个大国总统，天天不是应对7级地震，就是失火翻船，十几个省的旱灾蝗灾，还有鼠疫，一来就是十几年，你能有心思去充实后宫吗？
外事财事军事均让皇帝焦躁，宫内无心临幸后宫，两者相辅相成，更锻造了崇祯刚愎自用，刻薄寡恩的性格，所以，他走到煤山上吊最后一刻，也真的只有一名太监王承恩跟随，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古人还有个习惯，一有了天灾，就要归到皇上德薄，上天谴责什么之类，所以明朝末年，子民们对帝国信心指数不断下降。朱由检也很难受，下过六次罪己诏。次数之多，言辞之恳切，责己之严，在中国皇帝里是绝无仅有的。
兹录第三次罪己诏片段：这些年天灾不断，战祸连绵，各种祸变层出不穷，都是朕没有德行多导致的缘故呀。罪都在朕，不敢推卸责任，从今天开始，朕在宫中敬告上帝，修身内省戴罪处理国事，一定以歼灭北方匪寇荡平中原流贼以赎去我自己的罪过。（“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
这份罪己诏看起来前后矛盾，很觉莫名其妙。天灾战祸是朕的德行有亏导致的，天灾是没办法的事，那时候你倒是检讨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贼寇胡匪峰起啊？朱由检确实很倒霉，在位十七年，几乎没有好的年份，大灾荒激起了民变，剿不胜剿，内忧外患压迫，他上吊前很不服，留下遗书：“皆诸臣误朕也。”
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等到坐上了皇位大多数人就忘得干干净净，以为自己是英明神武天纵奇才，周围的马屁天团再一拍就是千古一帝，齐活了。谁要是拦轿喊冤上倍景告御状（用现代词就是尚坊），底下人就得节坊，谁要是对朝廷有不同意见，那便就是刁民坏民；谁要是不同意县太爷低价贱卖土地，那就是一小撮坏人带着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抗朝廷。
第四节 ：假如南明不内讧
再有一种假设，大明不亡的前提，是南明小朝廷不内讧。如前所述，崇祯自缢身死，明朝即称为灭国。为什么存在了17年的南明小朝廷不能像东晋、南宋那样算作一个割据政权呢？第一存在时间太短，政权继承人更迭太快，后面的所谓皇帝都是在边逃边打边撤中临时登基，可以说就是一个流亡政府，不能以稳定政权视之。
吴三桂入关救驾，一路走了二十多天。本来是想观望，看看李闯对其家人对前朝的官员如何？结果父亲是被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夺走。吴三桂只能找满洲借兵。
但，多尔衮非同小可，这个人是不世出的英才，比皇太极还要厉害，终皇太极一生从未想过取代大明。多尔衮看到了入主中原的绝好时机，没有同意借兵，而是让吴三桂当了属下剃发效忠。不剃发便不会支援吴三桂，吴三桂等于没有牌可打，不降清，孤军与大顺军作战，且不说赢面甚少，即便赢了，为谁守关呢？大明朝已经灭亡了，区区5万人的军队夹在满清与大顺之间，只有被消灭。所以，仅从多尔衮不接受借兵，逼迫吴三桂降清这一手看出来，多尔衮的政治智慧可比崇祯高太多了！
吴三桂一降，一看帝国最后的精锐部队都投降了，明军残部为之夺气，这一来，满清扫荡中原用的主力大半是汉奸部队，以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的辽东铁骑为前锋，还有一个洪承畴在后面出谋划策，扫平大顺军大西军势如破竹，那边南明的残余军事力量还在勾心斗角，为了福王一脉正统还是桂王，鲁王正统，是邵武帝还是永历帝正统争斗不止，
我们来看看南明政权是如何与满清作战抵抗的？有长江天险为何败得如此迅速？
三月二十九，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惊天消息传到淮安。按明朝祖制，皇帝无子嗣则“兄终弟及”，崇祯的堂弟福王朱由崧，本该是第一顺位。但东林党人集体炸锅——40年前万历皇帝想立福王一脉，引发的“国本之争”，让这群自诩清流的文官，恨透了老福王。掌握了南京部分权力的东林党钱谦益、吕大器、高弘图等人由于在之前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事件中，和老福王（即朱由崧之父朱常洵）有过尖锐矛盾，导致对福藩一系一直心存芥蒂，同时也怕福王朱由崧登基后会因为当年的“争储”事件而报复东林党众，于是改变当年“国本之争”中的“立嫡立长”原则，违心地提出“立贤”立场，想借机拥立神宗之弟潞简王朱翊镠之子潞王朱常淓为新君。
东林党
讽刺的是，当年东林党的前辈们，正是坚决反对神宗“立贤”、抵制了皇帝想越过长子改立第三子的企图，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祖训，对抗神宗近二十年，最终迫使神宗放弃易储主张，立长子朱常洛为储君。想不到三十年后，这些东林后辈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党争的成败，居然自己打脸，推翻前辈们的努力，堂而皇之地改变立场，其政治节操可见一斑。
而此时南京诸臣中权力最大的南京兵部尚书、同属东林党人的史可法到底节操稍高，做不出自打耳光的事情，但是他也不想拥立和自己这一党有过节的福藩宗室，于是提出既立贤、也立亲，不选择福王，也不选择潞王，而是以神宗第七子桂王朱常瀛为新君，这样勉强可以平息各方意见。但是他一个人无法改变大大局，南京城中各方势力吵闹了一个月，也没有最终确定新君人选。而此时北方的局势再起变化：进京的李自成在讨伐占据山海关、据不投降的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时，被暗中向清军求援的吴三桂联合入关清军击败于一片石，惨败回京，清军夺取了北方主动权，即将大举入关。
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朱由崧决定先下手为强，他秘密联络原总督京营太监、现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原先服侍过福恭王朱常洵），并通过他向驻守江北的三镇武将求助（徐州高杰、滁州黄得功、寿州刘良佐）。三镇武将沉迷于可立下“定策从龙”的大功，于是立即同意了福王的主动求援请求，甩开他们名义上的统帅——凤阳总督马士英，决定出兵以武力支持福王赴南京登基。
大势所趋之下，钱谦益、史可法等东林党人也只好满心不甘地接受福王即将登基这个现实。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福王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依旧用“大明”为国号，这就是南明的开端。朱由崧即南明第一代皇帝——弘光帝。
弘光帝是依靠江北四镇武将的支持即位的，所以成为皇帝后对于支持自己的四镇大肆封赏、极度笼络。而诸镇则自以为“天子恩人”、“从龙元勋”，各自飞扬跋扈、割据地方，南明地方官员无法控制他们的军队，武将势力自此开始尾大不掉，军阀自立的局面逐渐形成。
而掌握中枢朝廷实权的马士英等则利用弘光帝的信任，使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政敌，东林党人则不甘就此落败，时刻策划攻击马士英等人。自崇祯十七年底至弘光元年三月，南明朝廷先后发生“大悲案”、“南太子案”、“童妃案”，这些都是弘光朝内部为了打击政敌、夺取权力的内部争斗，连续发生的内斗使得弘光朝的凝聚力严重削弱、君臣离心离德、为将来的覆亡埋下了伏笔。
史可法画像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5年）三月，驻守武昌的南明宁南侯左良玉受人说动，自称奉“太子密诏”，从武昌顺流而下，号称“救太子、诛奸臣”，威逼南京。弘光帝则抽调江北四镇兵力抵御，导致淮河沿岸兵力不足。清军则趁机抓住南明防守空虚的机会举兵南下，不到一个月，清军连续攻破徐州、归德、颍州、太和、泗州等地，渡过淮河，兵临扬州。四月二十五，清军击败驻守扬州的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攻破扬州，扬州百姓死难八十万，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虽为忠臣，但对于军事以及政治一窍不通，颟顸无知，导致扬州兵败。明军大将高杰在睢州被许定国杀害后，其妻子邢氏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是天赐良机，如同天上掉下个大馅饼，能让史可法整合军权，将扬州的军事力量牢牢掌控在手中。可史可法自诩清高，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决定，就像下棋时走错了关键一步，在后来的战事中，让他付出了惨痛代价。1645 年春，清军如汹涌潮水，由北向南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史可法的幕僚多次进言，提出趁着清军南下之际，渡河光复山东，就趁敌后方空虚直捣黄龙；或者西征河南，扩大战略纵深；亦或据守徐州，凭借天险抵御。可史可法呢，就像被 “联虏平寇” 的执念困住了手脚，坚信与多尔衮的约定，认为与满清可作盟友，把大顺军大西军视为唯一敌人，认为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能反悔。他全然没看透多尔衮的野心，根本不会遵循什么君子协定。清军十万大军逼近扬州，徒剩2万残兵，根本就不是清军对手。此节不具体阐述了。
随后清军渡过长江，攻克京口、镇江。五月初十，一筹莫展的弘光帝弃守南京，出奔芜湖，投奔守将靖国公黄得功。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二，黄得功在与清军作战时受重伤，不愿投降而自刎而死。弘光帝被黄得功的手下总兵田雄、马得功劫持，并献给追击而至的清兵。至此。在位不过一年的弘光帝被清军擒获，失去了皇位。九月，弘光帝被押至北京，安置居住。次年五月，弘光帝朱由崧与潞王朱常淓、荆王朱慈煃、德王朱由栎、衡王朱由棷以及“南太子”王之明等十七人被清军斩首于菜市口，年四十岁。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在弘光帝被俘、潞监国投降的局面下，明唐藩宗室、前唐王朱聿键在大臣南安伯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等的拥戴下，于福州即皇帝位，改当年为隆武元年，这就是南明第二代皇帝——隆武帝。
隆武帝登基后给已被清军俘获的弘光帝朱由崧上尊号为圣安皇帝，以此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但是在弘光帝被俘后，明鲁藩宗室、鲁王朱以海也被郑遵谦、张国维等大臣拥立为监国，继立于绍兴府。隆武帝和鲁监国两方之间一直为谁才是大明正统而争论不休、互相攻讦，这又造成了南明政权内讧持续加重。
这一年，隆武帝朱聿键已经四十三岁了。隆武帝继位后，很有平复天下的决心，也一心恢复社稷，为此他大力采取整军措施、并消除党争、整顿吏治，以求积蓄力量，出兵北伐，匡复大明。史料也称隆武帝“积极进取、锐意恢复、颇有中兴之主气概”。但是隆武朝廷实际权力统统掌握在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手中，隆武帝本人虽然英明睿智，但是无兵无权，只是郑氏所供奉的一个的政治牌位而已、形同傀儡。南明内讧的传统在隆武政权内部丝毫没有减轻迹象。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趁鲁监国和隆武帝之间内讧的机会，于五月间出兵南侵，首先击败鲁监国军队，迫使鲁王弃守绍兴，躲避于舟山。然后大军直扑福建而来，另外分兵攻取江西，准备截断福建和内陆地区的联系。隆武帝诏令大学士黄道周外出募兵，抵抗清军，但是郑芝龙等不予援助，导致黄道周所部孤军迎战清军，被清军击败。隆武帝一路奔逃，刚刚进入汀州城（福建长汀）、暂居于府衙之时，清军又尾随而来，直入无人防守的汀州城，最终在府衙之中追上隆武帝，将其与皇后曾氏、皇太子朱琳源三人全部杀害（也有说法是隆武帝被俘，然后绝食而死）。
作为南明最有恢复之心、最有作为的皇帝，隆武帝自即位至被害，在位一年另两个月，时年四十四岁。他的一生，确实是悲催而生不逢时。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隆武帝在汀州被害已经两个月，隆武政权也基本覆灭。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广西巡按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吕大器等文臣的拥戴下，神宗此时唯一的孙子、桂端王朱常瀛的第四子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府就任监国，但是十月十六赣州失陷，桂王唯恐重蹈隆武帝覆辙，于是弃守肇庆，逃往广西梧州。
十一月初二，自海路逃往广州的隆武帝之弟、嗣唐王朱聿鐭被留守广东的隆武帝大学士苏观生会同大学士何吾驺、广东布政使顾元镜、吏部侍郎王应华、兵部曾道唯等拥立为监国。十一月初五，四十一岁的朱聿鐭按兄终弟及的原则，继承隆武帝之位，登基称帝，以明年为绍武元年。这就是南明第三代皇帝——绍武帝。
十一月十八，得到绍武帝登基消息的桂王朱由榔在东返肇庆八天后也在丁魁楚、瞿式耜等人的支持下宣布登基，改明年为永历元年，这就是南明第四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永历帝。
永历帝登基后，以自己是神宗皇帝唯一孙子的身份，号令绍武帝退位归藩。绍武政权自然不肯就范，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地内讧。十一月二十九，为了争夺正统，双方在广东三水以西展开交战，绍武政权先败后胜，大破永历政权军队，得到获胜消息的绍武帝及其首辅苏观生喜不自禁，命令在广州张灯结彩、粉饰太平。
就在南明展开内讧、消耗最后的实力同时，清军佟养甲、李成栋部已经攻占潮州、惠州，直逼广州，沿途收降南明地方官员，并用当地官府的印信伪造平安文书递交广州绍武政权，以麻痹其君臣。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十五，李成栋部抵达广州近郊，然后派三百人乔装打扮混入广州，于闹市间突然脱去伪装，露出清军服饰，一面大喊“清军已到！”，一面四处砍杀，广州城顿时大乱，清军趁乱夺取城门，城外大军随即杀入。
绍武帝和苏观生君臣正在国子监视察，突然闻报清军入城，还以为是谎报，后来得知消息属实，急忙调兵迎战。但是绍武政权主力都在三水前线和永历政权作战，无法回师救援，而城内宿卫军队一时也召集不全，不能抵抗，这样，广州城在莫名其妙中失陷。
广州陷落后，首辅苏观生自缢，绍武帝则想趁乱化妆成乞丐逃出城外，但是被清军认出，抓获后囚禁于广州府衙。李成栋没有立即杀害绍武帝，还送食物饮水给他。不过之前几乎一无是处的绍武帝在这个时候倒是表现出了骨气，不吃也不喝，并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当晚趁守兵不备，绍武帝在监室用衣带自缢而死，也算为国殉节了。
广州失陷、绍武帝殉国后，南明正统之争终于告一段落，永历帝朱由榔在名义上成为南明的共主（除了在郑彩、张名振等人支持下、退居舟山，拒不去除监国称号的鲁王朱以海势力之外），但此时南明政权已经日薄西山，行将崩溃。永历帝在之后的日子里四处逃窜，躲避清军追杀，狼狈不堪。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永历帝先后从肇庆逃奔梧州，又从梧州逃奔桂林、全州，最后经靖州抵达武冈，驻跸于此，改武冈为奉天府。但是在武冈的时候，永历帝几乎被当地守将刘承胤暗中勾结清军擒获，慌乱中逃出城，直奔柳州，才避免被俘，但随行的财物金帛都被柳州土司劫掠一空。幸好李自成大顺军余部此时主动与永历帝取得联系，并归附南明，使得南明政权获得外部助力。十二月，永历帝在大顺军余部郝摇旗的护卫下，自柳州抵达桂林。
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内部因争夺权力导致内讧，南明势力大涨，局面一度大好。原清军将领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广西巡抚耿献忠、大同总兵姜镶等先后宣布回归明朝，永历政权名义上控制的疆域扩展为云贵、两广、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北方山陕、甘肃一部也归附南明，再加上保有福建和浙江等地的鲁监国部及郑氏集团中举起反清旗号的郑成功部，几乎占了以前大明帝国1/3的疆土。
但此时南明政权不仅不珍惜得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反而再次爆发内讧。永历政权以正统自居，鄙视归附的大顺军余部，对于反正的金声桓、李成栋等人也不信任，非正统势力倍受排挤打击，上下不能团结一致，清军得以从容调兵，以各个击破。
南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清军主力围攻南昌并破城，南明南昌守将金声桓自杀，同一天，南明湖南守将、大学士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后被杀害于长沙。三月初一，援救江西的南明将军李成栋在江西信丰与清军交战失利，撤退途中溺死河中。好不容易归附的湖南、江西等地全部失去。
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六年（1650年）正月，广西也在清军的攻击中大部失陷，大臣瞿式耜，张同敞在桂林被清将孔有德俘获被杀。南明政权疆域退缩到云贵及四川南部一带，原先获得的土地全部失去。
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七年（1651年），原张献忠大西军余部也加入了南明政权，永历帝封其首领孙可望为秦王、李定国为晋王，以示联合抗敌之意。孙可望将永历帝安置到安龙府（今贵州安龙县）居住，实际是被软禁于此。逃亡多年后，永历帝终于过上了虽然不自由但是却安稳平静的生活。
南明永历七年、清顺治九年（1653年），以大西军余部为主力的南明军队发动反击，先后取得桂林大捷、衡阳大捷，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收复了湖南、广西、川南等地，清廷震动，几乎要割南方七省和南明议和（云、贵、粤、桂、湘、赣、闽）。但是南明的内讧传统又一次显现，孙可望嫉妒李定国的大功，逼走李定国远赴广东，导致大好局面功亏一篑。
南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兵分三路，攻入南明最后的疆域云南，李定国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只得奉永历帝撤退，云南沦陷。南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李定国在永昌（云南保山）发动了自己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磨盘山战役，和清军吴三桂部两败俱伤，清军因此不敢继续尾追，永历帝得以由昆明经永昌撤退到腾越（云南腾冲），并由腾越逃到缅甸境内。至此，南明在实际上已经灭亡，永历政权在国境内失去了所有立足点（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郑成功福建势力范围除外）。此后李定国多次出兵入缅，想要接回永历帝，都不能如愿。
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缅甸发生内乱，莽白弑杀缅王莽达，自立为王。八月，莽白发动咒水之难，尽杀永历帝随侍官员护卫侍从，并将永历帝软禁。十二月，清军吴三桂部攻入缅甸索取永历帝。莽白迫于清军压力，将永历帝以及太后、皇后、皇太子等人全部交给清军。清军俘获永历帝全家后，退兵返回国内。
南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1年）三月十三，永历帝被清军押回昆明，四月十五，永历帝与其皇太子朱慈煊于昆明篦子坡被吴三桂以弓弦亲手勒死，遇害时年四十岁。永历帝的遇害，标志着大明皇统就此断绝，同时也标志着历时十七年的南明政权历史到此彻底结束。
在南明混乱不堪内耗不断的短暂17年中，更有惊天的反转黑历史。
马士英画像
众所周知，马士英是被描述为南明奸佞卖国小人。令人震惊的是，三百年来《明史》将他钉在奸臣榜上，但是并不在贰臣传内，地方县志里，却藏着百姓偷偷供奉马士英的牌位。
这种撕裂的历史记忆，揭开了一个被刻意掩埋的真相：某些“奸臣”的骂名，不过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笔墨游戏。
如前所述，在拥立福王朱由崧的节骨眼上，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手握江北四镇兵马，成了关键人物。这个贵州来的官员心里门清：福王虽然平庸，但血缘最近，能快速稳定人心；要是按东林党的方案，等潞王从杭州过来，清军早打过来了。
他连夜带兵冲进淮安，把躲在水井里的朱由崧捞出来，五天狂奔六百里送到南京。可东林党竟在城头架起大炮，差点把未来皇帝轰成渣。这场闹剧暴露了南明最大的死穴——都火烧眉毛了，文官集团还在搞派系斗争。
史可法私下写信劝马士英让步，信里大倒苦水：“若立潞王，恐江北诸镇不服”。结果这封信被东林党曝光，史可法只能改口骂马士英“挟君自重”。
马士英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诸公但知党争，不知亡国在即！”这话后来成了《明史》指控他专权的证据。
清军南下时发生件令人讽刺的事：
东林党骂得最凶的那群人，跑得比谁都快。礼部尚书钱谦益，带头开城门投降，马士英却带着残兵退守浙江。当时有文人写诗嘲讽：“钱塘江上旌旗乱，首辅犹自挽雕弓。”
后来乾隆编《贰臣传》，把投降的文官全列进去，唯独马士英因为“奸臣”标签逃过名单——这大概是最黑色幽默的历史玩笑。
1645年四月，多铎大军包围扬州，史可法血战殉国的故事广为流传，但很少有人知道，马士英此时在干什么。他带着两千残兵跑到杭州，说服潞王监国，又联络福建的郑芝龙想要反攻。当清军追到杭州时，这位58岁的首辅居然披挂上阵，带着四百贵州兵夜袭敌营。
有个细节被清军记录在战报里：马士英的坐骑被火炮惊了，他摔断左腿仍坚持指挥。最后退到钱塘江边，他把自己关在船舱烧毁所有书信，只留了封给儿子的绝笔：“吾辈死则死矣，不可污名。”当时投降的官员联名写信劝降，他回信就八个字：“宁为明鬼，不作清臣。”清军抓到他时，发现他包袱里装着弘光帝的退位诏书，用油布包了九层——至死都在维护故主的名分。
马士英的死法极其惨烈。清军特意从北京调来擅长剥皮的刽子手，当众行刑三个时辰。按说对付“奸臣”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多铎在给多尔衮的密信里透露实情：“此獠在江南民间声望犹存，必须彻底毁其形骸。”
原来马士英退守浙江时，暗中联络了七十二处义军，清军抓到的信使身上，搜出盖着首辅大印的盟约。
更打脸的是，《明史》说马士英逃往台州时被百姓举报，可台州地方志记载的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当地乡民把他藏在祠堂夹墙里，清军悬赏五百两黄金都没人告密。最后还是他旧部出卖，清军假装义军才骗开寨门。
福建渔民至今流传个说法：马阁老的人皮灯笼，挂上南京城门那晚，江上突然刮起狂风，把灯笼卷进长江，百姓都说这是忠魂不愿受辱。
历史书写的荒诞剧：骂名背后藏着多少算计？
清朝修《明史》时，东林党出身的降臣们掌握着笔杆子。他们把崇祯亡国的锅甩给阉党，再把南明灭亡的锅扣给马士英。
最可笑的是《明史·奸臣传》的写法：
马士英传只有1800字，其中1500字在骂他，剩下300字还不忘提句“清军入南京，王铎、钱谦益率百官降”。但藏在民间的史料揭穿了这套把戏。
晚明大儒黄宗羲在《弘光实录钞》里偷偷记了笔记：马士英殉国前烧毁的文书，其实是东林党大佬们私通清军的证据。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发现某地方志里写着“马士英战殁于浙东”，吓得赶紧全数销毁。
直到1992年，学者在安徽休宁的族谱里，发现首辅写给族弟的信，里面赫然写着：“今上虽庸，终是朱家血脉，吾等死节，方不负太祖。”
东林党人的擅长内耗内斗，污名化敌人见此一斑。
闲话休提，我们再说另一位著名的文人。
甲申三百年之后，一个叫郭沫若的人写了篇《甲申三百年祭》，彼时抗战方酣，中华民族的确陷入了崇祯那时的危亡关头。然而，郭文主旨在于李自成起义，依赖知识分子帮助推翻了明朝，进京后将领腐败，宗派山头主义，终于失败。
此文在两党间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府自然明白其项庄舞剑，陶希圣发表社论说:"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所谓"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在外敌入侵时颠覆政府，影射之意昭然若揭。
边区政府当此时正在进行整风运动，人人需要过关。郭文一出深得赏识，中国古代讲究谶纬文化，借李闯农民起义取代明朝的吉言，陕北方面当仁不让，连续约稿，发表一组明亡大顺军兴的文章；郭文关于李自成抛弃知识分子，将领搞宗派主义失去天下的评论，更令毛氏印象深刻，数次引用郭沫若文章。
电影中，在外敌被打败的三年之后，1948年，毛氏进北京城前，气势豪迈地说道：我们这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
话说历史不同于电影，李自成不仅亡于拷掠前朝大臣亡于腐败，他的大顺基金公司同时面临着被前大明集团及国际资本收购的威胁。虽然说李自成这支私募基金力量利用26倍杠杆吃掉了大明集团CEO崇祯，但李氏私募团队性急，做了第一大股东后便自任董事长兼CEO，并且单方面宣布吴三桂等管理层股权作废。
吴三桂冲天一怒，引来国际资本大鳄——满洲公司，满洲公司董事长皇太极以极低价收购大明集团公司股份，重新占得优势比例，他们遂宣布大顺公司关于并购大明集团公司的声明无效，因为董事会成员均被胁迫，未过半数。满洲公司与大明关宁分公司在并购中终于击败大顺基金，取得了对原大明集团公司的绝对控股权。满洲公司在这场并购战显示了老谋深算，在大明股价连着十二个跌停板后接盘，并接受了吴三桂无偿赠送的股份，顺手把股东吴三桂变成了经理人。依赖吴经理和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等经理强大的操盘能力彻底毁灭大顺基金。至于，吴经理为满洲打拼之后又想做股东，那是后话了。
甲申三百年之后，这事当然不会再次发生。原因很简单，外敌——国际资本大鳄日本已经被前公司董事长在十四年的搏斗中击败了。
①近代有学者认为明代末叶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河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持续了七十年之久。最后终于导致亡国。
参考书目：
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史卷295·左懋第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