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的开封城，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此时已被沦为了敌占区，成了日本华北方面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据点。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座戒备森严的日伪心脏即将迎来一场载入史册的斩首行动！
38岁的吉川贞佐少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1939年他当上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开始，就在中原大地织起了一张血淋淋的大网，到处都埋伏着他的眼线。吉川的残暴程度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
仅1940年1月到3月他就制造了17起集体屠杀事件。在郑州郊区外他亲自设计“交叉辨认法”：就是将村民分成两列，强迫他们互相指认抗日分子，如果没有人指认那就隔1人枪决1人。
他通过这种心理战术导致单日杀害人数最高达83人。开封鼓楼街的那些茶馆里，百姓们都在低声相传：宁遇阎罗王，莫见吉川郎。
吉川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那本《中共地下组织人员名册》已经被他翻得卷了边。每张地图上都密密麻麻标着红圈，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触目惊心的血手印。
这些都是吉川亲手批注的“猎杀名单”，上面记录着多少抗日志士的姓名住址，底下压着的电报机还在滴滴答答响个不停，不知道他又在谋划什么新阴谋。
在洛阳老城的一处深宅内，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刘子久的手指坚定地落在地图上开封的位置。这位一直以沉着冷静著称的地下党负责人，此刻眼中闪烁着坚定的目光。
因为就在几天前，吉川的特务在郑州破坏了地下交通站，导致12名同志全部英勇牺牲。几乎同一时间，来自重庆国军军统的重要指示也是要求河南站必须坚决打击吉川贞佐。
1940年5月17日，在郑州大同路福寿街的“瑞蚨祥”绸缎庄密室里，国共双方代表罕见的达成了一项“只除吉川，不问其他”的临时协议。
这一决策的背后，是双方在开封情报网所遭受的双重打击，军统豫站在短短3个月内损失了47名特工，而中共豫西特委也有8个联络点被破坏。
被选中执行这一关键任务的吴秉一（又名：吴凤翔），他当时只有28岁，他出身于登封的一个农家，胆大心细技艺高超的神枪手。这时他正身处郑州南关街的一家裁缝铺内，看着是在量体裁衣，其实他心中早已做好了准备。
镜中的青年身着杭纺长衫，头戴巴拿马草帽，一副富商的打扮，与周围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这时军统河南站站长牛子龙递来了伪造的证件，上面赫然写着：王景瑞，国军第15军副官，率部队投诚。
6月5日，在开封鼓楼街的“仁济堂”药铺内，吴秉一将10根金条推向汉奸权沈斋。这位原中统特务出身的维持会副会长，摸着自己的山羊胡，沉思片刻后说道：吉川阁下对宋代钧瓷非常喜欢。
就在3天后，一尊精美的钧窑天青釉莲花尊便出现在了吉川的办公室桌上，而且还附带的还有一份“小磨山抗日游击队花名册”。这份花名册是牛子龙亲自精心伪造的杰作。就这样一步一步取得了吉川的信任。
1940年6月21日黄昏，开封城即将下暴雨。在山陕甘会馆西边的院子，卫兵森一郎在他的日记本上匆匆记下：18:25，王司令带副官进院。吉川正与宪兵队长藤井治仔细研究着那份“花名册”，突然西厢房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
几乎在同一时刻，吴秉一的左轮手枪已经紧紧顶住了开门卫兵的眉心。第一枪不幸哑火，在这关键时刻，吴凤翔迅速反应，用枪柄猛击卫兵的太阳穴，马上进行补射，成功击毙了藤井治。当吉川试图拔刀反抗时，吴秉一手中的驳壳枪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
当枪声惊动日军后，这时的王宝义迅速从南厢房取得了机密文件。他们沿着徐府街狂奔时，身后传来了3轮摩托车的轰鸣声。
在这紧要关头，吴秉一果断引爆了预设的“爆破伞”，冲天的火光中，5人小组借助飞虎爪攀上了大梁门西侧的城墙。当夜开封城全面戒严，而他们却早已在百里之外的中牟县杏花营，就着烧鸡，痛饮杜康酒。
牛子龙
这场持续了11分30秒的刺杀行动，终于成功终结了吉川贞佐等5名日军官的性命。吉川被干掉之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华北日军的情报系统就整整瘫痪了3个月。
他们原本计划在1940年夏天搞的扫荡行动，这样就不得不往后推迟。东京的《朝日新闻》还为此哀叹说这是自从上海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军官在中国遭受的最严重损失。而重庆《中央日报》写道这是“抗战以来最漂亮之锄奸战”。
这次的行动不仅具有战术层面的价值，更开创了国共特工在敌后协同作战的先例，为后续情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促进了两党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