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蓬勃的时期，除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外，便是民国时代。那是一个既昏暗又辉煌，既战乱不休又思潮涌动的岁月；它是民族遭遇重重困难的时期，亦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时刻。即便最璀璨的星辰也无法彻底照亮广袤的大地，但它们犹如灯塔，为这个民族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播撒下了希望的种子。
胡适，无疑是民国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人物，他曾师从约翰·杜威（这位享誉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胡适身负三十余项博士头衔，然而这些多为名誉性或荣誉性的授予。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他广泛涉猎，包括哲学、史学、小说等领域，并且他还是红学研究的先驱，著作颇丰，但总体而言，其学术成就并不算突出。此外，他也尝试诗歌创作，并有诗集出版，若以常规评判，诗有好劣之分，而他的诗作却难以简单地贴上好坏的标签，因为它们大多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定义。当然，时至今日，诗歌的界限已变得相当模糊。
胡适乃新文化运动之领航者，他似乎尤长于开创，而鲜能至圆满之境。恰如古语云：“能创者，未必能终；善启者，未必善结。”然而，换个视角审视，他以毕生之力，身体力行了“成功不必由我”之信念。
胡适毕生致力于探寻中华民族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发展道路，他坚定地捍卫自由、法治、民主与人权的理念。即便移居中国台湾后，在担任“中研院”院长期间，他依然携手数位文化界同仁，联名反对蒋介石违反台湾“宪法”规定，企图三度连任“总统”的举措。
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胡适发起的批判运动，背后蕴含了政治与个人等多重动因。此举显著削弱了胡适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胡适由书生之志渐变为宽厚长者，一生致力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那些昔日站出来批评他的人，许多也曾受过他的提携与帮助。他如同温润如玉的君子，对民族有所贡献。或许有人会觉得，无论做学问还是担任官职，胡适都显得平凡无奇，没有特别突出的成就。然而，时至今日，在中华大地的政治、学术与文化领域，胡适先生这般的人物，已是凤毛麟角，难以寻觅。
若要在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中挑选一位作家，我首推鲁迅。若要选出三位，我的回答将是：鲁迅，依旧鲁迅，还是鲁迅。或许有人争辩：鲁迅未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对某些作家而言，此奖是荣耀的象征，未获奖则是遗憾。但对鲁迅而言，倘若他获奖，那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若未获奖，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大遗憾。
永恒流传乃是对文学作品至高无上的赞誉。我们这一代人在学生时期，无不接触过鲁迅先生的笔墨。当时的我觉得，他那半文半白的文风颇为晦涩难懂，略显奇异。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中学时代所学的多数课文已逐渐淡忘，唯有那个镌刻在书桌上的“早”字；那位身着破旧长衫，于咸亨酒店中以酒为墨，书写“茴”字四种写法的书生形象；那个在半梦半醒间观赏社戏，品尝罗汉豆的孩童；以及那位月光照耀下，手持钢叉的少年，依旧鲜明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或许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藏着一个阿Q，当被生活的重压击倒在地时，却还在意自己摔倒的姿态是否稍显体面。每个人的心底都匿藏着一个祥林嫂，反复咀嚼着那些该做的未做、不该做的却已为之的遗憾。多少人在绝望深渊，幻想那浸着血的馒头或许能成为救赎的良方。又有多少人在罪恶的阴影下，选择了冷眼旁观。
有言论称鲁迅未曾创作出优秀的长篇小说，因而难担伟大作家之名。真正的文学，其本质绝非商品，不应以销量衡量其价值。对每位文学创作者而言，鲁迅犹如一座巍峨峻岭，难以翻越。尽管他的作品在任何时代都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又有谁能如鲁迅那般，以笔为剑，其锋芒穿透百年时光，直至今天，仍有人忌惮其文字中所蕴含的力量。
“所谓大学之精髓，不在于楼宇之巍峨，而在于大师之风采。”此乃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之言论。梅先生掌管着清华的经济命脉，即美国逐年返还之庚子赔款余额，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钱学森等先辈海外深造之费用，皆源于此，且钱学森两度申请延长资助，均为梅贻琦所首肯。梅贻琦身为清华基金之掌舵人，逝世时身无长物，一生清简至极。北大前校长傅斯年，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蒋介石对其颇为赏识，然他坚持中立，不涉党争，勇于弹劾孔祥熙、宋子文等权贵。傅斯年心怀天下，不遗余力地为国为民奔走。他凭借自身威望与广泛人脉，筹集大量资金，助困厄中的知识分子渡过难关。直至临终前一夕，他仍在挑灯夜战，修改文稿，只为换取稿酬，换得一条稍厚的棉裤御寒。在我看来，他们方为真正的正气凛然，清廉自守之士。
《庄子》深奥难解，刘文典先生断言，世间唯二人能透彻理解庄子，其一是他自己，其二自然是庄子本人。然而，他是否真的理解庄子，实则并非关键。仅凭他那句“大学非衙门”，以及拒绝学生繁复迎送的作风，加之敢于与蒋介石直面交锋所展现的文人士气，已足以赢得大师之誉。刘文典性情孤傲，却对陈寅恪钦佩有加，想来是因陈寅恪学识渊博。钱钟书曾对陈寅恪考究杨贵妃是否处女入宫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过于细碎且意义不大。知识的价值，无论是实用与否，绝非个体或一时所能评判，而往往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彰显了我们非矩阵中漠然数字的身份。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这是人们对知识本身的崇高敬意。而他刻在王国维墓碑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1937年，于清华大学长沙临时校区的入口处，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紧紧抓住校长梅贻琦的衣袖，泪流满面。此人竟是赵忠尧，中国核物理学的奠基者。为躲避日军封锁，他乔装乞丐，将50毫克镭藏于铅盒内，再隐匿于一普通酸菜坛中，历经艰辛从北京携至长沙。其学生诸如钱三强、邓稼先、程开甲等，皆为“两弹一星”的杰出贡献者。而三十余载后，北京街头出现的另一位蓬头垢面的乞丐，却是真正的落魄之人，身无分文，流落于市井。他便是赵忠尧的恩师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泰斗。叶先生一生未婚，将学生视为己出，全身心投入中国物理学的教育与研究事业，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他最终孤独离世，其逝世成为民族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痕。
抗战年月，年幼的梁从诫向其母林徽因发问，倘若日本侵略者侵袭而来，该如何是好？林徽因从容答道：“中国读书人终归还有条退路可走，你瞧，咱家门口不就是浩荡的扬子江吗？” 有人言道：中国的知识分子皆是“平日空谈心性理，危难时刻方舍命报君恩。” 此种论断未免偏颇，历次民族危难之际，总有人在茫茫暗夜中为中华文明燃起希望之灯，有灯即意味着有人在。正所谓“守护国家，乃君王臣子肉食者之责；而捍卫天下，即便是卑贱之匹夫亦有其担当。”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多局限于国学与文学领域，对国家实际的进步与强盛贡献有限，难以称得上真正的大师。我作为一个典型的理工科背景人士，在年轻时也曾抱有相似的看法。然而，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我日益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与创造财富的能力固然至关重要，但其文化深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价值体系同样不可或缺。纵观历史，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其根源往往源自于思想的革新。
海涅曾言：切勿小觑隐匿于任何角落的思考者，正因康德斩断了上帝及其尘世代言人的联系，才有罗伯斯庇尔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壮举。每个民族皆需拥有自己的思想家，需有人为公平与正义振臂高呼。一个缺失公平正义的社会，即便累积再多财富，也仅是滋养少数人的贪婪；再尖端的武器装备，也仅是捍卫少数人的特权，而非增进人民的福祉。
当今世界再度步入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们似乎又一次矗立于历史的抉择关头。我们缅怀民国时期的诸位大师，追思他们踏过的足迹、传扬的言语、以及渐行渐远的身影，并非出于对那个时代的向往，毕竟，无人乐意重返一个贫弱交加、流离失所的岁月。我们敬仰的是他们的时代魂魄，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勇于在混沌中探索民族的前行之路。他们中，有人屡遭挫折，有人误入歧途，却始终矢志不渝，至死不悔。在暴风雨肆虐的漫漫长夜，他们守护着民族科学与文化的微弱火苗；在存亡系于一线的关头，他们捍卫着民族的精神根基。他们的眼神似乎依旧注视着我们的步伐；他们崇高的品性与智慧，宛若夜空中璀璨的星辰，照亮着民族前行的漫漫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