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收到了左权将军遗孀刘志兰的一封信，要求为左权平反昭雪。
当时，中央组织部把信批转给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几个月后，干部部复信，其中信的末尾提到：
“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所以现在就不需要再平反昭雪了。”
一直到1982年，刘志兰再度致信中央，要求为左权平反，这才引起中央重视，不久之后，有关部门正式出具文件，为左权平反，并撤销了昔年对他的处分，并将平反文件放入左权将军的档案。
刘志兰的这封信也许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左权将军在生前似乎并未受到冤枉，但事实上，刘志兰信中所提乃是一桩四十年前的往事。
一
左权在过去革命历史上，曾受过两次处分，而两次处分均是因为同一原因，即“托派嫌疑”。
这两次错误的处分所跨越的时间之长，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
左权是1924年3月考入程潜、李明灏所负责的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该军校合并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不久之后，在陈赓介绍下，左权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在参加完讨平陈炯明叛乱的两次东征后，左权就受党组织委派，被派往苏联学习，直到1930年6月才回国，并转赴中央苏区。
期间发生了一些故事。
1925年12月，左权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与左权一同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还有不少共产党人，比如王明。
当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米夫在俄文班列宁主义课任教员期间，注意到了“表现积极”的王明，同样王明也对这位对“远东革命”有着深入研究的老师很是尊崇，两人几乎是一拍即合。
在米夫的帮助下，王明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
左权为人本就正派，他看不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做法，引起王明的嫉恨。
1927年1月，王明陪同米夫回到中国，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同年8月两人返回莫斯科，当时中山大学正面临“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论。
米夫在王明的帮助下，全面控制中山大学的权力，也因为积极献言献策，王明颇得米夫赏识。
1927年9月，王明留校任教和做翻译工作，并参加了学校支部局的工作。王明当时虽然没有当选为学校支部局书记，但在米夫支持下，却成为学校支部局的实际掌握者。
王明本就因为他的狂妄、傲慢，在中山大学并不得人心，加之其在党内搞小派别、小团体的做法，更是引起不少人反对，其中包括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左权就在公开场合批评过王明的做法。
为了扩大在中山大学以及党内的影响力，王明开始排斥异己。
1927年秋，王明炮制了“浙江同学会”的事件。
据原中山大学学生、建国后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杨放之回忆：
“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得到教务处主任阿古尔的信任。但阿古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古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
事实上，所谓“江浙同乡会”完全是王明捏造出来的，被诬为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成员，大多数甚至都不是江浙人，比如左权其实就是湖南醴陵人、周达文是贵州人。
二
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应王明要求，开始调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并请求苏联格伯乌人员参加调查。他们并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简单的断定“江浙同学会”确实存在，并要求严惩。
为了提高在党内的地位，王明甚至向当时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总书记向忠发汇报：
“有人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应当引起党的高度注意。”
不久之后，向忠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话，也不经过调查，就明确表态“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
学校后来对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学生予以严厉处分，其中12人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捕，左权虽然不是江浙籍，所以最后以“江浙同乡会”“卫士”的罪名而受到处分。
左权等人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后，虽然得到了处理，但早1929年年底，受苏联内部“清党”影响，给王明提供了排除异己的机会。左权、俞秀松虽然已经去了其他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但仍然未逃过。
王明给左权扣上了“托派分子”的帽子，予以党内劝告处分。
1930年6月，左权回国后，来到中央苏区，先后出任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红12军军长、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参谋处长等职务。
左权在工作中展现出较强的组织才能，引起高度重视，为他后来出任红五军团红15军政委（后任军长兼政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这么说，左权在回国初期，因能力出众而备受重用。
然而不久之后，打击紧跟着到来。
1932年5月28日，中央红军东征军撤离漳州，准备回师龙岩发起水口战役时，左权突然被下到军中的一纸命令撤掉了所有职务，并调回后方接受审查，不久后调红军学校任教官。
左权后来才知道，此事同王明有关系。
1931年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操纵下，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成为政治局委员。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开始推行以他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全面推行，对凡是持不同意见的人展开无情斗争。
左权也只是受此影响众多人之一。
当时，有人告密称，说左权在任红军新12军军长时期，私藏过“托派”的文件。
1930年6月，毛主席、朱老总率领红四军经寻乌入闽，汀州会议以后，红四军、红六军和以及在闽西的红十二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同年11月成立新红12军，不久后左权出任军长。
新红12军转战汀州时，上海托派组织给时任新12军政委的施简，施简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文件袋中，同年年底，新红12军军部开会，时任一团政委刘梦槐发现了这份文件，于是就向左权汇报了这件事。
左权从施简处要了这份文件回来，在看过后放在口袋里，因为事件上仓促，未向中央汇报这件事。后来左权从新红12军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过程中不慎遗失了文件。
也因为这个缘故，左权事后受到审查，虽然他一再声明与“托派组织”没有联系，但还是差点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论处。所幸的是，当时虽然有不少人认为左权有参加托派组织嫌疑，但拿不出实质证据。
最终，左权被判处留党察看8个月。
三
也因为背着这个处分，左权承受了很大压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绝大多数受到影响的同志得以解除压力，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不过，因为情况紧急，对于很多受到错误处分的人，当时并没有进行程序上的纠错。
遵义会议后，左权深受组织信任重用，一扫过去阴霾，并先后出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等职务，抗战爆发后，左权又出任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本来这件事就该被搁下不提，但随后一个人的出现，却又让左权不能不警惕。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
王明在回国以后，虽然就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恢复和发展长江流域中共组织、与国民党协商统一战线中的一些问题等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可他的一系列错误的言论，也引起了党内思想混乱。
当时，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加紧了反奸细反托派的工作。
这种情况一直到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稍稍有所缓解。
不过，因为王明本身既有的影响力，他在“肃托”一事上仍然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也影响了组织决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决议案》也决定，把“托派”作为锄奸的紧急任务。
彭老总在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曾与王明会面，当时王明就批评彭老总：
“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八路军（副）参谋长?”
这一切也让左权深感不安。基于自身政治经验考虑，左权下意识的认为，自己过去曾有过“托派”嫌疑，可能会被有心人当成靶子，因此决定上上申诉。
彭老总对于左权这段历史公案有过了解，特别是听过左权讲述，对左权更加信任，左太北后来回忆彭老总对她谈及父亲左权时，还有这样的话：
“彭伯伯就讲那个时候你父亲在战争面前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是个钢铁般的人，可是就在他跟我讲到，他当时这个处分还没解决，他说希望组织能给他解决这个身份问题，在他跟彭伯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流了眼泪。”
1941年11月，左权再次向上申诉，彭老总出于对他的信任，也决定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反映这件事：
“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左权对此事苦闷不释。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不仅如此，彭老总还请出了朱老总，一起帮着申诉，组织上接受以后，命令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调查这件事。
很遗憾，左权并没有等到组织正式做出结论，就于1942年5月牺牲。
左权是背着这个错误处分遗憾离世的，虽然在他牺牲后，无论是组织上还是地方上，都对左权予以很高的评价，但在私底下的场合里，左权的这个处分还是会被人经常提起。
作为左权的妻子，刘志兰自然心知肚明。
从七十年代末，刘志兰便向组织申诉，至1982年经组织正式调查后做出结论，撤销了销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
此时距离左权受错误处分，已经过去了53年，而距离左权牺牲，也已经过去了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