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冈村宁次带着5万多日伪军，对冀中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因为敌人力量太强，我们明显处于劣势，所以冀中大部分地区都被他们占领了。老百姓遭了殃，有五万多人被杀，八路军也受到了重创。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八分区。
反“围剿”行动拉开序幕，八分区的头儿常德善和王远音带着33团和30团，在深县、武强、饶阳、安平这几个地方来回打游击。33团的领头谭斌带着3营在北张岗那一仗里，全都英勇牺牲了。没多久，分区的大本营和30团又在五公村被敌人团团围住。
常德善是120师的一位勇猛将领。1939年，当贺老总带着120师来到冀中时，吕正操多次恳请让常德善留下成为冀中的中坚力量，贺老总答应了。常德善历经无数次战斗，战斗技巧娴熟，应对突发状况也很有一套。八分区被敌军重重围住时，他仔细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实力，然后对政委王远音讲：“咱们被敌人围得严严实实，今晚得豁出去了，尽全力突围，跑到外线去，到子牙河游击区去。”
王远音反对道：“子牙河那边是敌人的游击区，他们都掌控着呢。咱们要是转移到那儿，没有老百姓支持可不行。还不如就在这附近挺下去。”
常德善再三强调：“敌人兵力是我们的十倍，正一步步缩小包围圈，要是今晚不走，我们可能就全完了，那结果可太吓人了！”
王远音板起了脸，心里很不痛快地说：“碰到敌人就开溜，那纯粹是为了活命。这样一来，老百姓会背后嘀咕我们，政治影响可不好。我作为政治委员，是有最终拍板权的。我说，谁也不能走，一个都不许溜！”
常德善耐心地解释道：“咱们这是在打游击，游击嘛，就得机动灵活，撤退也是常有的事。不能一撤退，就说我们是在逃跑。”
王远音依旧沉默不语，这让常德善既焦急又生气，他痛心疾首地说：“老兄，你这么做，八分区可就要毁在你手上了！”
王远音仍旧不以为意，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他们俩闹得不愉快，最后各自分开了。
天亮时分，敌人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常德善和王远音带着队伍朝北撤退。他们在薛村和敌人激战了一整天，最后，八分区的队伍几乎全拼光了。常德善身上中了27枪，英勇地献出了生命。王远音腿部受伤，走不动了，就拿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身殉国。
八路军总部收到了冀中地区传来的战况消息，彭德怀瞧了一眼，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猛地一拳捶在桌面上，大声招呼道：“左权，赶紧召集大家开会！”
接着，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走了过来。彭德怀把冀中军区抗击敌人“扫荡”的战斗详细情况递给了他们。左权和罗瑞卿看完后，好一会儿都没出声。彭德怀声音低沉地说：
常德善这人特别能干，党性坚定，打仗时总是冲在最前头，真是个了不起的战斗英雄。红军时期他就已经是师参谋长了，要是贺老总知道他牺牲了，肯定伤心得不得了。常德善总是往战斗最狠、情况最糟的地方钻。湘鄂西的一次战斗里，贺老总头部受伤昏迷，余秋里胳膊断了，血流个不停，走不了路，警卫员也牺牲了，是他先把贺老总背了三里地，藏在山洼里，然后又返回去把余秋里扛出来。一路上，常德善挨了三枪，但他硬是挺着，把贺老总、余秋里背到了树林里，又跑到村里找老中医来救人。贺老总、余秋里常说，他们俩的命是常德善给的。
左权难过地表示：“这次对抗扫荡的行动，冀南和冀中地区遭受了重创，人员大幅减少，许多红军的领头人都牺牲了。”
彭德怀直接接过话茬儿：“你们就没瞧出啥不对劲儿？我找你们来，是想琢磨琢磨政治委员拍板定案这事儿。”
他继续讲道：“咱们变成八路军那会儿，有阵子把政治委员制度给停了，结果就乱套了。后来恢复了政委制度，这挺好，可又让政委有了最后拍板的权力。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来了。制度嘛，得为打仗服务，可这个拍板权制度对打仗一点帮助没有，反倒让军队和政治方面闹起了矛盾，指挥打仗都受影响。咱还非得守着这个制度不放吗？”
对呀，那个决定权制度早就该废掉了，左权说道。在皖南事变那会儿，项英没听大多数人的建议，偏偏选了往南走的路，结果新四军吃了大亏。那时候就有人主张废掉这个制度呢。
罗瑞卿讲道：“我们这个制度是借鉴苏军的。其实，咱们部队早就有了威信高的领导中心，里面有军事干部，也有政委，谁说得对就听谁的。我觉得应该在制度上明确，既要集体商量，也要领导各管一块，大家各尽其职，彼此尊重。”
彭德怀提议道：“我觉得咱们中央是不是该改改政治委员做最后决定的规矩，大家伙儿觉得咋样？”
左权和罗瑞卿都点了点头，说：“我们没意见。”
接着，彭德怀给党中央发了电报，提议拿掉政委的最终拍板权。
9月3号，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战场上怎么行动，最后都得听部队里管军事的长官来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