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院、出版学院)教授、博导,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符号与传媒》主编,主要从事文化传播符号学研究。近年主持及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课题“‘巴蜀图语’符号谱系整理分析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文化经典符号谱系整理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等国家级课题6项。主编“传播符号学书系·国际视野”“中国符号学丛书”等,出版《文化传播符号学论纲》等专、编、译著10余部,围绕“文化·符号·传播”等相关主题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意义形式论辩义集”系列文集是对赵毅衡意义形式论学术思想的延展、应用、商榷。《意义形式论辩义集·叙述学卷》从国内外近千篇围绕“广义叙述学”(或“符号叙述学”)学术观念展开的论文中遴选了16 篇论文和1 篇访谈文章,根据一定逻辑集结编撰而成,分别涉及符号叙述学的理论内涵与体裁拓展、核心概念与内在的形式特征,以及新类型的符号叙述典型范例。这些编选的论文,或深入一个专门领域,或拓展,或争鸣,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符号叙述学”的可探讨性和可探索空间。
《意义形式论辩义集·叙述学卷》
胡易容主编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3
ISBN 978-7-03-081466-1
本文节选自胡易容教授为《意义形式论辩义集·叙述学卷》一书撰写的“前言”。
尤尔瓦·赫拉利(Yuval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认为,推动人类从动物成为上帝的有三次重大革命。其中,人类从诸多动物和人类近亲中脱颖而出的第一次革命称为“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他看来,不是语言而是虚构故事赋予了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换言之,我们也可以将人类第一次革命称为“叙述革命”。在他看来,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叙述为基础的,因此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很快就远远甩掉了包括人类近亲在内的所有其他物种。人类通过叙述获得了一种“神一般”的力量,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构建复杂的社会体系,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现实世界。叙述使得人类能够超越生物学上的局限,通过共同的想象和信仰,创造出比个体生命更持久、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由此,“叙述”从来不是特定体裁的局部规律,而是人类认知世界及组织社会的基本方式。
既然叙述是一种普遍的力量或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成为文学门类的限定性学问呢?这是委身于文学文本的实现学科化发展的近现代叙述学与许多其他学科共同的命运。实际上,人类学科发展史上许多学科基于一门具体的应用发展起来—一个实然的结果,而并非基于学理逻辑的应然建构。尤其是近现代应用性学科发展过程中,诞生了许多因需求而出现的学科。诸如“语言”是“符号”中的一种,但20世纪初先行发展起来的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而非以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为代表的“一般符号学”;类似的还有基于应用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新闻学,在很长时间内都代表了“传播学”,但从学科种属关系逻辑上,我们清楚地了解,新闻只是其中一种传播方式,还有广告、公关等许多传播门类。这种先行发展起来的种学科代替属学科的现象尽管颠倒了学科逻辑的上下层级,但确是人类社会实践中基于具体问题导向再自然不过的方式。这不过说明这种下级门类具有历史阶段的需求性或典范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历史阶段下的学科路径往往会突破其原有边界,以实现学科实然向逻辑应然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语言学发展到一定阶段,面对跨语际问题时,语言本身的外延不得不向“一般符号”广义化发展;而新闻传播学在今天的学理化发展,也不断地越出新闻去探索一般意义的“人类传播规律”。
回顾叙述学的学科发展史,几乎也具有同样的特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情节等要素的讨论奠定了古典叙事学框架。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叙事理论主要针对悲剧,之后的叙述研究传统,文学占据了主要位置也就自然而然。19世纪的文学批评部分地成为现代叙述学的实践前奏,而结构主义语言学直接促成了现代叙述学的诞生。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是这门学科的命名者,也是叙述学的定义提出者之一。他认为,叙述学研究的对象是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无论叙事采取何种媒介,文字、图画还是声音。换言之,托多罗夫的观点代表了侧重叙事普遍特征一派的观点。但客观上它们都集中在文学文本,尤其是小说文本的研究之上。例如,被认为是接受了托多罗夫观点的《大拉霍斯词典》将叙述学解释为“人们有时将它指称为用来研究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而以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为代表的观点则更为明确地将叙述学界定为“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叙事研究”,并强调话语(包括时序、语式、语态等)研究,而并不那么关心故事结构。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叙述理论构成了文学文本对象的传统根源,那么现代经典叙述学的结构主义传统则形成了其封闭结构的直接成因。哪怕及结构主义发展至后结构主义,这种结构主义的惯性仍然强有力地掣肘着叙事学的发展。理论家们似乎也是一点一点往前突破。比如,A. J. 格雷马斯(A. J. Greimas),曾提出的叙述语法适用于任何的符号文本。但受限于这种传统,他也未能作出整体性的理论改革。而叙述学的边界常常是在叙事对象的迅猛发展中被挤破的,诸如,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认为电影是符号学的领域,实际上就把电影看成了符号叙述。不仅如此,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所讨论的服装、广告、博物馆展览等流行文化现象,其中的叙述性显而易见。尽管巴尔特在《叙述结构分析导言》中将符号观引入了叙述学,但巴尔特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和对象依然受到限制而未能整体性地重塑叙述学面貌,后期巴尔特更多以符号学面貌,实现向后结构主义的转进。
在叙述学基础如此优越的西方学界,为什么迄今未以一种整体性的面貌实现重塑?原因之一或许是语言结构逻辑上的。对于没有时态的汉语来说,叙述学“过去性”看似不可撼动,但对于没有时态的汉语来说,它并没有坚实的语言逻辑根基。在文学对象范畴上,中国古典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彼此交融,也使得“文学文本”的范畴边界本就是不清楚的。由此,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叙述学传统,在学理上当然可借鉴,但在叙述文本的范畴方面,既没有基于语言的时态的逻辑依据,也不提供包含历史叙述文本这样的对象依据。这反而使得中国叙述学更少包袱,也更能面向叙述学这门学科的意义形式论的本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以叙述学改造历史学的“新历史主义”运动对全球学界冲击都很大,但若考虑到中国史学的文学性之密切,中国学界没有发生这样的历史叙述运动反而是奇怪的。
当然,这也并不奇怪。毕竟,学术发展包含了当下学术史语境下的复杂因素。没有亚里士多德传统或语法时态包袱的优势是否能切实地转换为中国叙述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成效,还取决于当下学界的诸多因素,也需要避免西方学术的一些弊端。比如,在赵毅衡看来,“每个学科都似乎要固守着自己的名字不愿意放下,有些画地为牢”。他提到,符号学家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的《叙述》(
Narrative),已经涉及符号叙述,但他始终进不了叙述学的圈子。而科布利教授对中国学界符号叙述学能进入叙述学领域的开放程度感到惊讶。这种未形成过于牢固圈子的情形是中国学界的优势,值得学界珍视。
此外,叙述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具当下意义的语境优势——中国当下经历的文化与科技双重剧变的实践,为叙述学提供了诸多全新的文本样态。在科学技术领域,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再到包含人联网在内的元宇宙实践提供了诸多时态与时空交错的新文本形态,其亟待处理的叙述性问题常常无法再用传统的框架去套用;在文化领域,中华文化复兴的现实,可能超越了“后殖民”、“后现代”或“后工业”这些打上清晰的西方中心标记的概念所包含的潜在意涵。中华文化正在以自身的叙事方式超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关系,而正在开启一种有待重新审视的不同叙述逻辑。
沿着赫拉利将“叙述”作为人类的本质力量,需要从叙述本身的应然角度去面对叙述学,从一门学科所属的“意义形式论”展开探索。赵毅衡在处理“叙事”与“叙述”这一对在西语世界并没有区别的术语时,坚决采用“叙述”一词,虽然看上去是术语之别,但包含着理论范式的内在坚持。他坚称,如果沿用“叙事学”就无法展开“广义叙述学”讨论。沿着范式创新的思路,这本《意义形式论辩义集·叙述学卷》从上千篇相关论题的论文中遴选了触及“广义叙述学”关键点的讨论。本书除“绪编”外,主体部分共分四编:绪编“符号叙述学何为?”从学科发展角度讨论边界之拓展;第一编“符号叙述学:定义与基本问题商榷”从定义、媒介基础等分析符号叙述学的基本关键概念;第二编“符号叙述范畴:体裁、媒介与形态边界拓展”集中讨论图像、游戏、歌词乃至梦境这些非常统叙述样态如何丰富叙述学理论;第三编“符号叙述结构:‘新底本’、‘三度区隔’与‘再叙述’辨析”力图展现符号叙述结构的普遍形式规律;第四编“符号叙述的展开:类型、主体、情节”则对包含演示叙述在内的符号叙述新分类的典型范例提供了具体分析。
一门学科的重大创新,常常是一批学者乃至一代学者的努力,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及其系列论文出版以来,引发了诸多探讨,其中不乏争鸣乃至争议。这些编选的论文或赞同,或拓展,或争鸣,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符号叙述学”的“可探讨性”和可探索空间,这恰恰是学术发展最需要的氛围,也是我们编辑《意义形式论辩义集》的初衷。
胡易容
2024年12月
本文节选自为《意义形式论辩义集·叙述学卷》(胡易容主编.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3)一书“前言”。
ISBN 978-7-03-081466-1
责任编辑:常春娥 赵 洁
本书广泛适用于语言、文学、艺术以及当代传媒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也可为语言及文化学者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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