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蓝
日本华文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一部分，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被遮蔽的境地，日本华文作家也面临相对边缘的尴尬处境。事实上，日华的作家作品并不少，然而担当起日华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学者屈指可数，例如，曾旅日多年的五零后林祁出版了新著《风骨与物哀之间》，再如国内首位以日本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博士论文的八零后张益伟。
我大约在十年前踏足华文文学领域时，也曾信誓旦旦，很想有所担当。我的学术背景是跨学科的，大学本科主修汉语言文学专业，同时辅修过两年新闻专业，在国内某高校任教期间又攻读了文艺传播学专业的硕士课程，之后远赴日本留学，硕博阶段主攻图书馆情报学专业，对文学图书的出版、译介、受容研究颇为熟悉，回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又学习和实践了比较文学理论。2015年重返日本，之后转向华文文学研究时，我以为自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当时有学术前辈鼓励我说，不要急，对日华作家作品及其发展轨迹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建议我先接触一些作家作品，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了解队伍状况，然后挑选几个感兴趣的作家作品，在进行深入阅读与思考的基础上，写几篇阅读随笔或评论文章，发表出来看看是否抓住作者的心思，切入读者的兴趣点，之后再从语言风格、题材取向、写作视点、生活视野等方面，系统地比较一下几位作家的创作异同，再把他们放在日华文学的更大范围内考量，看能否发现一些现象，找出一定规律，从宏观角度写出几篇评述文章，然后再从纵向梳理一下日华文学，整个轮廓、脉络就会变得清晰可辨。如果一步一步地进行研究，能做到扎实稳健，并有所获。
然而，时至今日，我转到日华作家作品研究上近10年，虽然评论过一些作家作品，或对日本分门别类地综述，比如黑孩的长篇《贝尔蒙特公园》、哈南的长篇《猫红》、日华小说的在地性写作、李长声为首的知日随笔、日华女作家的散文作品、日华文学的现状与发展等，也都发表在《文艺报》《作品与争鸣》《香港文学》《当代散文》等报刊与杂志上。但是，总觉得不痛不痒且数量不多，究其原因是自己瞻前顾后，无法做到笔随心至，因为我本身处日华文学作家群体中，感到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是客观研究，已变成了宣传，作者需力捧，作品要高评。这，其实与我的个性与之前长期做研究的习惯不太一致。我前后两次来日本居住的时间至今约有二十年，前十年主要是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进行了研究，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期间在上海）。文学研究要求有独到见解和观点，只要有理有据，允许进行文学批评。我的日本导师・文艺评论家黑古一夫出版过三部村上春树论，都是大力批判村上春树的，我自己的一部研究专著也对村上春树的中国观、战争观方面的偏颇进行了批判。所以，长期以来我养成了每看一部小说总要挑毛病的习惯。
尽管日本华文圈有相当优秀的作品，但自然也会有水平一般的作品。我长期阅读国际知名作家村上春树、双语作家多和田叶子等的作品之后，再阅读日本华文作家的作品，更是免不了挑剔的眼光。每当要写评论时，我其实是无法做到与内心的和解，不能说服自己去高评或虚夸那些一般的作品。实践证明，批判性的评论，会打击身边熟悉的作者，彼此造成紧张的人际关系。记得我曾为一位日华小说作者的新作写过八千字的评论，其中批判了有性格缺陷的主人公，令对方不悦，给删了其中五千字，只留了有称赞味道的三千文字。我很失望，慢慢就不想写评，把精力都用在日本华文社团的管理工作上了。所以说，在日本华文圈里近十年的收获，于我个人而言，只是社会层面的个人成长，文学评论上实在有点遗憾。在我这里，文学研究与作品宣传之间难以统一起来。
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看到了北美华文文学界的评论家陈瑞琳女士身上的一束光，她能照到她们美华乃至整个海外华文文坛里的作品，在她眼里那都是一朵朵花，她真的夸不完。这种积极的态度让我深受启发。我想，自己也许不该拥有一把剑，而该拥有一束光。我们日华文学是一个有待深挖的宝藏，黑暗中，一束光或许就是一个作者在写作上支撑下去的力量。（作者系日本华文作家协会前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