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沈阳街头弥漫着战后的混乱与焦灼。苏联红军的坦克碾过残破的街道，伪满洲国的旗帜被撕碎踩在脚下。
一名身穿便装的年轻人刚下火车，便被几名苏联士兵拦住。他的面容清瘦，神色镇定，唯独那双微微颤抖的手，暴露了内心的紧张。
“姓名？”士兵的枪口抵住他的胸口。
“爱新觉罗·宪东。”他深吸一口气，声音低沉却清晰。
“伪满军官？”苏联人冷笑一声，掏出手铐。
“不，”宪东突然提高声调，“我是中国共产党委派的地下工作者！”
空气凝固了。苏联士兵面面相觑——早有情报显示，这个人明明是清朝皇族肃亲王善耆的儿子，更是臭名昭著的“东方女魔”川岛芳子的亲弟弟。
一个满清贝勒，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宪东的出身注定了他命运的撕裂。
1914年，他出生时，父亲善耆正蜷缩在旅顺的日式别墅里，策划着“满蒙独立运动”。
作为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末代肃亲王，善耆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甚至将子女当作复辟筹码：长女显玗送给日本间谍川岛浪速当养女，改名川岛芳子；幼子宪东则被塞进“武士道”的模具，冠以日本名“川岛良治”。
在松本市的川岛家，宪东度过了最黑暗的童年。养父川岛浪速表面是“恩人”，实则将他当作奴仆使唤，动辄打骂。
更令他窒息的是姐姐的遭遇——川岛芳子被养父强暴后性情大变，从此剃短发、穿男装，沦为日本军部的杀人工具。
多年后，宪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成了鬼，但我不想做鬼。”
转机出现在1927年。13岁的宪东随兄长宪容赴东京求学，兄弟俩挤在贫民区的出租屋里，第一次接触到底层民众的苦难。
一次学生集会上，他们结识了日共领袖加藤惟效。加藤递给宪东一本日文版《资本论》，扉页上潦草写着：“人不是命运的奴隶。”
共产主义思想像一束光，刺破了宪东心中的阴霾。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著作，甚至试图加入日共，却被加藤劝阻：“你的战场在中国。”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
1935年，21岁的宪东被迫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效力伪满政权。溥仪亲自召见这位“侄儿”，将他提拔为禁卫团炮兵排长。
混迹在伪满军中的宪东风头无两：29岁升任沈阳铁西区防空队长，掌握着关东军的弹药库分布图。日本人视他为“亲日派”，溥仪期待他“光复祖业”，却无人察觉，这位年轻军官的抽屉深处藏着一本《共产党宣言》。
1944年春，沈阳凯宁饭店的包厢里，宪东终于等来了命运的叩门声。
中共地下党员章晋以“伪满军官”身份与他接头，两人从诗词歌赋聊到时局动荡。临别时，宪东突然攥住章晋的手：“我找党找了十年……请让我为革命做事！”
潜伏就此开始，宪东利用职权，将伪满军的布防情报、日军秘密仓库坐标源源不断送往抗联。
最惊险的一次，他冒死潜入沈阳兵工厂，抄录了关东军囤积的20万支步枪清单。这份情报让挺进东北的八路军如获至宝，曾克林部队仅用三天便收缴了整座仓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宪东接到密令：火速赶往沈阳，保护日军遗留武器。当他以“中共特工”身份直面苏联红军时，连赶来接应的同志都捏了把汗——毕竟，他的姓氏太刺眼了。
身份公开后，质疑声铺天盖地。有人翻出川岛芳子的旧账：“汉奸的弟弟能是好人？”
宪东一言不发，上交了全部家产：肃亲王祖传的翡翠扳指、伪满军部颁发的勋章，甚至包括川岛浪速送的武士刀。
“我叫艾克，”他对组织说，“和爱新觉罗再无瓜葛。”
改名后的艾克投身炮兵建设。他在冰天雪地里手把手教战士测算弹道，为东北民主联军培养了第一批炮兵骨干。
1948年辽沈战役，解放军万炮齐发攻克锦州，国民党守军至死不信：“土八路哪儿来的重炮？”他们不知道，这些“重炮”的指挥官，正是曾经的伪满防空队长。
2002年3月，88岁的艾克在北京悄然离世。葬礼上，一副挽联道尽他的一生：“弃王冠，择信仰，肝胆两昆仑；藏功名，守初心，丹心照汗青。”
历史总是充满讽刺：他的姐姐川岛芳子作为汉奸被枪决，而他，这个本该继承铁帽子王的末代贝勒，却成了埋葬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正如艾克晚年常说的那句话：“血脉是天定的，但路是自己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