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庄正
一群不拿枪的兵——回忆抗战中的五旅文工队
庄 正
最近，我看到一张原二十五军文工团老战友聚会的合影。昔日的少男少女，而今已是白发老人！二十五军文工团的前身是新四军二师五旅文工队和七师十九旅文工团。本人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曾在五旅文工队工作过，下面是我的一些片断回忆。
簸箕岭突围
1944年深秋，我结束了八个月的整风学习，背着背包，从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去五旅政治部报到。旅政治部邓少东主任要我去文工队当政治指导员。当时，我还有些思想不通，因为在整风学习之前，我已是五旅十三团八连指导员，还想回部队工作。经说服后，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从此，我也成了一名不拿枪的兵。
到职后不久，就和队长许平、副队长陈星楠率队员30余人，去常山岭四旅驻地作慰问演出。11月10日，日伪军近万人，分七路合击我淮南津浦路西中心区——藕塘镇。我主力部队和党政军首脑机关及时转移到了外线。我们文工队把幕布、汽灯、服装道具等笨重物品送到山里一名队员家中打埋伏，人员随四旅的部队在滁县西北山区打转转。后来又转移到了津浦路东的来安、嘉山一带。有一天夜里，我们随部队到达一个叫簸箕岭的山村宿营。拂晓时，同志们正在酣睡中，忽然枪声大作，子弹就从我们住的屋顶上飞过。大家飞快地从地铺上爬起来，在预定的紧急集合场集合。部队派通信员来通知我们，说是遇到日伪军偷袭，要文工队立即向后山转移。没有等全队集合完毕，就由队长率队冲出村子，向村后的山头跑去。跑着跑着，忽然陈德顺同志喊了声“不好”！返身就往村子里跑。问他干什么？他说指挥刀还丢在老百姓家里！领导和同志们要他别去了，他不听，硬是跑回村子把那把日本指挥刀找了回来。当他返回时，敌人已进了村子，开始在烧老百姓的房子。这次突围，文工队没有遭受损失。因为有部队阻击，日伪军再未敢前进。
演出活报剧《扫兴》
日伪军的“扫荡”于11月16日结束。国民党桂顽紧接着在17日就集中了四个营的兵力，由一七一师五一二团团长蒙培琼指挥，向我路西根据地进攻。19日，我五旅部队在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的指挥下，集中了十三、十四、十五共三个团和已在占鸡岗的十八团．经两天一夜激战，将桂顽的四个营和土顽牛登峰部全部歼灭。
文工队获悉部队打了大胜仗，星夜从津浦路东往路西赶。当我们趁着黑夜，正准备越过铁路时，忽然有一辆巡路的铁甲车轰隆轰隆地由北向南开来，车头上的探照灯照得好远好远。我们立即就地隐蔽起来。铁甲车过去后，又通过一列火车。护送我们的四旅教导队，不知谁传来一句口令：“火车带坦克搜山！”把我们一些没有军事常识的同志吓得不轻。其实，这是一句玩笑话，火车怎么能离开轨道，带坦克搜山呢？我们翻过铁路后，先回到藕塘，再赶到占鸡岗。为了庆祝这次战斗的胜利，由队长许平编导，文工队排演了一台名叫《扫兴》的活报剧。内容是描写顽与日伪相互勾结，顽军向我进攻遭到惨败。日伪“扫荡”时，把路西根据地南线和西线的工事全部破坏了，日伪军一走，顽军就来进攻。蒙培琼团长向其部下动员说：“新四军主力已被日本人打跑了，占鸡岗只有少数地方武装。这次进攻，有百分之百的胜利把握。”他们洋洋得意地打了过来。到处抓老百姓的鸡、打老百姓的狗、杀老百姓的牛，梦想占领藕塘。不料新四军在一昼夜之间，就把主力集结到占鸡岗附近。当桂顽对我主阵地久攻不克，蒙培琼团长决定调整部署，企图包围我占鸡岗、董大圩两处阵地时，成钧旅长抓住战机命令我军全线出击。骑兵连挥舞着马刀在前开路，侦察队、步兵连紧跟其后冲入敌阵，杀得敌人人仰马翻，纷纷跪在地下投降求饶。顽团长蒙培琼躲在壕沟里装死，也被我军活捉。这出《扫兴》戏真实地反映了占鸡岗战斗，是许平同志在极短时间内突击完成的。他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排演前，他只写了一个故事提纲，在排演过程中由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集体创作，边排边修改，最后才把剧本固定下来。这在当时，确实是个好办法。我们在部队演出时，正遇二师抗敌剧团的同志也来部队演出苏联话剧《前线》。他们看了我们的戏以后说，演顽团长蒙培琼的演员从演技和气质上都不像是个国民党军官，倒像是我军的“指导员”。他们算是说对了，演蒙培琼的演员就是我，我没有“戏剧细胞”，不会演戏，打那以后，我在文工队再未担任过角色。
占鸡岗战斗后军部决定重新组建六旅。五旅不再兼西分区，担负机动作战任务。文工队也一分为二，由陈星楠同志率一部分队员去六旅，组建六旅兼四分区文工队。
掩埋烈士遗体
1945年4月，五旅根据军、师的统一部署，参加了黄瞳庙反击桂顽的战役。十五团攻克桂顽一个营和土顽800余人长期固守的王子城据点。十三团、十四团将桂顽的增援部队击溃。此次战役，历时六昼夜，五旅部队歼敌1700余人。战斗打得很艰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十四团团长兼政委朱茂绪、十三团三营政教曹力生和组织股长梅岭等同志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旅文工队参加了战前的动员工作。战役期间，一部分同志参加了战勤工作，负责掩埋烈士遗体。当一副副担架抬着牺牲的烈士，从前线下来的时候，有的同志一看见便哭了，不敢接触烈士遗体。但看到别的同志把烈士遗体上的血污用水擦洗干净，换上干净衣裳，用三块木板拼成三角形，将烈士掩埋起来，逐渐也敢做了，而且做得非常认真。战役结束后，文工队在新区做宣传工作。耿忠同志是搞美术工作的，他用大张新闻纸画了许多揭露国民党军罪行、宣传我军政策，介绍占鸡岗战斗胜利的宣传画。他还拉胡琴，一位女同志演唱，介绍画上的内容，很受群众欢迎。
不该批准的两名探亲假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五旅遵照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的命令，准备收复蚌埠及其周围失地。从8月15日至22日夜，经四昼夜激战，十三团横扫淮南路北段，收复了武店、清洛涧、炉桥，十四团攻克刘府、西泉街火车站，十五团攻占曹店，全旅共攻克日伪据点十余处。正当五旅的部队猛攻蚌埠市郊老虎山日伪军阵地时，获悉国民党桂顽的三个师，绕道淮河北岸，进驻蚌埠市区。五旅奉命撤出战斗，向津浦路东转移。
战斗发起前，文工队随旅政治部经一夜行军，于黎明时到达刘府附近的耿家冲。我带着几个队员看房子，准备宿营。在一家老百姓堂屋西头房间里，看到一个年轻妇女抱着孩子坐在床沿上，我没有认出她就是我的姐姐。分好房子，我就到水井边来洗漱，文工队的一位同志喊我：“指导员!你姐姐找你！”我当时很惊讶，我姐姐怎么到这儿来啦？!原来是她听到我的声音，就向我们的队员打听：“刚才那人姓什么？”回答说：“姓庄，是我们指导员。”她就哭了，说：“我是他姐姐。”我们姐弟俩已有七年未见面了，音讯隔绝，我在家时，她还没有婆家，现在已当了孩子母亲。
这一天傍晚，我们就离开耿家冲，继续向刘府开进。刘府距我家西泉街只有六公里，我在刘府小学读书时，就住在我的姑夫李慎先家里。十四团攻克刘府后，继续向蚌埠推进。文工队在刘府镇负责打扫战场，收缴遗散的武器，做宣传工作。我抽空去看望我的姑母一家。当走进我曾居住过五年时间的那幢我所熟悉的房子时，屋内竟空无一人；正准备离开，我的姑夫回来了。他不认识我了。我1935年小学毕业后就离开这里，已有10年时间，我说：“我是正举呀!”他才醒悟过来，说：“你回来啦！”我问了些他家中的情况，知姑母带着孩子躲到乡下去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种菜地用的一把铁锹被日伪军拿去修工事了，想找回来。我说：“好！我陪你去找。”我俩来到日伪军修建在刘府小学北边的据点里，发现据点和四周的壕沟里有许多铁锹，姑夫看看这把丢下了，又看看那把也丢下了，找了好久也未找到他家的那把铁锹。我说：“这么多铁锹，你拣一把好的拿回去用算啦!”他说：“不行!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结果空手而归。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多么诚实的农民啊！我没有回家去看望我的祖母和父母亲，只在第二天的夜晚，文工队的陈德顺同志背着一支步枪，从刘府火车站驻地陪我又来到姑母家里，见到我的母亲。她从西泉街专程来看我。第三天，我们就离开了刘府镇。
9月中旬，我们到达滁县境内的珠龙桥。有一天，旅政治部秘书来喊我和许平去见邓少东主任。一见面邓主任就气冲冲地问我俩：“你们在定远批准了两个队员探家是吧？”我说：“是的！”邓主任说：“你们有什么权力批假!为什么不请示？你们知道当前的形势吗？部队要转移，他两个能归队吗？!”我和许平俩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在我，我在刘府时未能回家看看，一直感到内疚。后来部队向东转移，途经定远靠山集时，将心比心，我和许平同志就先后批准了李炳坤和汪成余同志回去探亲。我们不知道我军刚撤出不久，国民党军就来了。后来得知经我们准假回家的两名队员都受到国民党的残酷迫害，而且从此脱离了人民军队。邓主任的批评是对的，如果我们当时不准假，当然不会有后来结局。
北上山东
9月18日，五旅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从淮南津浦路西转移到了路东，进驻江苏省六合县城。稍事休整，即奉命渡过三河，北上山东。于10月7日到达宿迁县城。在这里休整10天，补充了新兵，发放了冬装后又继续北上。19日，十四团在宿迁与邳县交界处的窑湾镇，将盘踞在该镇的伪军全部歼灭，毙俘敌800余人，扫清了北上途中的障碍。20日下午，全旅在炮车与赵墩之间越过陇海路，于10月25日到达山东滕县东北的东郭一带集结。
文工队在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不仅要完成自己的行军任务，而且在六合还和淮南大众剧团联合演出。在北上途中，一部分男队员还下到部队，和战士一同行动，做行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走在部队前头，休息在战士后头，比战士更辛苦。文工队的队员多为淮南地区人。北上山东，就意味着别离自己的亲人。张荣杰同志的爱人杨竞华在藕塘做地方工作，文工队北上时她正怀着孩子。后来国民党来了，就把她抓去坐牢，受尽苦难。直到1949年2月，她带着四岁的儿子皖平，找到明光(今嘉山县)二十五军文工团，夫妻才又团聚，孩子才认识父亲。张树林同志和他的爱人王金英都是黎城(今金湖县)人。我们渡三河时，王金英同志找到文工队来了，要求和部队一起走，但当时上级不允许，她只好回家，后来参加了别的部队，也到全国解放后，夫妻才团聚。现在他们都是子孙满堂了。
文工队到达山东不久，高明寿同志就累病了，病得很严重，不得不把他送去后方医院。过了一段我去看他，只见他骨瘦如柴，正躺在一家老百姓存放杂物的山屋里。他见了我，泣不成声，拉着我的手说：“指导员！想不到还能看到你，医院都给我准备后事啦！”文革期间，高明寿同志所在单位派人来向我作调查，说高明寿在山东脱离部队了。我说：“哪有那回事，当时的医院都是设在农村老百姓家里，伤病员都是随医院经常转移的啊！”
11月3日，五旅部队在陈毅军长、罗炳辉师长的亲自指挥下，配合兄弟部队，在界河地区，歼灭已被国民党改编为第三方面军的吴化文伪军1300余人。这是五旅北上山东后的第一仗，也是和山东八路军第一次配合作战。当时沿津浦路北上的日军在前，蒋军在后，伪军在中间，我伏击部队放过日军，掐断后边的蒋军，专打中问的伪军，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很大胜利。放下武器的伪军，多数是贫苦的农民。文工队参加了这次战后的审俘、溶俘工作。我们先把军官和“老兵油子”甄别出来，发放路费让他们回家。把年轻的士兵集中编队进行教育。没有教材，为了统一口径，由我口述张荣杰同志作记录，共同拟制了一个讲话提纲，宣传我军的优俘政策，讲解八路军、新四军的建军宗旨、性质，尔后动员报名参军。经教育后，愿意参军的都补入了部队。
为已投降的日军办接待站
界河战斗后，我军控制了津浦路中段60多公里的铁路线。铁路已被我解放区军民破坏，铁轨、枕木搬走了，路基也都挖断了。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还有些日本商人和妇女儿童，经常成群结队的沿铁路线从我们防区经过。他们从徐州方向来，准备到济南乘火车去青岛，再乘船回国。旅政治部邓少东主任要我们文工队去接待这些过路的日本人。任务是宣传我军政策，收缴遗留的武器，安排日本人在我们防区内食宿，并发给解放区的通行证。为了安全，还要我们带了一个步兵班，配了两名“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作酣译。
我们住在靠近铁路线的一个大村子里，先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看好可供日本人住宿的房子，准备好食品。第一天就接待了100多名日本人。日本人进村后，先集中在一个广场上，由我讲话，尔后分散住宿。当我第一次向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讲话时，心情是异常激动的。回想1938年2月，我的家乡西泉街，100多户人家的房子，全被日军烧毁了，100多位父老乡亲被日军惨杀了!我和我的父亲躲在距村子两里多远的一条干沟里，眼看着自家的房子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真是心如刀绞。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兵打鬼子。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一群放下武器的日本鬼子，一个个垂头丧气，已没有昔日威风。而我，也已不是七年前的热血青年。我已是共产党员，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于是，我镇静地向他们宣传我军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的政策：不侮辱人格；不没收私人财物；保证安全；提供食宿条件。同时，解释把铁路破坏了，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军和没有放下武器的日军的进攻。希望明智的日本军人，不要帮国民党卖命，来打解放区人民。有一天，我讲完话后，翻译又讲了一句什么话，日本人都惊疑地看着我，我问翻译讲了什么？他说他要未婚的姑娘集中住宿。我问他：“有这种必要吗？”他默不作答。我当即否定了他的意见，要日本姑娘仍和家人一起住。后来，有一个日本人告诉我：他们在徐州的时候，有一个国民党军的营长，要他们的姑娘去伴宿，说是“为了报复”。我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讲人道主义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绝不搞报复。
还有一天，翻译要陪我去看一家朝鲜人。我们进屋后，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和四个年轻妇女。我问他们来中国干什么？他们说是作生意。在回来的路上，翻译告诉我，说那四个女的是军妓。我想她们应该是日本军阀强征的朝鲜妇女，来中国充当日本侵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她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日军战败了，她们也被解放了。回想三年前，我曾看过一出叫《川岛》的话剧。描写一名日军军官川岛，去日军慰安所寻欢作乐，不料，第二天早晨，突然发现慰安妇竟是自己的妹妹，川岛悲愤自杀。在日本军阀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中，受残害的又何止是中、朝两国人民!
两位“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年纪大点的，比较老成，不大说话。年轻的那位，是要日本姑娘集中住宿，陪我看军妓的那位，很活跃。文工队的张鹏同志说他是“×毛灰”，他不懂“×毛灰”是什么意思，跑来问我，我说，是“勇敢、能干”的意思。他非常高兴，当着大家说：“我是×毛灰！我是×毛灰!”引得一场哄然大笑。其实，在当时部队里，称一些调皮捣蛋、不守纪律的人才叫“×毛灰”。我怎能如实地告诉他呢！我们的接待站只办了一个多礼拜，收缴了几十把剑和指挥刀。11月下旬，五旅参加临(城)枣(庄)路破击战，文工队要随部队向南开进，接待站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联合演出《李闯王》
在临(城)枣(庄)路破击战中，我们文工队的同志，曾陪同“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去山家林火车站喊话。该站驻有日军一个小队，30余人，有坚固的钢筋水泥地堡，围墙上有电网。十四团一营包围了这个据点，三连炸掉了地堡，破坏了电网，敌人很恐慌。“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用日语叫他们放下武器，不要给蒋介石卖命，争取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在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日军全部投降。文工队的同志还到林山阵地散发过传单。林山是临城附近的一个敌人据点，我军攻占后不久又要撤离，在部队撤离前把宣传品撒在前沿阵地上。
临枣路破击战后，我就离开了文工队，调任五旅政治部民政科副科长。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五旅进驻峄县以南、台儿庄以北的泥沟地区休整，开展百日大练兵运动。文工队由许平队长率领，去峄县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与四旅、九旅文工队合并，排演历史剧《李闯王》。6月中旬，五旅奉命南下华中，文工队才归建。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这一群不拿枪的兵，后来有的牺牲在战场上；有的转业做地方工作；有的仍留在军队里。不管是做领导工作，或者是继续当“普通一兵”，他们都默默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把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战争。(选自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编《战争年代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