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
梁启超：女学为第一义
——“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题记：谈论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思想，梁启超是不可绕过的一人。戊戌变法前发表的《论女学》作为其第一篇妇女问题专论，不但当年曾激起巨大回响，直接促成了晚清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女学校诞生，而且梁氏一生言说女性议题的基点亦由此确立。虽然时至今日，研究者增强了反省意识，对其立场与立论颇多批评，却也反证了该文影响力的绵久，故仍然值得今日仔细探察。
乐观与悲观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两种对人生不同的看法。要知道一个人的人生观，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他对人生是抱乐观或是抱悲观的态度。所以我们讨论乐观与悲观，也就是在讨论一般人所最关心的人生观问题。
《论女学》乃是《时务报》创刊，梁启超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变法通议》中的一篇，1897年四五月间在该刊第23与25册发表。与其他各篇相同，《论女学》也秉持了《变法通议》大声疾呼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当今中国亟需以“自变”求“自强”的宗旨，将女子教育纳入政治改良的整体规划中。
按照原初的设想，《变法通议》是一部“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的大著作，实则在写作中已不断调整。但无论如何，除总论外，梁启超最先着笔、也是其最为关注的话题还是教育，即他所说的“学校”。以此，《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论译书》诸篇，均列在“论学校”的总题下。为何“学校”优先，梁启超也有阐论：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官制”属于政治体制，固然具有总揽全局的作用，但倒推上去，培育人才的学校才是决定变法成败的根本。所谓“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放在变法图强这一目标明确的论述框架中，女子教育也被赋予了神圣使命。梁启超的表述最初采用了反面立说的方式，“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缕述女子未受教育带来的危害，由此展开了对旧习陈说的批判。其论说的四层意思，分别指向女性的职业、学问以及母教与胎教的现实状况。依梁氏之见，中国女性不学因而无业，不能自养；无学因而心胸狭隘，家室不宁；母教不善，造成世风恶劣；胎教不讲，造成人种退化。所言实际是从经济、家庭、社会、种族四个维度，揭示女子失学与国族衰落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现成——“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应该说，梁启超当时虽然编写了《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对于西学知识的接受也还有限，却已经常运用到文章中，使其论说面目一新。如论女性无业，开头即引用“公理家之言”：“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随后的论述便借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阐发的“生利”与“分利”说展开，断言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论胎教又以长注的形式，引用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生物遗传学说。而李书刊行于1894年，严译成稿于1896年，对于梁启超来说，都是世界最新学说，足见其吸收与发散能力之强。以此科学新说为支撑，梁启超的《论女学》也具有了充沛的理论力量。
更进一步，西学不只是作为理论支撑，更成为渗透在《论女学》全篇的底色。尽管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声称：“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并泛泛提及，《礼记》的“《内则》一篇，言女学堂之事也”。然而细观《论女学》，其中用来与中国女子失学相对照的典范，已全为泰西与日本，而非遥不可及的三代。不仅《礼记·内则》不见征引，即便在夹注中称引了《大戴礼记·保傅》中有关“胎教”之说，正文却以“胎教之道，《大戴礼》《论衡》，详哉言之，后世此义，不讲盖久”为由，立即转入“今之西人，则龂龂留意焉”。显然，即便儒家看重的母教与胎教，在梁启超的论说中，也必以西人西学为准。
既然与受过教育的西方女性相比，中国女界俱不如人，取法域外便很顺理成章。而在榜样的择定上，梁启超也有考虑。虽说“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梁氏最推重的国家却非美莫属，称说：
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不必说，未经提到的中国，亦应归入最后的序列，这也是梁启超随即慨叹“若是夫中国之宜兴妇学，如此其急也”的原因。
被梁启超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论定的“强国”与“女学”之间的联动关系，无疑强化了他对中国“妇人不学”的痛心疾首，措辞也不免峻急严苛。即如近年颇受诟病的二万万女子“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的说法，起码是漠视了女子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对此，梁氏日后也有修正。1902年发表《新民说》，在《论生利分利》一节便特意分辩：“论者或以妇女为全属分利者，斯不通之论也。妇人之生育子女，为对于人群第一义务，无论矣。即其主持家计，司阃以内之事，亦与生计学上分劳之理相合。”不过，即便对于妇女“育儿女，治家计”这类“室内生利事业”已经认可，梁启超却依然认为，“中国妇女，则分利者十六七，而不分利者仅十三四”，作为对比的仍是“率皆有所执业以自养，即从事于室外生利事业者”的泰西成年女子。这里的关键在于，梁启超认定，女性只有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劳动，才可以直接助力国家、民族的富强。因此，女子也应如男子一样，“人人各有职业”，就成为必然的诉求。而“学也者，业之母也”，中国妇女的“无业”既被归咎为“不学”，问题就仍然落在了教育为本的理路中。
梁启超
更有意义的是梁启超对于“学”的判定，即何为“学”？答案照例是从批判传统观念展开的。梁氏先是指斥“妇人无才即是德”为“躗言”：“世之瞀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这番话义正辞严，今日听来也无可非议。问题出在接下来对才女创作的否定上：
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
此言貌似与传统儒家的“女教”（道德教化）同一声口，实则是将才女文化归入旧学之列，故采取了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
梁启超对女性所应具备的“学”，也即女子所应接受的教育本有很高的期许。始则称道“吾之所谓学者，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助其生计”指向女子执业的相关学科知识，尚好理解；至于“拓其心胸”，则当以随后所言“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弱强之理”解之，方尽其意。在如此浩瀚的时（“万古”）空（“五洲”）中，人类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种种道理，梁氏以为中国女子俱应涵容胸中，则其心目中的“女学”之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已毋庸置疑，那么，还有什么学问女子不应当知道？以此为目标，梁启超所推崇的“今日之中国”的“妇学”求学路径，自然也迥异于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晨夕伏案，对卷伊吾”，而应是“师友讲习以开其智，中外游历以增其才，数者相辅，然后学乃成”。不只要求学校内外的交流，而且必须走出国门，借游学游历以增长见识，提升学问境界。这在当年固然只是理想之言，但指明向上一途，正可见梁启超对女学期待之殷。
而从“五洲”“万国”直到“中外游历”，实在都出自全球视野，已远远越出中学的范围。将其置于晚清中西冲突、新旧对峙的格局中，不难看出，已经断然舍去“数百年无用旧学”与治学门径的梁启超意欲推行的“女学”，明显属西而非中。故而，与鄙弃“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相对应，梁氏所推崇的“讲求实学，以期致用”，正是时人眼中西方文化最突出的表征。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既然已被归入“不学”“不教”，一无足取，新兴的“女学”于是势必取法域外，引进西学与西方教育体制。
不过，梁启超习惯使用的极言竭论、推向极端的论述方式，也很容易招致误解。《论女学》开篇引用《孟子》“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以此倡言中国“今日之近于禽兽者，何其多也”。并且占人口一半的男子“近于禽兽者，犹或以禽兽为耻”，女子则“岂直不耻，乃群天下之人以为是固宜然耳”，梁氏因此痛心地连呼：“岂不痛哉！岂不痛哉！”这一将女性类比禽兽的提法确实令人深受刺激，在现代社会已碍难接受。但返回儒家的原始语境即可知晓，人禽之别本是《孟子》讲究人格修养的要点。梁启超已注意到：“《孟子》书中言禽兽凡五”，乃是因为人“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即人格其物也”。“孟子之教，则凡以唤起人类之自觉心而已”。所以，梁启超借孟子有无教育以判别人禽之说所做的发挥，意在激起女性的羞耻心，从而积极向学，健全人格。
推而广之，梁启超在《论女学》中的愤激之言也不应以鄙视女性一概而论，“爱之深，责之切”或者更近于事实。称赞“诸教之言平等也”，愤慨“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则为君者从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则为男者从而奴隶之。臣妾、奴隶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缚其手足，冻其脑筋，塞其学问之途，绝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于此强有力者之手”，此等言辞，正可见出梁氏的人类平等观。而其行文中常见的男女对举，均是兼顾男女而责之，隐含的还是一视同仁的思路。更为明显的是对美国女学的推重，端在男女的无差别教育，即“女学与男学必相合”，其中蕴含的教育与人格平等的观念分明可见。
还应当提到的是梁启超对于女子作为人才的看好。梁启超认为，男人与女人之间“所以生差别者，在智慧之开与不开耳”。因此，所有质疑与反对女子读书开智的论调，都被他斥为“不仁”。尽管认可“男女之于学，各有所长”，梁氏却绝对不承认有智力高下之别（“非有轩轾”）。无论任何学问，“男子所共能，抑妇人所共能也。其学焉而可以成为有用之材，一也”。更进一步，他甚至断言：
妇人苟从事于学，有过于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应之繁，二曰免考试之难。其居静，其心细。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
这已不只是肯定女性能够成为同男性一样的人才，而是可以做得比男子更杰出。
当然，清末呼唤女学者，梁启超并非第一人。不过，对于女子教育的目的，所言大有出入。1897年，《申报》刊登的一篇稍早于梁文的论说，即将妇女“读书识字之益”归为四端：明理、遏欲、医俗与适用。中间两端不难了解，“明理”之使“其妇守柔顺之贞”，“知从一而终”，“辨三从之义”，“适用”之应对日常的计数与家书，如此，读书女子亦适成后来者所贬斥的“男子之高等奴隶”，又何必受学？而梁启超对妇女以及女学热切的厚望，都是基于维新变法力求达致的富国强兵政治目标。其说在当年能够打动人心，直至影响广远，自然是因为契合了时代的需求，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本文节录自《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五期夏晓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