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润文
初春，午后的暖阳斜斜地穿过红墙黛瓦的李兆基人文学苑，楼台转角处初见新芽嫩蕊，在清凉的光辉中，我们叩开赵冬梅老师的书房。夕阳余晖恰好打在门边的书柜上，溢满整个房间，映人脸庞。赵老师面带微笑，向我们徐徐展开她的书房故事。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在书房（北大出版社供图）
办公室不大，却被书撑出一片天地。除了窗户和门，四周围着的都是到顶落地书柜，让屋子有了纵深感。办公桌在正中处，置身其中，颇有“坐拥书城”之意。桌子上摆放着一台未合上的笔记本电脑，旁边是木质阅读架，架上的书借一支铅笔展开。在桌角上横叠着几本专著，或正或反，还带着抚摸过的余温。一盏台灯长长地从书桌那头延伸过来，光线聚焦在笔记本电脑处，与透过窗的阳光相辉映。方寸之间，安放着宋代历史的研究与阐释。
浩繁的书被书架分成一格格的小区域，整齐地排列着；离手边最近的是赵老师教学要用到的书，比如《东京研究》《东京梦华录》。和东京（今开封）相关的书从左到右列成一排，是赵老师讲授“社会生活史”这堂课需要用的书。因为宋代的社会生活，很多内容与开封即北宋的首都有关。再比如讲“宋史专题”这堂课，邓小南老师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就放在离写字台很近之处。赵老师称这一片属于“工作区 ”。在这之上，需要站起来才能取到的书大部分都与宋代相关；而需要走几步才能拿到的书，便是其他领域的书籍，比如《中国法制史》与史学史这类的书籍。
书对于赵老师来说，是不过时、不考虑钱、越积越多的存在。和其他物品不同，衣服会有不时髦的时候，如果一整年都没穿就可以扔掉了，但是书却不能因为一整年没看就扔掉。人文学科背景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买其他东西可能会考虑钱，唯独买书不太会考虑钱的事情。赵老师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攒史料书，每次搬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包书，她的每一本书都会随她而居。“书只能是越聚越多的。”赵老师看着满书架的书说道。
一间学者书房的形成，就是一本一本地攒，随着研究兴趣和走向的发展，这些书慢慢地成了系列、建了规模。看着书脊上暖黄的灯光，赵老师说：“一位学者积聚书的过程，其实也是学问增长的过程。”
但是，有聚就有散，只是散的方式各有不同。赵老师手里拿着一本纸页发黄的书慢慢摩挲，这是她的导师祝总斌先生留下的，这是一种“散”的方式。历史学系的邓广铭先生把他的书捐给北大图书馆，书的寿命得到了延续，更多的人从中受惠。所以，书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和时间结合在一起，从而有了故事，有了人，有了深度，它变成了一条河流。
研究者与欣赏者是两种眼光
对于学者来说，读书就是工作，此时的阅读效率极高。实际上，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寻找。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心里已经有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所以读书的目标明确。此时，研究者身份的阅读奔向的是材料，在与材料交锋的过程中，一直在脑子里对其进行加工，并且随手摘抄。
赵老师将这种研究者式的阅读称为“干活 ”：“作为学者的阅读，我手上会拿着一支笔，随时要记，要不然就可能会漏掉。有些文本，我手上没笔不能记录的时候，我干脆就不读它。”
而更多的阅读者是欣赏者，作为欣赏者的阅读，文学类书籍是首选。不管我们学习何种专业，文学绝对是滋养心灵的天地。读文学经典，要找到那些和自己心性相合的作者和文字，寻找的过程，就是阅读积累的过程。
怎么判断是否相合？就是在此中我们能放开自己，感觉到舒坦和放松。结束忙碌劳累的工作之后，夜幕降临，面对桌上暖黄的台灯，翻开一本书，在那里安放白日的消耗与疲惫，避开周围的喧嚣与聒噪，沉淀自己。这便是与我们心性相合的文字带来的滋养，读得多了，慢慢就找到了。
赵老师用武术的说法来比喻这种阅读，即“返本归元 ”，当我们被外界拉扯、消耗得比较多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固守丹田之气；而回到内心的方法，就是回到书中。在书里，我们能安静地读下去，这便是滋养内心最好的办法，不必与外人分享，书里映照的是自我。
找得到、回得去
人文社科类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如何有效地将所读内化于心呢？赵老师讲述了她“三步走”的独门阅读法：第一步是记笔记，第二步是做引得，最后一步是做长编，这样就能“找得到 ”，并且能“回得去 ”。
首先，读书一定要做笔记，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 ”。读自己的书时，遇到有所心得的内容，一定要用笔划出来，不然读罢全然忘却，慢慢就“回不去”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是我们从小就明白的道理，但在电子书盛行的今天，我们多久没有感受铅笔在纸页上滑动的触觉了？所以，当我们打开一本书时，一定要记得拿起桌上的笔。
如何做笔记也有技巧，停下来大段大段地记很耽误时间，怎样能够让这一过程尽可能快又准确呢？这便是阅读的第二步：做引得，即索引式笔记。在一本书最后的空白页，记录着赵老师写下的非常精炼的短语或关键词，以及相对应的页码，这或是在阅读过程中有所心得的地方，或是赵老师认为有误的说法，或是与自己研究相关的内容。这些文字代表着这本书对于赵老师此次阅读的价值。“引得只要自己能看懂就可以，记下来什么东西，在多少页，然后回得去、找得着就行。”我们通过划线标记“找得到 ”，又通过引得笔记“回得去 ”，基本上能够称为“学会读书”了。
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最后一步做长编，这是对研究人文学科的同学们提出的更高要求。司马光有一篇文章叫《答范梦得》，范梦得是为司马光修书的助手。在这篇书信中，司马光教他如何搜集和处理材料，如何开展修书工作，这既是读书之法，也是作文之道，对我们学习阅读方法很有启发性。
“知识是要分享的”
如今我们常看到赵老师在中央电视台、视频网络平台进行文化普及工作，向大众讲述中国宋代历史。其实，赵老师第一次上电视时是非常不情愿的。最初去《百家讲坛》试镜时，她生怕别人发现自己上电视、做知识普及。作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在获得头顶光环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很大压力。赵老师若是去某地做讲座，她并不会在朋友圈里发讲座消息进行宣传，往往是讲座结束后才告知朋友。对此，赵老师自我解嘲说：“我是一个拿着隐身草招摇过市的人。”
但是，有一句话打动了她。一位编辑对她说：“知识是要分享的。”赵老师非常同意这一说法，她常会思考，在象牙塔中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历史学者的价值又在哪儿呢？
赵老师认为，历史学者是代表族群探索有关“过去”这一知识领域的人。更重要的是，学者获得知识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要分享。专业研究者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族群，特别是年轻人，永远在接受错误的观念、陈旧的知识、满拧的逻辑。学者要分享研究出来的正确内容，那种满足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研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再有，知识是有分层的，有一些内容大众确实难以启及，探求历史学的门槛也很高。赵老师进行文化普及，就是尽力将这些高深的学问深入浅出地讲出来，在接近科学理性的思维范式下，分享历史知识；在逻辑正确的前提下，让更多的人明白中国历史。这是她作为历史学者的责任，“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都得去做，可是我觉得这个群体得有人做 ”。
她便是主动担起这份责任的人。对于如何讲好历史，赵老师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作为已经了解、掌握这份知识的学者，更需要俯下身去，知晓大众的想法并予以接纳。进行文化普及，始终要有服务意识。
（本文摘选自《第一等好事：北大学者书房第二辑》，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一等好事：北大学者书房第二辑》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
任羽中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北大学者书房”系列之一，选取当下北京大学不同学科具有代表性的16位教师，走入他们的私人书房，去探寻学者书斋里的故事。这些学者来自中文、历史、法学、化学等诸多领域，都是各自学科的领军人物，也是广受学生和读者欢迎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贺桂梅、范晔、罗新、于铁军、章永乐、孙明、邱泽奇、程美东、苏祺、阎天、陈平原、 夏晓虹、易莉、贾妍、赵冬梅、李彦等。透过学者们在书房里孜孜以求的身影，读者可以触摸到北大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学术风貌，真切感受到学术研究背后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