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批评李鸿章，讲他明明可以往南京去，非往浙江来，这绝对不是谋国之忠。可是咱们要设身处地想一想，把人情、公理都放在一块儿来考虑。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荃以前跟他合作过很久，有兄弟般的情感，他跟左宗棠的交道少，双方的感情肯定没有他跟曾氏兄弟那么深。他要兼顾人情的话，那当然尽量不要得罪曾氏兄弟。至如公理，说白了，来援助浙江也不是一点事都不干，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将士里面也会有伤亡，那毕竟是一场战役，虽然可能比不上南京。那么在人情、公理之间，李鸿章除了这样的选择，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左宗棠要责怪他没有谋国之忠，李鸿章肯定就认了。只是这话，左宗棠也不能公开讲，随着事态的发展，大家就更不能公开捅破这句话。就是说，曾国荃或者曾国藩拒绝淮军援助，但是都不能捅破这句话。这话一捅破了，就没有余地了，各种事情就进展不下去了。因为你要公开这样指责曾国荃或者曾国藩的话，那你的意思就是让他们可以不干了，那也不行。现在不管是军机处的，在北京的，还是在江苏的，在浙江的，以及在江西的各地高级官僚，都知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只是静悄悄地等待，看这场戏接下来到底如何演下去。
四月上旬，朝廷的谕旨没有督促淮军一定要往南京去，只是问一下是否行有余力，可以西进。这表面上是问李鸿章，本意就是敲打曾国荃，就是说你快点啊，再不快点我就会直接让李鸿章过来了。曾国荃当然知道，又是猛挖地道，但是一个月过去了，效果还是不佳。五月八日，军机处忍不住了，下了一道可以说很严厉的谕旨，其中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是，“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肤公”。这个命令是对李鸿章下的，就已经是责备李鸿章迟迟没反应，现在命令你立即调数千劲旅，尤其是大炮部队，赶往金陵。
第二个要点，就是也对曾国藩下了命令，“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见”。这个话也很重，身为统帅，胸有全局，你眼光不要仅看到是由曾国荃去攻打南京，你要看到，不管是谁去打南京，只要打下了，就对全局有利。
两个要点，一个是命李鸿章速速出兵，一个是让曾国藩闭嘴，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再去阻挠其他军队来援助南京了。你是统帅，要以大局为重。这个谕旨一下来，接奉谕旨的人就都要回复，能够执行、愿意执行的，回复我同意，然后拿出具体的部署；不愿意或者不能够的，你就得拿出理由，而且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来给上边看，就是要以理服人。
李鸿章要表态，去还是不去；曾国藩要表态，到底怎么想，包括淮军来了之后你怎么办。最关键的当然是李鸿章如何回奏，李鸿章只要说一句我能，他就可以去了，那曾国藩再怎么说都意义不大。最受这道谕旨刺激的，就是曾国荃，若李鸿章真的奉旨疾行，那没多久，淮军就到南京城下了，淮军带着大炮一来，湘军就得给他们腾开阵地，淮军变成主攻了。传说中大炮那么大的威力，苏州那么高大、结实的城墙，都经受不住淮军的大炮，南京怕也经受不住。要是淮军打开了南京，首先冲进去的，肯定也是淮军的士兵。这样一来，功劳岂不是都变成淮军的了？所以曾国荃已经有心病了，加上最近身体也确实不好，接到这封谕旨之后，情况就更加恶劣了。没办法，曾国藩只得再次给他写信，这次曾国藩的口气就是明显的放弃，说事已至此，只好面对现实，让曾国荃心胸开阔一点。他说，“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唯一不好的不过是分去功名而已。将来后人讲到咱们这一拨人，会讲胡林翼攻克武昌，李续宾攻克九江，曾国荃攻克安庆，李鸿章攻克苏州，左宗棠攻克杭州；最后攻克南京，曾国荃和李鸿章各分一半功劳，这也是一个美名嘛，何必非得全由你自己一个人攻克南京才算美名呢，为什么非要独占这个天下第一美名呢？就说没必要，你原先打了安庆，现在南京有一半功劳，也很不错了。至少光论克城的功劳，你和李鸿章可以打个平手嘛，你只是不能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而已。
这是曾国藩劝曾国荃放弃，但是这些话，曾国荃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真正能劝他，稍微让他安慰一下的只有李鸿章。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李鸿章也写了一封信给曾国荃，写得很直白。李鸿章说，屡次接奉圣旨，让淮军去助攻，但是念在我公辛苦了两年多，最后就缺这一篑之功，因此我每次都拒绝了，“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禁脔是不能让别人尝的，卧榻之旁是不能让别人睡的，南京就是曾国荃的禁脔卧榻。李鸿章就等于说，九叔你放心，南京就是你的，我绝对不会去。这样说曾国荃自然能够安心。李鸿章觉得还不够，所以信的末尾又说，最近攻下常州之后，顺手把丹阳也拿下，在报捷的折尾还写了一句话，就是金陵不日可克，说很快就能打下来。把这个情况当作很有把握的预见，放在军情折里。李鸿章将这句话透露给曾国荃，又说了一句，你看这个弦外之音，听起来还比较顺耳吧。就对曾国荃说，前面那句话是安慰保证，这句话就是希望，表示我在私在公都会维护曾国荃的利益与荣誉，你绝对可以放心。
当然这是李鸿章对曾国荃的一片情谊。我们看李鸿章的这种用词，那么直白，又那么小心翼翼，生怕触动曾国荃的痛处。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的曾国荃对于他人助攻南京敏感到了何种程度。而且这也不仅仅是曾国荃的敏感，当时的淮军将士就有不少人公开说，愿意响应朝廷号召去助攻南京。他们跃跃欲试，像刘铭传、周盛波，不仅自己想去，也怂恿李鸿章应该去。刘铭传当时是淮军第一名将，当然未来他的名声会更大，这个时候他很想去南京立功。他们开玩笑，有人说想去南京是个好事，可是湘军很厉害，特别现在鲍超驻军在东坝，东坝在南京的东面，从苏州、常州这边过去必定要经过东坝，咱们要是去的话，那不得开战啊，鲍超那么厉害，我们打不过他。刘铭传就说鲍超厉害那只是听说过啊，咱们没打过，而且听说他军中现在发生了疫情，能战的不过三四成人员，再加上我们有大炮啊，霆军再厉害，能够挡得住我们的大炮吗？像这种话，从淮军里面也传到了湘军这一边，曾国荃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李鸿章说话，那么直白同时又小心翼翼，一方面是自己对曾氏兄弟的情谊，要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另外也是要消除这些流言的负面影响。
但是李鸿章一而再地向曾国藩、曾国荃表达他忠于师徒之情忠于友情的态度，这还不够啊，谕旨你还得回一下。军机处就是命令你派兵往南京，你怎么回复那一道命令，才是最要紧的。这下我们就能看出，在攻克常州之后，李鸿章立即派兵往浙江助攻这一招的用处。李鸿章回奏讲了很多话，但是讲来讲去就是两个字，没人，现在淮军没有人能够过去。怎么没有人呢？前一阵说鲍超要往江西去助“剿”，那他那个防地需要派人接管，这就分出了一部分人；现在淮军有一大批精锐军队在浙江境内长兴附近助“剿”，急切之间也不能撤回；已经拿下苏州，那需要人驻守，松江府、上海也要派兵把卫。这么一分下来，在短时间内根本拿不出一支赴援南京的军队。去赴援当然是对的，淮军不反对，但是我李鸿章手上没人啦。这理由，是一个既符合常识又有真凭实据，还让军机处无法反驳的理由。确实没人，根据李鸿章最近这么一两个月的奏折，军队的调动情况，他说的没有一句假话。提出这个坚实的不容辩驳的理由之后，李鸿章又讲，我屡次接到曾国荃的来信，他说金陵的情况是缺饷，而不是少兵，不需要再派几千人的劲旅过去，他人够了，就是偶然饷援有些缺乏，国家财政要多支持点；而且现在又新开了十多条地道，只要爆掉一个地道，给城墙轰一个缺口，那么攻克南京指日可待，有什么必要还要我淮军准备那么多人往那边去呢。
就是说，他不但回绝了军机处的要求，还顺便给曾国荃递了一个条陈，帮曾国荃说话。这句话让曾国荃自己说，他还不好说，现在李鸿章找了个机会，做了个顺水人情。联系前面他给曾国荃写的信，在公在私，李鸿章对曾国荃确实非常照顾了。这个奏折递上去的时候，可想而知，军机处只能由他了。
曾国藩这边也要回复，将刚才李鸿章回复的与曾国藩所回复的对照，会发现，这两个人好像是一唱一和，做了一个绝妙的配合。
曾国藩的奏折一开始讲了两点。他先说苏、常攻下之后，当时自己就想上奏，要求李鸿章过来助“剿”，但是呢，李鸿章是封疆大吏，应该由朝廷来调动更合规矩，更合礼数，自己直接去奏请让他过来，有点越格。这句话绵里藏针，前面反复讲了，曾国藩有节制四省军务这道命令，可是渐渐地军机处就不拿这道命令当回事，在曾国藩与本应归他管理节制的江西等省区最高长官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不说中央一定要偏袒曾国藩，但至少没有维护他节制四省军务的权力。
第二点，除了是因为讲规矩，讲礼数，自己没有提起让李鸿章的淮军来这边，还有一个原因，自己跟曾国荃函商，他也因为“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好意思让别人来帮忙。作为前敌统帅，他觉得很羞愧，这个难办的事情，不愿意假手他人。这又是一种反语，怎么就因为你羞愧了，就不要淮军来助剿了？说不通吧。但是背后的意思，湘军苦战两年，曾国荃也为此费尽心血，尽管还没有攻下，但是从大势来看，南京要被攻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不需要太高深的预测能力就能知道。因此湘军经营南京，不愿意他人来分功，也是天下尽知的事情。从常理来讲，直接经营南京两年多，从起兵算起，则间接经营南京有十年之久，到最后眼看就要拿下了，谁舍得将这个功劳让给别人？当然这个是患得患失的人情，如果要跟忠于朝廷、公而忘私的“公理”相比，这种情感是不对的，只要南京被拿下了，管他是哪支军队拿下的，这对朝廷都有利嘛。可是人情与公理，并不一定公理就大过人情。当时的情况，只能旁敲侧击，军机处不能直接用这个公理来压湘军，曾国藩也不能仅仅用这个私情来直接应对谕旨。得两方面的话都讲出来，所以曾国藩要讲，曾国荃因为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麻烦其他的军队来帮他收拾残局。
曾国藩这样一讲，就像跟人辩论，预先为曾国荃消除了对他的责难。接下来就以退为进，更加精彩。曾国藩说，前面的谕旨以及李鸿章的来信，自己都收到了，说要准备派几千劲旅以及炮队来南京助战，但自己认为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要怎么做呢？要“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他说仅派淮军将领是不够的，得要李鸿章亲自督领淮军，而且要速速前来，不必等到什么七月——七月已经进入秋季，不那么热了。也不要等到攻下湖州，可以将淮军在浙江“助剿”的部队撤出来，一切都要为了南京。原先只是要求淮军派一些炮队，派一些军队，但是现在曾国藩要求让李鸿章亲自带队来。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如果只是让李鸿章派一些将领过来，知道的会说这是因为李鸿章自己太劳累，得让他休息一下，而且淮军纪律严明，内部的协调工作也做得很好，就算是一支小型的部队也能完成任务；但是不知道的，就会认为湘军不愿意淮军派大部队过来，最多来一些人数不多的部队，让他们站站场子，做做样子，因为担心他们分去了功劳。这就决非我们两兄弟平日忠心报国的本意了。
像曾国藩这样回，说不但不害怕李鸿章那边派人来，而且还建议让他亲自来，让最精锐的部队、最高的统帅一块来。这个表现出来的姿态就非常高。
对照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两封回奏，就恍然看见，本应肩担大任、顾盼自雄的李鸿章，反而表现得扭扭捏捏，原来被人家批评讽刺说他们贪功的曾氏兄弟，反而表现得以大局为重，毫无私心。李鸿章谦虚过头，过谦近于伪，而曾国藩的回奏太矫情了。综合来看，这两个人的表现都不自然。
于是两人回奏完毕，军机处也无可奈何：唯一的问题还是李鸿章，确实淮军调度有困难，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尔虞我诈、分功妒忌；湘军攻不下南京来，他们也正在尽力，因此也不应该过度责备他们。所以就说，你曾国荃这边尽快攻城，能够早日攻克就万事大吉，而淮军你还是要调度一下，要尽量腾出一支部队，以备应急。曾、李联手演了一出戏，至少将来自北京的压力做了一个缓冲，又给曾国荃提供了一些时间。
当然曾国藩说的是反话，有一封他写给曾国荃的，至今未收入《曾国藩全集》的家书，里面写得很仔细。这封家书，写信时间是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日夜里，回复如下——
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来信，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愈深矣，余意欲奏请李少荃前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少荃之季弟幼荃，气宇极好，拟请之日内至弟营一叙，弟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余俟详复。即问近好。国藩手草，四月廿夜。
这封信从曾国荃家流入市面，当时是日期连在一块儿的三封家书一块儿流入市面被人买下的。这个购买的人叫方表，字叔章，1949年后做了湖南省文史馆的馆员。他在民国时期交游广阔，参与了很多政治上的大事，他拿到了这三封信，然后就复制给了他的朋友黄濬。黄濬就将这三封信的内容披露于他的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里面。这三封信有两封经过删改之后，收入了曾国藩的全集里，只有上面说的这一封，在方表和黄濬发表之前，完全没有披露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完善的《曾国藩全集》，也没有收入这封信。
曾国藩对淮军来援的态度，这封信就讲得明明白白。他分析淮军过来了，好处有两个，弊处也有两个。先说好的，确实淮军的大炮威力大，来了之后，对于尽快攻破南京绝对很有帮助；而且淮军大队人马来之后，可以分防一些地方，南京周边一些应该防守的地区，也可以交给淮军防守，这么一来，湘军没那么辛苦。这是两个好处。两个坏处，第一，李鸿章近来气焰很高，有可能他的言语之间，举动之间，会让曾国荃感到难堪。这个又要讲一点，李鸿章和曾国荃的书信之间，李鸿章就很尊重曾国荃，但是两人此前也确实有过不愉快。那是李鸿章没有来上海做事之前，刚到曾国藩幕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曾国藩就让他到曾国荃军中去帮助曾国荃，但是曾国荃对于读书人的态度，一直不是很好，不够尊敬，所以两人的相处不怎么好，曾国荃很有可能言语间得罪过甚至侮辱过李鸿章。所以曾国藩就担心李鸿章近来气焰这么高，江苏的战绩那么强，现在又是应湘军的请求来帮忙，会不会因为往日的那些恩怨，报一报言语上的仇。第二，李鸿章带来的人，这淮军士兵军纪不怎么样，胡乱骚扰，对湘军表现出骄傲，那么这些人在跟湘军共同作战期间，会不会侮辱湘军士兵，引发骚乱？这也很有可能，甚至几乎绝对会发生。湘军内部各军之间，一旦同扎一处，都会发生矛盾冲突，何况湘军与淮军。而且就是淮军里面，将来打捻军的时候，刘铭传的部队还曾发生过这种事情。淮军与当时僧格林沁部下陈国瑞的部队同住一处，结果双方冲突，杀掉很多人，最后刘铭传的部队还捉住了陈国瑞。同为一军之首，两人竟然这么水火不相容。因此曾国藩的这些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他提出两个好处、两个坏处，让曾国荃自己决定。如果曾国荃情愿一个人苦苦支撑，不要外人相助，那好，快速回信给我。在没有得到你回信表态之前，你一天不表态，我也就一天不会同意淮军过来。
公开发表这封信的黄濬就有一个很精当的评论，他说曾国藩在对待李鸿章来不来的问题上，很犹豫，觉得淮军来好，又怕来了之后两军产生矛盾，他的心事很曲折；这封家书已经可以和盘托出他的心事，他的心事再深、再细、再曲折，也就这样。黄濬说：“其家庭骨肉之间，私书谆复，其权衡利害，褒贬是非，亦不过如此，则亦不失为得性情之正者。”他说这么一封家书，家庭骨肉之间，最亲近的人之间写信，可以毫无隐晦，有什么说什么，可是你看他在这信里面说的，就算有一点私心，就算对淮军有一些抱怨，但是所写也不过如此而已。说来说去，这么一封机密的信件，又是两个至亲的人之间的谈话，曾国藩并没有太多出格的地方。
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曾国藩在公开场合所讲的，包括在奏折里面讲的那些话就显得比较假、比较虚伪。倘若要征调淮军，而曾国荃仍然不同意，曾国藩还会想一些办法来顶住朝廷的命令，只是这必然也是一个比较秘密的操作。而且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也不一定就能说，曾国藩在此之后，特别是在五月中旬开始到六月中旬攻城成功的这一个月内，有一些私底下的秘密活动，主要是与李鸿章串通了去做的。这个证据也几乎见不到。
奇怪的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在这一段时间内曾国藩给李鸿章的通信，极少谈到自己对淮军来援的态度。我们从李鸿章现在留下来的文字里面，可以见到不少写给曾氏兄弟以及其他人关于来不来援的问题，但是在曾国藩这一边，这方面的信比较少。我们可以怀疑，曾国藩生前，对这些有关的信件曾经做过删订。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不止一个曾经进入曾国藩幕府，而且跟他关系比较亲近的人讲过，曾国藩有这个习惯。譬如湘潭人袁树勋，曾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进入他的幕府，后来袁就回忆，曾国藩对于家书信件很重视，亲手删改，在当时已有必传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对于有些自认为不合适的内容，他会抹去，他也预料到身后这些东西都会刊印，都会流传下去，很多人会看。所以有可能对自己形象不利的一些话，他就不愿意别人知道。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家门之内一些隐私，或者一些他觉得不够重要的事情，没必要让外人知道。现在将它删除改动，总比将来公布于天下要好得多。这也有可能。我们今天再看湘乡家藏的曾氏文献，信件上面有的时候会有标注“抄”或者“不抄”。“抄”呢，据说是可以将来编入全集的；“不抄”，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公开、公布。所以像前面说的这封信，既然没有编入曾国藩的家书，应该就是曾国藩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在淮军来援的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只是我们看到之后，觉得还是有点像黄濬所说，并没有太过头的地方，只是一个比较深入微妙的考察，在这件事情上对他弟弟的一个承诺，仅此而已。但是相对于他公开的那些态度，尤其是前面复奏说的那些话，这封信体现出来的消息就让人感到有些惊讶。也就是说，他表面上说淮军可以来，还可以快来，私底下却向他弟弟保证，只要曾国荃不同意，他就会尽一切努力阻止淮军来援助南京。
曾国藩的复奏为曾国荃赢得了一些时间，可是曾国荃攻南京还是没有起色，于是从五月中旬开始，北京连下四道谕旨，催促李鸿章速去南京。五月十六日，说“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五月十九日，“李鸿章恪遵前旨……毋稍避嫌推诿”。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着仍遵前旨，“俟长兴得手后，统率诸军助攻金陵，不必定俟湖州克复”。六月四日，“李鸿章仍遵前旨，俟长兴克复，赴援金陵，并令刘铭传等督带选锋先行，驰往助剿”。五月十六日和十九日的两封谕旨，语气严厉，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像历史上说的连下多少道金牌一样。后面五月二十九日和六月四日的谕旨，语气则稍微缓和了一点。
那为什么前后不一呢，军机处为什么会改变态度呢？可想而知，李鸿章又扛住了来自北京的压力。他在回奏的时候又找到了好的理由，我们看他怎么回复的。他首先驳斥流言，说朝野流传说什么曾国荃害怕淮军去助攻，淮军不愿去助攻是因为不想掠人之美，有畛域之见，这些都是流言，都是无稽之谈。我是江苏巡抚，南京在江苏境内，早日攻克南京也是我分内之事，这有什么畛域之见呢。我在曾国藩营中数年，与曾国荃曾经共事不少时日，我们感情好得很，有什么嫌疑可避呢，所以那些都属无稽之谈。你们就来分析我军事调度有没有问题，条件成不成熟这就够了。表面上是反击朝野内外的流言谣传，其实就是正面告诉军机处，以后这个谕旨写得要有水平，不要写些题外话。
接着就讲具体问题。谕旨说你不用等攻下湖州，赶紧去南京。这其实也是曾国藩上一次复奏讲的，李鸿章不要等到七月暑退，也不必等到攻下湖州来。军机处等了大半个月，见曾国荃还是没有好消息传来，就把曾国藩这一招用上了。那李鸿章就咬着湖州这事不放，他说要是我一边助攻南京，一边助攻湖州，我确实分身乏术，现在朝廷体谅我，让我放弃湖州去助攻南京，南京当然比湖州重要，我肯定体会得到这层深意，也绝不敢辜负。但是我现在撤湖州之围，万一湖州的太平军因此突围，突到江苏境内，震动已经拿下的苏州、常州，或者再往东又去攻击上海（上海是淮军的大本营、后方基地），甚至往西去攻击湘军的围军，去援助南京，并因此引发更大的军事动乱，南京的合围就有可能被突破啊。如果引发这样大的事件，我可不敢负这个责，所以现在从湖州撤围，这事我要多想想，希望你们也多想想。那么如果我不能轻易撤湖州之围，仅仅分一点兵将过去，我也有疑虑，淮军士兵到了湘军营中，双方会不会互相争斗，那我也不敢打包票。曾国藩和我已经商量过，为什么非要让我带兵过去，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我去才能镇得住淮军，我没去的话，淮军的将领互相不买账，他们也不会买湘军统帅的账，那就糟了。所以曾国藩和我都不放心。
这个回复也回得好。湖州当然没有南京重要，可是李鸿章这么一危言耸听，军机处具体操办的，譬如恭王，譬如文祥，他们敢负这个责吗？他们不敢。当时的中国也就这几个人说话有分量，他们讲军情会如何如何，朝廷只有听他们的，因为他们战绩都摆在那儿，几乎都被北京看作天神一般。整个中国动乱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出现了一支军队能够节节进取，所以他们的话北京不敢不重视。那一旦重视，李鸿章说的，就成为一条很坚定不移的理由。当然李鸿章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他说最近征战都在夏季，天气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洋枪连放三四次，枪管就红了，大炮多放几次，也需要维修。因此即使湖州可以撤军，淮军可以西上，也要等到天气凉爽才可大动；现在出发，士兵受得住，可是枪炮受不住。他列了些证据，都是前线的基层将领，像郭松林这些人提交的报告，讲战斗中枪炮发生故障，需要维修，需要调换。
就这么些理由回复上去之后，军机处知道了，再想怎么去调淮军，很难。主观上李鸿章自己不愿意去，已经很明白了，当然他们心里面会责怪李鸿章，但是你公开责怪他就没有道理了，李鸿章讲的全是实情，至少他这些理由全部可以成立。不管是事实上的理由，还是逻辑上的理由，都是成立的。李鸿章只是不跟大家谈情感，那些私人通信他就不会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是他在这些公文上体现出来的没有问题，军机处根本没办法跟他辩论。那只有同意他的做法，尽快休整吧，军队要休整，枪炮要休整，天气稍微降点温就要赶紧过去。因为自始至终，李鸿章没有说不愿意过去，他都是说要过去，只是一会儿这个原因，一会儿那个原因，过去不了而已，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军机处的意见。最后谕旨呢，就还要勉励他们，说今天看了你的回奏，知道你们督抚同仇敌忾，毫无芥蒂，朝廷很欣慰，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同舟共济，能够最终完成攻克南京的任务。
这个奏折，曾国藩也能看到，看到之后内心非常感动。因为李鸿章于公于私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确实李鸿章没有说一句假话，他说不会来搅局，他就真的不来搅局。所以曾国藩也开导曾国荃，说你现在一心一意尽快把城攻克，不要担心李鸿章淮军会不会来的问题。
本文经 天地出版社 天喜文化 授权，摘自 谭伯牛 著《天京之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