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周总理在江门完成视察工作后，计划在当晚返回广州。当时，工作人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即选择何种交通工具。因为在那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河湾密布，公路建设尚不完善，桥梁更是稀少。
工作人员考虑到，如果周总理乘坐汽车返回广州，就不可避免地要让那些在渡口排队等待过江的车辆和群众让路，否则，途中等待的时间将会很长。然而，让沿途等待的车辆和群众为自己的车让路以便快速通过，这种特殊化的行为周总理是绝对不会同意和允许的。
于是，经过与周总理本人沟通并征得其同意后，广东的同志决定安排周总理乘船回广州。一方面，乘船可能比坐汽车速度更快。另一方面，船内的空间比汽车更为宽敞，周总理在途中还能得到更好的休息。
为了避免机帆船隆隆的马达声影响周总理在夜间的休息，广东的同志考虑得十分周全。周总理乘坐的小木船不启动自身的马达，而是由另外一条机帆船在前方用绳索牵引。
晚上10点左右，机帆船开始朝着广州方向启航。行驶了大约两个小时后，前方的拖船突然加大油门，发出几声轰鸣后，便再也无法开动了。
驾驶人员检查后发现，船竟然搁浅了。
但奇怪的是，船并没有偏离航道，怎么会搁浅呢？原来，珠江三角洲上众多河道的水位是随着珠江口外海潮的涨落而变化的。深夜12点过后，恰好赶上大海落潮，河道的水位也随之下降，所以船才会搁浅。
这一突发状况可把负责警卫的人员急出了一身冷汗。面对这种情况，大家别无他法，只能等待涨潮后再继续前行。
据工作人员回忆，不久前，公安厅曾截获到特务的行动计划。周总理在这一地区已经活动了多日，很难不被港澳地区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察觉。如果这些特务采取行动，乘船偷渡，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抵达这一带。因此，负责安保工作的冠厅长等人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万一真的有特务来袭，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周总理指示道，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没有理由总是担心会出事，当前的情况并不会出现不安全的状况。接着，他向大家讲述了1925年自己在广州遇到的两次险情。
第一次是在1925年6月，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率领2000多名黄埔军校学生军举行游行，抗议英国警察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当游行队伍行进到沙基时，突然遭到英、法军队的开枪扫射。
那时，游行队伍正密集地聚集在河边的街道上，前方是河流，背后是高楼，道路狭窄且人员众多，事情发生得十分突然，大家连分散躲避的地方都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当场就有50多人中弹牺牲，100多人受伤。
周总理身边的两名同志也不幸中弹牺牲，与他并排前进的两人同样中弹身亡，周总理迅速趴在地上，这才幸免于难。据邓颖超生前所说，这是周总理一生中第一次遭遇险情。
另一次是在“沙基惨案”发生两个月之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遇刺，广州实行了宵禁。周总理在宵禁期间乘坐汽车返回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司令部，然而蒋介石和何应钦将戒严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原来的口令也失效了，并颁发了新口令。
但这些情况周总理并不知晓。当周总理的座车靠近司令部门前时，由于口令不符，突然遭到门卫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周总理的随身卫兵不幸中弹牺牲。周总理迅速躲到座椅下面，才得以逃过一劫。
周总理在讲述这两次险情时，广东的一位同志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周总理看到后摆了摆手，“往事而已，这个不用记了。”
听着周总理讲述的这两次险情，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新奇。即便是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次听到他讲述自己的这些遇险经历。
讲完1925年的这两次险情后，周总理微笑着说：“我的命大，那两次都平安无事地挺过来了。”大家听后也都笑了起来，没想到我们的周总理这么乐观。此时，河水潺潺流动，蛙声阵阵。海潮涨起来了，机帆船又重新启航继续前行。
